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64年1月7日（旧历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徐载弼出生于朝鲜全罗道宝城。他出身名门大邱徐氏，是一个地方官徐光彦的次子。幼年时过继给居住在忠清道镇岑的族叔徐光夏为养子，与另一名开化党人徐光范同宗。7岁时来到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时任左承旨的舅舅金声根家接受汉学教育，埋头准备科举考试。1882年，18岁的徐载弼参加科举，获别试文科丙科及第，被任命为校书馆副正字。
徐载弼在汉城时，耳濡目染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开化思想，而他在金声根家结识了比他大十几岁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也是金声根的亲戚），对他的影响颇大。徐载弼受到金玉均兄长般的关怀、指导和影响，并在金玉均的介绍下与徐光范、洪英植、朴泳孝等开化人士交游，自己也逐渐成为开化党的一员。壬午兵变后，徐载弼深感国防近代化的急迫性，并且在金玉均的劝告和推荐下，于1883年5月前往日本留学。徐载弼后来回忆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人是金玉均。……有一天，他劝我说国防的充实在于精锐的军队，现下我们的急务无出其右者，方法何在？就是前往日本学习武艺。” 徐载弼赴日后，先在著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日语，其后作为朝鲜政府官费的“士官生徒”在户山陆军学校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与他一起留学的朝鲜士官生徒有14人，包括郑兰教、林殷明、申重模、尹泳观、李圭完、申应熙等，他们都成为了开化党的中坚力量。在日本的1年间，徐载弼更加坚定了开化党的立场，决心致力于朝鲜的近代化事业。
1884年7月，徐载弼归国。当时的他虽然是开化党骨干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却也是最激进的一位。据说他从日本回到朝鲜以后曾发表过这样的议论：“东洋如期待与欧美共同文明，非将四十以上之老朽无用物一并屠戮，或巨舰满载以覆沉七山海峡，则开化不可论。” 同时，他建议设立士官学校，得到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的同意，于是朝鲜政府设立操练局，由徐载弼出任士官长。
1884年冬，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策划政变，徐载弼积极参与其中。徐载弼等士官生徒成为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依靠的主要力量，徐载弼则被委以政变的行动队指挥官的重任，负责调度整个行动过程，包括指挥士官生徒、护卫国王、处决守旧派等。开化党策动政变的目的，除了改革国政，促使朝鲜近代化以外，还有脱离宗主国清朝独立的目的。徐载弼对于清朝在壬午兵变后干涉并控制朝鲜十分愤慨，认为这是“无法忍受的羞耻和愤慨” 。这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源泉。
1884年12月4日夜，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拉开序幕。徐载弼按照金玉均的安排，在国王高宗迁至景佑宫后率领14名士官生徒侍立殿上，严阵以待。当夜共有6名守旧派大臣在景佑宫外被开化党所杀，都是在徐载弼的指挥下进行的，其中徐载弼亲手拔剑斩杀了宦官柳在贤。 次日，徐载弼在开化党新政府中担任兵曹参判兼前营正领官，掌握了兵权。 但好景不长，甲申政变在12月6日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金玉均、徐光范、徐载弼、朴泳孝等开化党人被迫断发易服亡命日本。徐载弼人生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就这样结束了，晚年徐载弼也对他在甲申政变期间的激进有所反思。 甲申政变被镇压、徐载弼等人逃亡日本以后，朝鲜政府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定为“五凶”，其中洪英植在政变中被杀，其他人虽逃亡日本，但他们的家属却遭殃了。徐载弼作为钦定的“国贼”而被孥戮，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在逮捕前全部服毒自尽，徐载弼2岁的儿子因为无人照顾而活活饿死。他的弟弟徐载昌因卷入甲申政变而被斩首示众，就连他的家仆18岁的车弘植也因在政变当夜为徐载弼提灯送行而被处决，可谓是全族罹难。
徐载弼等人到达日本以后，日本政府对待他们十分冷淡，再加上朝鲜政府频频向日本交涉引渡流亡的开化党人，因此徐载弼等人非常担心自己在日本的人身安全。在到达日本4个月以后，徐载弼及徐光范、朴泳孝决定逃往美国避难。在前往美国前，徐载弼在横滨遇见了美国传教士亨利·卢米斯（Herry Loomis），两人开始交往，徐载弼将朝鲜语传授给欲前往朝鲜传教的亨利，而亨利也教了徐载弼一些基础英语，并为徐载弼写了一封前往旧金山的介绍信，以此为契机，徐载弼开始直接接触西方文明，并成为他西化转折和基督教信仰的起点。
