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安生乎？》

这是韩非的提问，其意思是，辩论或狡辩是怎么产生的呢？显然，韩非是非常讨厌一味只图呈口舌之快的那些辩论的；其用意大有我们现在所谓“空谈误国”的意味。

而韩非对“辩安生乎”提问给出的答案是“生于上之不明也。”也就是说，韩非认为类似于辩论或狡辩等等这些空谈误国的行为，其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国君的不明智！对此原因，韩非首先从正面论述道：“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此段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在圣明的国君治理的国家里，命令就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就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在圣君治理的国家里，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也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那些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就必须禁止！但在下列情况下，即虽然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它如果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则国君亦同样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所以，国君对于那些言论和实效相符，就应该给重赏；而对于那些言论和实效不符的，则应该予以重罚。那样的话，愚笨的人便就会因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也便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以上这些便是消除辩说存在的原因了。

接着，韩非又从反面论述道：“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也就是说，反之乱世就不是这样了。乱世里，如果国君有命令，则必会表现为：一方面，平民却可以用学术主张去对此法令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官府如果有法律，则平民们亦可以用私人行为去对此加以违反。长此以往，则国君便会放弃法令而尊崇那些学者们的智慧和行为了，这就是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了。

最后，关于“学术活动”对国君治理国家所带来的危害，韩非论述道：“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其意思是说，在乱世里，国君在听取言论时，一般很容易把那些隐微难辨的言辞视为明察，而把那些博学多文者视为雄辩。这便导致国君观察行为时，就容易把那些远离社会者视为贤能之人，而把那些违抗君主命令的人视为是刚直的人。如果一国之君喜欢这种明察和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或刚直的行为，那么国家里那些制订法术的人，他们虽然确定了人们的行为标准，也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却没有人对这些去加以肯定。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儒生和游侠多了，那么从事耕战的人自然就少。可怕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让这种“坚白”“无厚”的诡辩之风一旦盛行起来，那么国家的宪章法令就会因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才说，一国之君如果不明察这些道理，辩论与狡辩等这种口舌之风就必会在国家内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