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9-29
浅谈《儒林外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启示
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或正面，或反面，把对于时弊的认识提高到了整个科举制度的认识，从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谴责它造成了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舍着性命去求功名”，只有科举才是求官的“正途”！功名富贵，核心在于做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显现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体现了坐着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出路和整体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种批判必然导致对于所谓康乾盛世的全面否定。从批判八股科举到否定功名富贵、抨击全社会的势利和虚伪；揭露八股流弊到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政，所以《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出路。一般的读书人，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很难做到像王冕那样，决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
而反观我们当代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怎么样才算是知识分子呢？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批文人。而现在不一样了，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像得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亦或是科学家，也不一定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代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苛刻的。而在海耶克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社会的背景，在康乾盛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束缚百姓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学术自由，采取各种政策，愚昧百姓，文人几乎没有任何出路。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人民开化，思想开放，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多了，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们先看从政的道路，儒家思想是积极用世的，对于建功立名本身并不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去追求功名富贵。而《儒林外史》所讽刺的也只是口讲伦理，满肚子势利见识的假道学，对于真心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真儒”则主要是肯定和赞美。如范进从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变为科举制度的推崇者，中举前穷困潦倒，在科举制度的长期摧残之下，麻木空虚，中举后荣耀光彩，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写出了当时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像“考公务员热”的温度持续不退，大家都想走向仕途。其实追求功名也是非常正常的，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要生存也必须基本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功名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有骨气的，对于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是最基本的，相对于一般人是更加高尚的，是追求节操的，所以不能因功名这些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人格品性，知识分子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财富，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过分被功名富贵所累。
我们再看学术研究的道路。传记中的王冕的形象被改造加工，写成了一个完全决意功名富贵，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依旧维持着自己藐视权贵、孤高傲视的品格。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吴敬梓也把这样的一个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专心搞学术研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和政治搭上边，认真钻研自己学术问题，以免被功名坏了心境。一旦研究学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基本远离了学术的崇高性，反而沦为了庸俗。
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仅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传承和发扬。正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道和没落的趋势。虽然最后宣传和实践“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以失败告终，但是有了这样的先驱者，前一个倒下，更有后来人奋起直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命脉，失去了命脉，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打破，这个民族也就毁灭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人追名逐利，夺权夺势，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是虚伪造作的雾霾，整个社会体制也难以培养出这样精英式的人才。继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以后，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国学大师了，原因何在？同样还是体制的问题，明清以八股取士，现代以高考取人，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也让多少学子十年寒窗苦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为此牺牲了应有的欢乐。我们也需要一位知识分子来改造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身为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不应过分看重于功名利禄，不为功名所累，更不应该不择手段获取名利，否则社会风气败坏，节操粉碎，社会之不幸，国家之不幸。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或正面，或反面，把对于时弊的认识提高到了整个科举制度的认识，从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谴责它造成了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舍着性命去求功名”，只有科举才是求官的“正途”！功名富贵，核心在于做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显现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体现了坐着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出路和整体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种批判必然导致对于所谓康乾盛世的全面否定。从批判八股科举到否定功名富贵、抨击全社会的势利和虚伪；揭露八股流弊到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政，所以《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出路。一般的读书人，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很难做到像王冕那样，决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
而反观我们当代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怎么样才算是知识分子呢？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批文人。而现在不一样了，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像得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亦或是科学家，也不一定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代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苛刻的。而在海耶克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社会的背景，在康乾盛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束缚百姓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学术自由，采取各种政策，愚昧百姓，文人几乎没有任何出路。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人民开化，思想开放，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多了，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们先看从政的道路，儒家思想是积极用世的，对于建功立名本身并不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去追求功名富贵。而《儒林外史》所讽刺的也只是口讲伦理，满肚子势利见识的假道学，对于真心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真儒”则主要是肯定和赞美。如范进从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变为科举制度的推崇者，中举前穷困潦倒，在科举制度的长期摧残之下，麻木空虚，中举后荣耀光彩，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写出了当时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像“考公务员热”的温度持续不退，大家都想走向仕途。其实追求功名也是非常正常的，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要生存也必须基本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功名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有骨气的，对于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是最基本的，相对于一般人是更加高尚的，是追求节操的，所以不能因功名这些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人格品性，知识分子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财富，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过分被功名富贵所累。
我们再看学术研究的道路。传记中的王冕的形象被改造加工，写成了一个完全决意功名富贵，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依旧维持着自己藐视权贵、孤高傲视的品格。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吴敬梓也把这样的一个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专心搞学术研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和政治搭上边，认真钻研自己学术问题，以免被功名坏了心境。一旦研究学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基本远离了学术的崇高性，反而沦为了庸俗。
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仅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传承和发扬。正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道和没落的趋势。虽然最后宣传和实践“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以失败告终，但是有了这样的先驱者，前一个倒下，更有后来人奋起直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命脉，失去了命脉，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打破，这个民族也就毁灭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人追名逐利，夺权夺势，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是虚伪造作的雾霾，整个社会体制也难以培养出这样精英式的人才。继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以后，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国学大师了，原因何在？同样还是体制的问题，明清以八股取士，现代以高考取人，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也让多少学子十年寒窗苦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为此牺牲了应有的欢乐。我们也需要一位知识分子来改造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身为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不应过分看重于功名利禄，不为功名所累，更不应该不择手段获取名利，否则社会风气败坏，节操粉碎，社会之不幸，国家之不幸。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