1885年5月26日，徐载弼抵达美国旧金山，此后他一方面打工，一方面为学习英语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为基督教所吸引，从此以后信仰基督新教。通过教会的关系，徐载弼被介绍给美国东部的一名富有的矿主霍伦贝克（J.W.Hollenback），后者同时也是拉法耶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董事会的成员。霍伦贝克资助徐载弼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市的哈里赫尔曼高等学校（Harry Hillman Academy）学习美国高中课程，1889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甚至被选举为学生代表（valedictorian）进行毕业演讲。徐载弼在那里读书期间，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基本接受了美国价值观。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我寄宿在该校校长家里。至今令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我从校长丈人那里所学到的大量的有关美国文化的知识（当时他也住在校长家里）。他是一名已退职的法官，由于他曾在州和中央立法部多年供职，因而他对美国的法制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每到夜晚，他就给我讲述了有关美国的立法制度与自己在法庭上的经验之谈，这对正在如饥似渴地为了解美国的生活和社会制度而努力学习的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我想，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绝不亚于当时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至今回顾起来，当时能遇上像他那样有经验有知识的人确实是我的福分。”
毕业后，徐载弼顺利考入了拉法耶特学院，霍伦贝克希望通过对徐载弼的教育，使他将来作为一名传教士返回朝鲜，因而在徐载弼入学时为他提供7000美元的奖学金，作为条件，徐载弼在毕业后须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做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但徐载弼谢绝了他的慷慨资助，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同年他进入了华盛顿哥伦比亚医科大学夜间部（今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同时他在陆军医学图书馆做助理，翻译东洋书籍以勤工俭学。1893年6月，徐载弼从该校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留校担任病理学讲师。随后又回得了美国的医师资格证。后来他被韩国人称为“徐载弼博士”，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韩国将徐载弼的职业“医生”（doctor）翻译为“博士”，所以才会有这个广为人知的称呼。
随着徐载弼在美国的深造，他也逐渐欧美化，思想中的中华文化因素已清除殆尽。1888年他为自己取了英文名毕立堤仙（Philip Jaisonh，又作皮堤仙），这是他将自己的本名徐载弼（서재필，Seo Jae Pil）倒过来而成的，其中他选取与“弼”字读音相近的英文名“Philip”作为名字，而将“载徐”音转为“Jaisonh”作为自己的姓氏。1890年6月，徐载弼获得了美国绿卡，正式加入了美国国籍。他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加入美国籍的韩国（朝鲜族）人。徐载弼念大学时与他的家庭教师——美国铁路邮政创始人乔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B.Armstrong）之女穆里尔·阿姆斯特朗（Muriel Armstrong）坠入爱河，1894年6月又不顾阿姆斯特朗家的反对与之结婚。虽然徐载弼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是当时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徐载弼在学校受到排挤，对此非常愤慨，于是辞去了学校的讲师职位，在华盛顿开了家诊所开始从事医疗事业。 此时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朝鲜摆脱了中国的控制，并在日本的影响下开始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与此同时，甲申政变的“逆贼”们也获得昭雪和赦免，朴泳孝、徐光范、尹致昊等甲申政变后流亡在外的开化党人纷纷归国，为朝鲜改革效力。1895年6月，朝鲜政府遥授徐载弼外部协办的官职 ，但遭到徐载弼的拒绝。后来，朝鲜政府的内部大臣朴泳孝由于政治斗争而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再次流亡海外。朴泳孝于1895年9月下旬达到美国华盛顿，即与旧日的开化党同志徐载弼会晤，并劝告徐载弼归国。徐载弼后来描述道：“在华盛顿，当我从朴泳孝那里听到有关本国政界动向的消息时，顿时感觉到这是多年来我在美国一直所梦想的、实现朝鲜的独立与自由之理想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我便立即启程回国了。” 1895年11月初，徐载弼从美国出发，12月25日抵达故国朝鲜，终于结束了11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关于徐载弼选择回国的动机，有人认为是“为了做官和掌握实权” ，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对人民实施教育和启发民智的目的” ，后者的观点得到更多的支持。徐载弼归国后，朝鲜局势已经是风雨如晦，先前10月发生“乙未事变”，朝鲜王妃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随后又发生春生门事件、断发令及其引发的义兵运动，再后来又发生俄馆播迁，亲俄内阁取代亲日内阁。徐载弼目睹这一情形，感到十分失望，但当时的朝鲜政府鼓励他留下来，并欲任命他官职。徐载弼以自己已经身为美国人为由，拒绝了一切官职，只是以“外臣”的身份做了中枢院顾问。而徐载弼本人则决定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进行国民启蒙事业。
