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8
苏轼,作为一位“雄视百代”的中国古代作家,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不仅在文学方面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在人格方面魅力四射,卓尔不群,成为宋代乃至后世历代文人及广大读者景仰的楷模。
苏轼一生波折跌宕,大起大落,他曾被诬陷入狱,险遭不测,也曾因太后恩宠,享尽殊荣。面对挫折,苏轼曾有过深刻的反思,他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 ,也说过 “我被聪明误一生” ,然而尽管有时心存疑虑,“多难畏事”、“多难畏人”,苏轼并未因此停止写作,而是当仁不让的承担起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学领军人物的重任,佳作迭出,成就斐然。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的文学创作高峰都是出现在其政治遭遇不幸的贬谪时期。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虽是自嘲,但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时期都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被贬三地,才成就了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千秋伟业。
苏轼45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是贬至儋州。贬居黄州是苏轼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实现人格超越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苏轼的诗词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世人有目共睹。其中词的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超越的苏轼。苏轼把他的襟怀思想、喜怒哀乐都毫无掩饰的在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我主要从黄州词探寻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内心世界。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尤其是来到黄州之后, “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负债山积” ,贫困交加,名为贬谪实为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中,甚是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
元丰四年作《江城子》 “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鬓”, 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
元丰五年作《水龙吟 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 “瑶池” 之乐境 “飘坠人间” 的孤独地位;
元丰六年作《西江月 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短暂而 “莫恨黄花未吐” 。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此时思想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同时词人自觉“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明显增强,失意落寞的意识相随而生,梦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
《醉蓬莱》: 劳生一梦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
《念奴娇》: 人生如梦
《南乡子》: 万事回头都是梦
《十拍子》: 身外傥来都似梦
……
这些词句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内心的苦闷与孤寂。
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首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二月。这是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清的环境,王国维先生说 “一切景语皆情语” ,凄凉的环境暗合作者凄凉的心境,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彼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一首,也反映了作者苦闷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己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处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了。全词扑面而来的都是萧瑟的秋意,临风对酒之际,全然没有了当年在超然台上 “把酒问青天” 的豪气,没有了 “千里共婵娟” 的轻松与愉悦,却是 “把盏凄凉” 的伤感, “谁与共孤光” 的苦闷与寂寞。
正如古往今来的所有迁客骚人一样,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在遭遇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归隐。对于一个仕途失意的士大夫而言,归隐无疑是解除心中痛苦,摆脱尘世纷扰的一剂良药。为此,过去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执著,有李白对“散发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东坡种花的闲适,此时的苏轼何尝不想找到一处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处灵魂的避难之所呢?
在黄州期间,本来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 “间一二日辄往” 安国寺,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怀归之意屡屡见于他的笔端。
在他的黄州词中有对陶潜的钦慕,如:
《江城子》: 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有对官场名利的淡漠,如: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如:
《念奴娇》: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而最能体现苏轼归隐情怀的当首推《临江仙 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典出《庄子 知北游》原文写道: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里的“我非我有”表现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这正与苏轼此时“人生如梦”的心境相吻合。
词中“何时忘却营营”句典出《庄子 庚桑楚》: “无使汝思虑营营。”这又是化用庄子的话,劝说自己应忘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以求得身心的统一。而该词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欲远离尘世的愿望。难怪当时曾数次误传苏轼病故或出走,甚至连神宗皇帝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与他的诗文和平时的言行不无关系。
苏轼从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 “奋厉有当世志” 。步入仕途之后,更渴望“致君尧舜”,“书剑报国”。但是黄州之贬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世济民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寂寞、苦闷时时困扰着他,佛老思想一时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然苏轼一生襟怀坦荡,了无心机,虽然屡遭陷害和贬谪,但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不渝。在黄州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为黄鄂间溺婴现象忧心、奔走;他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黄州发生一次瘟疫,苏轼施舍圣散子药,被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
苏轼忧国忧民的襟怀在他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元丰五年写作的《浣溪沙》五首最能体现苏轼对民生的关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这首词写作者酒醉醒来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象着雪兆丰年,百姓将丰衣足食时的喜悦心情。 “但令人饱我愁无”一句足以体现作者的博大胸襟。 该组词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到“半夜银山上积苏”,再到第二天“涛江烟渚一时无”,写作者为旱象感到忧虑,又随着旱象的解除而变得轻松。
一直以来,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封建士大夫们所奉 行的安身立命的准则。而苏轼却冲出了这一樊篱,非常圆满地处理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苏轼不管是“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
在黄州期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执著与超越,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尤为难得的是,经历了挫折与打击,感受着苦闷与孤独,苏轼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不仅关注天下,也在重塑自我。且看下面几首词: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蕖细细香。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鲑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三首词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之中,处处都有作者的影子。词中作者既有 “我欲醉眠芳草” 的逍遥,也有 “又得浮生一日凉” 的轻松,更有 “斜风细雨不须归” 的超然与自适。苏轼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再看另外一首词: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写道: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道中遇雨而雨具先去,别人都狼狈不堪,唯独词人不以为苦,“吟啸徐行”,甚至觉得“竹杖芒鞋轻胜马”,并发出“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感言,其实本来是小事一桩,作者却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鸿”的形象,而是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达观洒脱的词人。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的确,苏轼虽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忧患,而这也正是他屡言归隐,而终老未践的原因。因为对他而言,只要从心灵上获得解放就足够了。
纵观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数量较多,题材广泛,词意高远,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记录了苏轼贬谪黄州之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词也是对苏轼完美人格的最好诠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黄州这段经历,苏轼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才实现了一次飞跃。
