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4-11-25
摘要:汪是一文狐,修炼老成精。这是贾平凹对他的评价。由于汪的特殊的生活经历,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总有许多表现农民、农村、写一地鸡毛的内容。在这里,我就汪文章中所特有的民间性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他文章的选材和语言上。
关键词:民间性、题材、语言
正文:
林斤澜曾这样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笔下如有神。
他的文章风格直承周作人和沈从文,但又有自己所独特的一面,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他写作创作中题材和语言里浓郁的民间性。
汪曾祺曾被认为是寻根文学中乡野文化寻根的一支。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民间性便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
一、从汪曾祺写作题材的选择上来看他作品的民间性,主要有如下几点:
1、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表现在对日常凡人小事的选择上。
汪曾祺极其善于刻画民间人物,极其善于写民间小事。在他的《闲市闲民》中刻画了一位怪人:嫌乱不和儿孙一起生活,不种花不养鸟,少出门少运动,一日三餐单调得只有咸菜、面和白开水。什么都不爱,只爱抱膝盖看街。在世人的眼里,这样的人太平凡了,根本不值得一写。然而,汪曾祺却认可了他:“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也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面条,拨面鱼,抱膝盖看街,带着微笑,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从这闲适亲切的话语中可感受到汪曾祺的理解和赞赏,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只有立足于民间,从平民的角度出发才有的深情。
汪曾祺坚持平民百姓作为自己专注的表现对象,不但反映了汪曾祺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情深,也是对“英雄史观”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而这种一往情深正是他文学作品里的民间性。(1)
2、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他对花鸟鱼虫、瓜果食物的选择上。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又为我们介绍了蝈蝈、蝉、螳螂的种类、习性和孩童时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读者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自己童年的情形。
国以民为主,民以食为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一日三餐。汪曾祺写了贫民百姓餐桌上日常饮食不可缺的:炒米、焦屑、萝卜、苋菜、臭豆腐、咸菜……他对这些家常饮食的关照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理解和同情基础之上的。细细品味,会发现食物虽难吃,却与人们的生存紧扣在一起的。如《故乡的食物》中写咸菜茨菰汤:“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菰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菰,是不去茨菰的嘴子的,真是难吃。”在艰苦的年代里,百姓只有吃野菜充饥,饥肠辘辘地过着苦难的日子,作者写这些野菜寄托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怜悯和关怀。日子虽然很苦,但也是欢乐的。
他的一本有关饮食的著作《五味》写得非常好,娓娓道来又不乏介绍食物的来源和历史,写吃、写喝、写做法……有句话说的好,在新时期的写饮食的文章的确不少,若说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是阳春白雪的话,那汪曾祺的家常粗食则是下里巴人,各有风味呀!而这也正好体现汪曾祺文章骨子里的民间性。
3、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也表现在对乡俗风情的选择上。
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总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那些被同时代作家所不屑的题材上,他写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秦邮八景的二景,美丽的高邮湖,鱼鹰捕鱼,船夫撑蒿等等,展现了乡间的纯美;更有送麒麟、劈甘蔗、抖空竹、看围屏、看走马灯等形式多样的民间节日活动,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汪曾祺散文流溢浓郁的生活情趣,散发着欢乐的气息。汪曾祺散文中还有不少的笔墨写了“神”:有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水母娘娘,有送灶时给它喂点关东糖的灶王爷,有佑助丰收的土地神……汪曾祺都进行了铺张的描写,这正是他民间情怀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感情的流露,还表现在他对昆明和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描述上,他写昆明的民间情怀,他写北京的胡同,他写内蒙的风俗……
汪曾祺对于那些有着落后和愚昧的思想也给与了批判,《牌坊》辛辣地否定了寡妇的守节,《胡同文化》直面指出“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不可取,《城隍、土地、灶王爷》更是严厉批判了道婆重造城隍老爷的荒唐可笑,这使得汪曾祺的散文具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诗意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歌颂了生活的美和力。(2)
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他都是从小处着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一个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了,对于高山,只好仰止。……同样,我对于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3)
而正是他这种着力写小场景,小叙事,写凡人小事,写盐油酱醋茶,写一地鸡毛的散文,却引起了文坛的大轰动。
汪老曾说,他所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老的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汪老曾提过,我不大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4)从这个层次上看,他的散文是让现代抒情主义的死而复活,是抒情的民间散文。
有一个作家和他很像,贾平凹。如果说汪老的散文是在江南水乡边,在昆明湖畔边的细细吟唱,依依扬扬的古琴飘飘摇摇;那贾平凹便是在一块不大的西北部的土地上,在炎炎烈日下,头戴头巾,只身一人,弯身操作,耕耘不已。
就像贾平凹自己所说的一样:艺术是世界相通的,存异的只是民族气质决定下的不同表现罢了。(5)而他与汪老也是如此,他们的气质决定了他们民间性的差异,一则柔如水,一则硬如石。
二、从语言运用方面来看他作品的民间性,分析如下:
汪曾祺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因此他的作品中的叙述语言总具有那种雅俗兼具的生活气息。曾有人这样评价汪老的语言:他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真的所言其是呀!后来,他自己也曾说到,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在一起,这样就变成了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字一句之间,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6)
他写吃,他不是简单地介绍这种食物的来历和它的滋味,他却是这样说到:卖玉米粑粑的都是苗族的姑娘。玉麦即包谷,昆明的汉人叫包谷,而苗人叫玉麦。新玉麦,才有粒,磨碎,用手拍成烧饼大,外裹玉麦的箨片,蒸熟,放在漆木盆里卖,上复杨梅树叶。玉米粑粑微有咸味,有新玉麦的清香。苗家小姑娘吆唤:玉米粑粑……声音娇娇的,很好听。如果下点小雨,尤有韵味。汪老每每这样,写着写着,就好像写进江南水乡里的意境去了,又让人感觉像是一幅画了……
再从另一例子来看他语言的民间性。在《鉴赏家》中,有这样的描写: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琵琶。夏天卖西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这样,用水果就标示一年的光景,从冬到夏,从春到秋,如果不是对农民,不是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又怎么会有如此精致的描述呢?