徐载弼总结了甲申政变失败的原因，称：“甲申政变的最大失败原因在于一般民众的无智没觉。由于大部分民众群起反对政变，因而，政变的失败是必然的和命中注定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倘若没有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的支持和后援，仅仅依靠几个先觉者是无法将革命引向成功的。” 同时他又解释道：“当时我想，在目前的情形下，能够使朝鲜摆脱受周边邻国奴役的状态，从而真正实现朝鲜的独立国地位的唯一办法是：用朝鲜人自己的双手从根本上彻底改革落后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内政要走民主主义道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教育和启蒙民众。尽管当时我也曾屡次向政府人士提出了自己的上述见解，但始终也没能起到任何作用。于是，我便决心利用当时所能利用的一切教育设施，如报纸、公共讲堂、公众讨论会等等，来投身于教育平民的事业。”
在这种对民众进行启蒙的决心下，徐载弼用前内部大臣俞吉濬资助的5000元国库补助金，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民间新闻报纸，而且破天荒地用纯韩文刊行，因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徐载弼自任社长兼主笔，利用这份报纸向民众普及欧美启蒙思想，为朝鲜的国民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徐载弼在《独立新闻》撰文大力鼓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法治主义等理念，这些思想在他的文章中俯拾皆是。独立自主也是徐载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反对朝鲜政府依靠外国势力，特别是对当时国王高宗移居俄国公使馆表示强烈反对，并宣称要“将亲俄、亲日两派的政客全部骂倒”。 1896年7月2日，徐载弼联合李完用、安駉寿等开明官员创办了“独立协会”，徐载弼任顾问，虽因其美国国籍而不是独立协会正式会员，但却是独立协会实际上的领导人。徐载弼对创建独立协会的解释是：“后来我渐渐觉得仅仅依靠报纸是无法更好、更有效地向民众鼓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改革思想。因而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创建某种政治党派，并依靠大家的力量来广泛推广这种思想。” 独立协会创办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原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的基础上修建“独立门”，这是徐载弼的主张。他将朝鲜摆脱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视为奴隶获得解放，说：“我回到本国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恩门，那时我就决心无论怎样都要拆掉这无比肮脏、耻辱的门。拆掉这座门乃我国国民之夙愿，拆掉迎恩门后，在其基址上纪念挣脱奴隶枷锁并成为自主独立国的独立门。” （事实上迎恩门在1895年2月已拆除，徐载弼看到的只是迎恩门柱础）徐载弼建立独立协会及修建独立门的主张得到朝鲜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呼应，1897年11月，象征朝鲜独立的独立门终于建立起来，这也是徐载弼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建立独立协会的同时，徐载弼还在美国传教士亚扁薛罗（H.G.Appenzeller）开办的培材学堂中担任讲师，向朝鲜青年灌输启蒙思想，对培材学堂的学生影响很大，其中一人便是日后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后来李承晚在徐载弼的影响下加入独立协会并成为积极分子，后来他与徐载弼也曾成为亲密的政治伙伴。1896年11月，在徐载弼的建议下，培材学堂师生组织了名为“协成会”的学生讨论会，协成会比独立协会更加激进，徐载弼甚至在一次培材学堂讨论会上作出了“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杀死君主或自己的亲生父亲”的发言。 总之，独立协会的建立标志着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而协成会后来与独立协会合流，将独立协会运动推向新的高度。 徐载弼的活动虽然在风靡朝鲜，震动了朝鲜的思想界，但同时也为守旧派所忌恨和恐慌。徐载弼归国后以外国人自居，与国王高宗对话时不守君臣之礼，态度傲慢，史料记载徐载弼归国后“谒上称外臣，着眼镜，含卷烟，负手而出，举朝痛愤”。 