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额头与额头相贴
毕淑敏(女,生于1952年,当代作家。)著
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烁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是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是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在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枚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好似一粒扁杏仁。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尖的钢笔里，那个套就更有几分神秘。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大约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得像在炉膛里烧好可以夹到冷炉子里去引火的炭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我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
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
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同一条宁澈的小溪，鱼呀虾呀一概没有。
我百般不解，难道我已成了冷血动物，体温表根本不屑于告诉我了吗？
对啦！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仿佛上面沾满了水珠。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
我拈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生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地溅动……
罪魁是缝纫机板锐利的折角。
怎么办呀？
妈妈非常珍爱这支温度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决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
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
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
我默不做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
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我已经知道水银很沉重，丢失了水银头的体温表轻飘得像支秃笔。）
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
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
妈妈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
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不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一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
大人和小人，是如此的不平等啊！
不久，我病了。我像被人塞到老太太裹着白棉被的冰棍箱里，从骨头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
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
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
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母亲是严厉的人。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
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
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严重性。
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树一样栽在心中。
终于，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根体温表。那一瞬，我脸上肯定灌满贪婪。
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需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
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是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温度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跌跪。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颤颤噤噤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籽。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只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你看！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十几年。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摄氏46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
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
拓展：关于《额头与额头相贴》
一只小小的体温表，一场出于好奇闯下的童年祸事，一个妈妈试探孩子体温的吻，记录下了发生在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一段日常情感故事。长大后的“我”一直惦记着被自己打碎的母亲的体温表，并用特别的方式把它带回给了母亲。“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却发现在这个偿还给母亲的誓愿里，位于中心的并非温度表，而是母亲给予我们的“额头与额头相贴”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