他写人,也总很幽默地用几笔勾划出这个人物的特点,在他的散文《跑警报》中,他说联大的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开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广东的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处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的图书馆旁的锅炉旁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细细看来,别是一番味道,汪老的文章中总出现像上面所讲语言,它接近口语,少有冗长而累赘的文学描写;每出一语,平淡无奇,短短数字,简单明确,但连缀成篇,却又韵味十足。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能不说的话尽量不说。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干净自然。
对于他自己的创作,他说,不要学任何人,也不要学我,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7)而这平淡不正是他在文学创作中,他的民间性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吗?
注:
(1)陆建华选编 《汪曾祺作品精选》 2005年版 长江人民出版社 第3页
(2)陆建华选编 《汪曾祺作品精选》 2005年版 长江人民出版社 第2页
(3)摘自《草木春秋》序
(4)彭匈 《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1996年版 漓江人民出版社 第2页
(5)彭匈 《贾平凹作品自选集》 1996年版 漓江人民出版社 第570页
(6)摘自《当代八大家:汪曾祺散文选集》
(7)摘自《塔上随笔》
关键词:民间性、题材、语言
正文:
林斤澜曾这样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笔下如有神。
他的文章风格直承周作人和沈从文,但又有自己所独特的一面,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他写作创作中题材和语言里浓郁的民间性。
汪曾祺曾被认为是寻根文学中乡野文化寻根的一支。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民间性便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
一、从汪曾祺写作题材的选择上来看他作品的民间性,主要有如下几点:
1、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表现在对日常凡人小事的选择上。
汪曾祺极其善于刻画民间人物,极其善于写民间小事。在他的《闲市闲民》中刻画了一位怪人:嫌乱不和儿孙一起生活,不种花不养鸟,少出门少运动,一日三餐单调得只有咸菜、面和白开水。什么都不爱,只爱抱膝盖看街。在世人的眼里,这样的人太平凡了,根本不值得一写。然而,汪曾祺却认可了他:“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也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面条,拨面鱼,抱膝盖看街,带着微笑,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从这闲适亲切的话语中可感受到汪曾祺的理解和赞赏,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只有立足于民间,从平民的角度出发才有的深情。
汪曾祺坚持平民百姓作为自己专注的表现对象,不但反映了汪曾祺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情深,也是对“英雄史观”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而这种一往情深正是他文学作品里的民间性。(1)
2、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他对花鸟鱼虫、瓜果食物的选择上。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又为我们介绍了蝈蝈、蝉、螳螂的种类、习性和孩童时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读者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自己童年的情形。
国以民为主,民以食为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一日三餐。汪曾祺写了贫民百姓餐桌上日常饮食不可缺的:炒米、焦屑、萝卜、苋菜、臭豆腐、咸菜……他对这些家常饮食的关照是建立在对农民的理解和同情基础之上的。细细品味,会发现食物虽难吃,却与人们的生存紧扣在一起的。如《故乡的食物》中写咸菜茨菰汤:“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菰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菰,是不去茨菰的嘴子的,真是难吃。”在艰苦的年代里,百姓只有吃野菜充饥,饥肠辘辘地过着苦难的日子,作者写这些野菜寄托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怜悯和关怀。日子虽然很苦,但也是欢乐的。
他的一本有关饮食的著作《五味》写得非常好,娓娓道来又不乏介绍食物的来源和历史,写吃、写喝、写做法……有句话说的好,在新时期的写饮食的文章的确不少,若说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是阳春白雪的话,那汪曾祺的家常粗食则是下里巴人,各有风味呀!而这也正好体现汪曾祺文章骨子里的民间性。
3、汪曾祺散文写作题材中的民间性,也表现在对乡俗风情的选择上。