高宗皇帝也曾明确表示不喜欢徐载弼。 1896年7月9日，进士郑惺愚上疏攻击徐载弼，称：“凶徒载弼，身被万古罔赦之罪，肆还本国，安敢头戴天日，手弄国柄？又况自称外臣于陛下之前，渠若外臣，何关于朝鲜国之事务乎？渠所谓《独立新闻》， 不过诽讪，都蔑义理，此非为国，亦非为民。只欲改先王之法制，专欲为本国之倾覆。如此凶逆，岂可容贷于覆载之间乎？” 尽管徐载弼将郑惺愚告上法庭并胜诉获得2000元赔偿，但守旧派对他的诽谤和攻击并未中断。徐载弼对民众的启蒙不为当政者所容，1897年12月，大韩帝国政府解除了徐载弼中枢院顾问的职位，并就他驱逐美国的事宜与美国方面进行交涉。1898年3月，在徐载弼的指示下，独立协会召开“万民共同会”，声讨俄国对韩国主权的侵犯，最终迫使俄国关闭了刚成立不久的韩俄道胜银行，撤回财政顾问的军事教官，独立协会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所以俄国也对徐载弼十分痛恨，遂与韩国政府一拍即合，联手向徐载弼施压，要他离开韩国。美国公使也劝他不要与政府对抗，害怕因为他以美国籍活动而造成国际纠纷。 徐载弼后来回忆说：
“每逢星期天，当我在西大门独立公园演讲时，群众便自觉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而至。此种群众觉醒的景象，不仅惊吓了皇帝和顽固的守旧派阁臣，而且使为本国利益而在明里暗里活跃的列国使臣们也大为吃惊。”
“《独立新闻》和独立协会带动广大民众猛烈展开对现政府的批判运动。当时，皇帝认为这毕竟是徐载弼在背后煽动的结果，因而他召唤美国公使逼迫我回美国，于是在皇帝和守旧派的胁迫和美国政府以及我妻子家属的压力下，我只好又一次背离祖国，回到了美国。”
最终，在种种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下，徐载弼于1898年5月14日离韩赴美，之前4月30日独立协会曾集会反对政府放逐徐载弼，但无效果，徐载弼也决意离开。徐载弼在祖国短短两年半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但他所作的思想启蒙工作确实不可磨灭和影响深远的，正如他在独立协会运动中的同志尹致昊所说：“（徐载弼）是以自己亲手编写社论和报道的方式，向民众灌输了天赋人权论的思想，从而使正在受压迫的韩国民众终于明白的一些常识。”
徐载弼再次赴美后五十年间再也没有回到韩国，他对韩国事务的关心也迅速淡化了。据一位独立协会领导人的记录，徐载弼赴美后“一去以后绝无只字通信于协会，会员莫不骂其无情焉”。 回到美国后，徐载弼作为军医于1899年参加美西战争，负责诊疗和外科手术，战争结束后在费城大学任解剖学讲师。1904年徐载弼与大学同学一起开始从商，经营文具和印刷等，专心经营公司。其后经营不断扩大，1915年开始独立经营，不断扩大成为拥有两家分店和职员五十余人的公司，这段期间徐载弼事业发展、家庭幸福。 然而，就在徐载弼在美国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同时，他的祖国正遭受着厄运。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徐载弼原本支持日本，他曾给国内的李承晚写信说：“到现在为止日本都是正当的，全体知识分子都应该本着拥护的原则进行战斗。我祈祷上帝保护那些为了正义和文明而战的国家，日本和其他国家自愿帮助韩国，但没法帮助不试图从他国那里获取帮助的韩国。如果韩国继续这样的话，最终定会成为他国（指俄国）的属国。” 但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就着手吞并韩国。1905年，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1910年，日本与韩国缔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韩国至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徐载弼面对这一切不可能无动于衷，特别是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徐载弼又一次挺身而出，为韩国的独立而奋斗。
当徐载弼听说三一运动的消息后，立刻整理财产，开始为韩国独立运动募集资金，又在美国杂志《晚间账单》（The Evening Ledge）上发表文章，呼吁韩国独立，谴责日本侵略。他还与李承晚等人商讨去巴黎和会呼吁韩国独立的途径。徐载弼在美国费城设立了通信部，自任外交顾问，举行各种活动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1919年4月14日到16日，徐载弼在费城召开了“韩人自由大会”，汇集在美韩侨代表150人讨论时局大事，同时向美国民众宣传韩国独立运动。在16日午后会议结束时，据记载“男女代表在会长徐载弼博士的引导下步行向费城独立纪念馆参观，以骑马巡警和音乐队为先导，此时下起小雨，代表们举着韩、美国旗在街道上行进，满城士女无不为我们的前途成功而举手祝福，在美国独立的摇篮——费城独立纪念馆前，李承晚博士朗读了独立宣言书” ，这次活动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同年5月，徐载弼又与李承晚组织了“韩人之友”（Friend of Korean），联络美国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后援会。他还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独立新闻》及《韩国评论》（Korea Review）等刊物，为韩国独立的舆论宣传和外交活动竭尽心力。
