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代表作:《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代表作:《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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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11-04
汪曾祺(1920 —1997)
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生活对于汪曾祺影响至深,在其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有很大篇幅回忆西南联大。
汪曾祺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写过纪念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
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生活对于汪曾祺影响至深,在其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有很大篇幅回忆西南联大。
汪曾祺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写过纪念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
第2个回答 2006-11-04
作家
第3个回答 2020-06-06
你不会百度吗(⊙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