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杜甫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诗人杜甫的简介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望岳》便写在这个时期。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长安时期: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从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城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八月,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展转走上艰难的蜀道,后来到了成都。
漂泊西南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诗歌风格
一、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二、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三、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四、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朝鲜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