随后，徐载弼又与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取得联络，1919年7月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对美外交全权特使，费城通信部隶属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官总裁李承晚在同年8月设立欧美委员部，徐载弼主管的费城通信部又在欧美委员部的旗下展开独立运动。于是徐载弼在美国政府进行各种游说活动，并在1921年1月会见美国总统哈定。1921年4月26日，徐载弼接替玄楯出任欧美委员部临时委员长。1921年—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徐载弼组织了370多个海外韩人团体联名上书，向各国代表呼吁韩国独立，要求将韩国问题列入会议讨论事项中，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即使是日本代表也“赏叹不已”，然而终究没有成功，徐载弼对此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他与李承晚矛盾渐生。徐载弼自投身独立运动以后，就与李承晚是政治上的亲密伙伴，并全力支持李承晚。而在徐载弼任欧美委员部临时委员长以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募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特别外交费的方式上，徐载弼希望募集窗口多样化，同时让自己的费城通信部参与募集，所募集的费用不仅用于外交，还可用于他途。而李承晚则要求以欧美委员部为单一化窗口进行募集。二者之间的分歧波及到在美韩人社会，为了便于行事，李承晚干脆发布“大总统训谕”，将二者职责分开，自己负责财务，徐载弼负责宣传。 这等于是剥夺了徐载弼的财权，令徐载弼甚感不快，华盛顿会议一结束，徐载弼即刻辞职，并公开声称以后不再参与独立运动。 不过，徐载弼只是脱离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麾下的欧美委员部，而并未完全抛弃独立运动。1925年，太平洋沿岸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夏威夷召开泛太平洋会议，徐载弼冲破了日本代表的阻碍而列席会议，他在会议上揭露日本的韩国的侵略罪行，再度呼吁世界对韩国独立的支持。
经过这一些列的活动，徐载弼已经倾家荡产，自己也面临破产的窘境。徐载弼后来说道：“我已处于事实上破产的地步，身无分文，就连家族扶养也成问题。” 为此，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独立运动，开始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1924年，已经60岁的徐载弼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二年后毕业，其间在宾夕法尼亚医院工作以赚取生活费。随后长期从事医疗工作。虽然他中止了独立运动的实际行动，但他仍没有忘记祖国独立，不断撰文支援韩国独立运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徐载弼为美国政府的征兵体检服务。战争胜利后，徐载弼获得了美国国会授予的勋章。 随着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半岛也终于获得独立，徐载弼由此再度归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终于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是却被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而划分成两半。南朝鲜在9月以后进入美国军政时期，徐载弼开始重新登上韩国的政治舞台。在1945年9月16日成立的右翼党派——韩国民主党宣布将李承晚、徐载弼等7人奉为领袖，徐载弼归国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从1946年起，驻韩美军司令霍奇就不断邀请徐载弼回国，南朝鲜内部无论是左翼的吕运亨还是右翼的李承晚都邀请徐载弼归国。徐载弼开始力辞不就，最终同意，以美国军政厅最高政务官的身份归国，1947年6月1日，徐载弼在仁川登陆，时隔49年终于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徐载弼归国时，南朝鲜正值美苏共同委员会和左右合作运动展开的时期，而内部却酝酿着分裂的趋势。徐载弼与金九、金奎植等人观点相近，支持左右合作，呼吁各党派团结，建设一个独立统一的民主国家。然而徐载弼过去的学生和同志李承晚由于热衷权力，逐渐成为了徐载弼的政敌，反对徐载弼的主张，于是徐载弼与李承晚彻底分道扬镳。1948年7月举行大韩民国总统选举时，徐载弼在美国支持下成为了候选人，但在李承晚的同党尹致映的强烈反对下，以徐载弼为美国籍为由拒绝他参加选举。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如愿以偿当选总统，宣布建立大韩民国，而徐载弼则对这种形势非常失望，他曾说：“我们韩国人不懂团结而只懂党派斗争，然后搞砸了很多事。甲申政变到现在已经50年，可这一点还是一样，真是令人寒心啊！”
带着失落感，徐载弼于1948年10月离开韩国，重新回到美国。此后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49年8月15日徐载弼应驻美韩国大使张勉之邀出席建国一周年纪念活动，这时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在朝鲜半岛战火纷飞之际的1951年1月5日，徐载弼病死于美国，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