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总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那些被同时代作家所不屑的题材上,他写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秦邮八景的二景,美丽的高邮湖,鱼鹰捕鱼,船夫撑蒿等等,展现了乡间的纯美;更有送麒麟、劈甘蔗、抖空竹、看围屏、看走马灯等形式多样的民间节日活动,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汪曾祺散文流溢浓郁的生活情趣,散发着欢乐的气息。汪曾祺散文中还有不少的笔墨写了“神”:有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水母娘娘,有送灶时给它喂点关东糖的灶王爷,有佑助丰收的土地神……汪曾祺都进行了铺张的描写,这正是他民间情怀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感情的流露,还表现在他对昆明和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描述上,他写昆明的民间情怀,他写北京的胡同,他写内蒙的风俗……
汪曾祺对于那些有着落后和愚昧的思想也给与了批判,《牌坊》辛辣地否定了寡妇的守节,《胡同文化》直面指出“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不可取,《城隍、土地、灶王爷》更是严厉批判了道婆重造城隍老爷的荒唐可笑,这使得汪曾祺的散文具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诗意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歌颂了生活的美和力。(2)
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他都是从小处着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一个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了,对于高山,只好仰止。……同样,我对于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3)
而正是他这种着力写小场景,小叙事,写凡人小事,写盐油酱醋茶,写一地鸡毛的散文,却引起了文坛的大轰动。
汪老曾说,他所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老的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汪老曾提过,我不大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4)从这个层次上看,他的散文是让现代抒情主义的死而复活,是抒情的民间散文。
有一个作家和他很像,贾平凹。如果说汪老的散文是在江南水乡边,在昆明湖畔边的细细吟唱,依依扬扬的古琴飘飘摇摇;那贾平凹便是在一块不大的西北部的土地上,在炎炎烈日下,头戴头巾,只身一人,弯身操作,耕耘不已。
就像贾平凹自己所说的一样:艺术是世界相通的,存异的只是民族气质决定下的不同表现罢了。(5)而他与汪老也是如此,他们的气质决定了他们民间性的差异,一则柔如水,一则硬如石。
二、从语言运用方面来看他作品的民间性,分析如下:
汪曾祺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因此他的作品中的叙述语言总具有那种雅俗兼具的生活气息。曾有人这样评价汪老的语言:他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真的所言其是呀!后来,他自己也曾说到,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在一起,这样就变成了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字一句之间,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6)
他写吃,他不是简单地介绍这种食物的来历和它的滋味,他却是这样说到:卖玉米粑粑的都是苗族的姑娘。玉麦即包谷,昆明的汉人叫包谷,而苗人叫玉麦。新玉麦,才有粒,磨碎,用手拍成烧饼大,外裹玉麦的箨片,蒸熟,放在漆木盆里卖,上复杨梅树叶。玉米粑粑微有咸味,有新玉麦的清香。苗家小姑娘吆唤:玉米粑粑……声音娇娇的,很好听。如果下点小雨,尤有韵味。汪老每每这样,写着写着,就好像写进江南水乡里的意境去了,又让人感觉像是一幅画了……
再从另一例子来看他语言的民间性。在《鉴赏家》中,有这样的描写: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琵琶。夏天卖西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这样,用水果就标示一年的光景,从冬到夏,从春到秋,如果不是对农民,不是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又怎么会有如此精致的描述呢?
他写人,也总很幽默地用几笔勾划出这个人物的特点,在他的散文《跑警报》中,他说联大的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开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广东的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处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的图书馆旁的锅炉旁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细细看来,别是一番味道,汪老的文章中总出现像上面所讲语言,它接近口语,少有冗长而累赘的文学描写;每出一语,平淡无奇,短短数字,简单明确,但连缀成篇,却又韵味十足。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能不说的话尽量不说。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干净自然。
对于他自己的创作,他说,不要学任何人,也不要学我,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7)而这平淡不正是他在文学创作中,他的民间性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吗?
注:
(1)陆建华选编 《汪曾祺作品精选》 2005年版 长江人民出版社 第3页
(2)陆建华选编 《汪曾祺作品精选》 2005年版 长江人民出版社 第2页
(3)摘自《草木春秋》序
(4)彭匈 《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1996年版 漓江人民出版社 第2页
(5)彭匈 《贾平凹作品自选集》 1996年版 漓江人民出版社 第570页
(6)摘自《当代八大家:汪曾祺散文选集》
(7)摘自《塔上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