苏轼一生波折跌宕,大起大落,他曾被诬陷入狱,险遭不测,也曾因太后恩宠,享尽殊荣。面对挫折,苏轼曾有过深刻的反思,他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 ,也说过 “我被聪明误一生” ,然而尽管有时心存疑虑,“多难畏事”、“多难畏人”,苏轼并未因此停止写作,而是当仁不让的承担起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学领军人物的重任,佳作迭出,成就斐然。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的文学创作高峰都是出现在其政治遭遇不幸的贬谪时期。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虽是自嘲,但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时期都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被贬三地,才成就了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千秋伟业。
苏轼45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是贬至儋州。贬居黄州是苏轼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实现人格超越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苏轼的诗词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世人有目共睹。其中词的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超越的苏轼。苏轼把他的襟怀思想、喜怒哀乐都毫无掩饰的在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我主要从黄州词探寻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内心世界。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尤其是来到黄州之后, “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负债山积” ,贫困交加,名为贬谪实为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中,甚是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
元丰四年作《江城子》 “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鬓”, 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
元丰五年作《水龙吟 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 “瑶池” 之乐境 “飘坠人间” 的孤独地位;
元丰六年作《西江月 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短暂而 “莫恨黄花未吐” 。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此时思想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同时词人自觉“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明显增强,失意落寞的意识相随而生,梦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
《醉蓬莱》: 劳生一梦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
《念奴娇》: 人生如梦
《南乡子》: 万事回头都是梦
《十拍子》: 身外傥来都似梦
……
这些词句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内心的苦闷与孤寂。
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首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二月。这是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清的环境,王国维先生说 “一切景语皆情语” ,凄凉的环境暗合作者凄凉的心境,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彼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一首,也反映了作者苦闷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己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处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了。全词扑面而来的都是萧瑟的秋意,临风对酒之际,全然没有了当年在超然台上 “把酒问青天” 的豪气,没有了 “千里共婵娟” 的轻松与愉悦,却是 “把盏凄凉” 的伤感, “谁与共孤光” 的苦闷与寂寞。
正如古往今来的所有迁客骚人一样,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在遭遇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归隐。对于一个仕途失意的士大夫而言,归隐无疑是解除心中痛苦,摆脱尘世纷扰的一剂良药。为此,过去有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执著,有李白对“散发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东坡种花的闲适,此时的苏轼何尝不想找到一处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处灵魂的避难之所呢?
在黄州期间,本来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 “间一二日辄往” 安国寺,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怀归之意屡屡见于他的笔端。
在他的黄州词中有对陶潜的钦慕,如:
《江城子》: 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有对官场名利的淡漠,如: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如:
《念奴娇》: 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而最能体现苏轼归隐情怀的当首推《临江仙 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典出《庄子 知北游》原文写道: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里的“我非我有”表现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这正与苏轼此时“人生如梦”的心境相吻合。
词中“何时忘却营营”句典出《庄子 庚桑楚》: “无使汝思虑营营。”这又是化用庄子的话,劝说自己应忘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以求得身心的统一。而该词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欲远离尘世的愿望。难怪当时曾数次误传苏轼病故或出走,甚至连神宗皇帝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与他的诗文和平时的言行不无关系。
苏轼从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 “奋厉有当世志” 。步入仕途之后,更渴望“致君尧舜”,“书剑报国”。但是黄州之贬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世济民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寂寞、苦闷时时困扰着他,佛老思想一时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然苏轼一生襟怀坦荡,了无心机,虽然屡遭陷害和贬谪,但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不渝。在黄州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为黄鄂间溺婴现象忧心、奔走;他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黄州发生一次瘟疫,苏轼施舍圣散子药,被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
苏轼忧国忧民的襟怀在他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元丰五年写作的《浣溪沙》五首最能体现苏轼对民生的关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这首词写作者酒醉醒来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象着雪兆丰年,百姓将丰衣足食时的喜悦心情。 “但令人饱我愁无”一句足以体现作者的博大胸襟。 该组词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到“半夜银山上积苏”,再到第二天“涛江烟渚一时无”,写作者为旱象感到忧虑,又随着旱象的解除而变得轻松。
一直以来,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封建士大夫们所奉 行的安身立命的准则。而苏轼却冲出了这一樊篱,非常圆满地处理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苏轼不管是“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
在黄州期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执著与超越,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尤为难得的是,经历了挫折与打击,感受着苦闷与孤独,苏轼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不仅关注天下,也在重塑自我。且看下面几首词: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蕖细细香。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鲑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三首词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之中,处处都有作者的影子。词中作者既有 “我欲醉眠芳草” 的逍遥,也有 “又得浮生一日凉” 的轻松,更有 “斜风细雨不须归” 的超然与自适。苏轼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再看另外一首词: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写道: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道中遇雨而雨具先去,别人都狼狈不堪,唯独词人不以为苦,“吟啸徐行”,甚至觉得“竹杖芒鞋轻胜马”,并发出“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感言,其实本来是小事一桩,作者却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鸿”的形象,而是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达观洒脱的词人。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的确,苏轼虽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忧患,而这也正是他屡言归隐,而终老未践的原因。因为对他而言,只要从心灵上获得解放就足够了。
纵观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数量较多,题材广泛,词意高远,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记录了苏轼贬谪黄州之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词也是对苏轼完美人格的最好诠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黄州这段经历,苏轼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才实现了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