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部片。。感觉很沉重的样子，谁来评论一下去年的烟花特别多
第1个回答 2009-07-17
以下是装载
很久以来，一直想为这部电影写点什么，就像在看过它之前，对它曾有同样长度的期待。
2003年初秋，在香港买到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影碟，回到日本后，看了两遍，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懵然。这是一部哀伤的电影，但我暂时无法描述那哀伤的轮廓。
要等一段时间。让哀伤沉淀。直到现在，2005年。
1.
我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次烟花。
在日本客居了多年，却不曾专程去观赏过花火大会。盛夏时节，花火大会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娱乐，访日比赛的皇马球队也抽空去看。春天的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以及冬天的雪，这是日本四季的风物诗。
日本人钟爱的这几般美好，共同特色是短暂即逝。樱花盛期不过一周，红叶或可月余，积雪天暖便融；花火尤甚，不论如何曲尽妖娆，每一朵也只有数秒灿烂。一场花火大会，纵然打出数千绚丽，到了午夜散场，总还是仲夏夜空沉沉，仿佛恍然一梦。一般来说，理解了这种美，似乎就能打开进入日本文化的一扇门，但又不够。日本的精神尤在于为了那短暂的美，而不惜代价的执着，甚至会较劲用强，哪怕自毁。侯孝贤导演在《悲情城市》中提到明治时期的少女追随樱花凋落而自尽的故事，也可算是一个左证。
然而，我总觉得，烟花并不适合那么多人刻意聚集在一起翘首仰望。我更喜欢的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和地点，看到一团斑斓的花火突然绽放于夜幕。比如有一次夜归途中，我正走在体育场旁边的小路上，身后传来一声隐如轻雷的炸响。我停下回头，见一片民居之后远远的天穹上，有朵烟花开且落，美得寂寥。
人生里，如果能有幸和美擦肩而遇，就是一个奇迹，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就像于车行中，偶然看到窗外闪过的一颗烂漫的樱树，那美不必为我而生，我亦无需执拗追寻。在天地间，铿缘一面或萍水相逢都本是平常。
2.
我在国内的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烟花，那是1984年的国庆三十五周年之夜。
烟花，在1984年的故乡，或1997年的香港，或1999年的北京，都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的助兴节目出现，被赋予着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色彩。我数不清也记不住日本的那些消夏花火晚会的时间地点，但中国的烟花，就属于那几个纪念日。
1984年国庆，我十岁，刚回到父母身边。那是被称为新时期的日子，到处都洋溢着憧憬和生机。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烟花，也兴奋得难以名状。
2004年，三十岁生日前后，我在写拖延了很久的小说，涉及1997年的段落题名为《纪念日》。故事发生在故乡，1997年6月30日到7月 1日的一夜。我不知道那天故乡是否放过烟花，但小说里有。我希望那场烟花，仿佛只是为了两个普通男女而开，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发现倾城竟是一种成全。
我喜欢大时代中的小儿女故事。对某些人而言，那记录在史册的中的某个时刻，意味着只有他们本人才知晓的不凡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记录着一桩桩比人类登月更加重大的事件。
3.
《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
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
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
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
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
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
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
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
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
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
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
4.
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
《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
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
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
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
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
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
5.
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
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
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
从九七回溯两年，1995年6月30日，我大学毕业。直到那天天亮之前，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悲伤滋味。虽然宴席将散，虽然忙着告别，但悲伤并未提早到场，而是直到分离的一刻来临才准时出现。
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
《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很久以来，一直想为这部电影写点什么，就像在看过它之前，对它曾有同样长度的期待。
2003年初秋，在香港买到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影碟，回到日本后，看了两遍，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懵然。这是一部哀伤的电影，但我暂时无法描述那哀伤的轮廓。
要等一段时间。让哀伤沉淀。直到现在，2005年。
1.
我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次烟花。
在日本客居了多年，却不曾专程去观赏过花火大会。盛夏时节，花火大会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娱乐，访日比赛的皇马球队也抽空去看。春天的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以及冬天的雪，这是日本四季的风物诗。
日本人钟爱的这几般美好，共同特色是短暂即逝。樱花盛期不过一周，红叶或可月余，积雪天暖便融；花火尤甚，不论如何曲尽妖娆，每一朵也只有数秒灿烂。一场花火大会，纵然打出数千绚丽，到了午夜散场，总还是仲夏夜空沉沉，仿佛恍然一梦。一般来说，理解了这种美，似乎就能打开进入日本文化的一扇门，但又不够。日本的精神尤在于为了那短暂的美，而不惜代价的执着，甚至会较劲用强，哪怕自毁。侯孝贤导演在《悲情城市》中提到明治时期的少女追随樱花凋落而自尽的故事，也可算是一个左证。
然而，我总觉得，烟花并不适合那么多人刻意聚集在一起翘首仰望。我更喜欢的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和地点，看到一团斑斓的花火突然绽放于夜幕。比如有一次夜归途中，我正走在体育场旁边的小路上，身后传来一声隐如轻雷的炸响。我停下回头，见一片民居之后远远的天穹上，有朵烟花开且落，美得寂寥。
人生里，如果能有幸和美擦肩而遇，就是一个奇迹，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就像于车行中，偶然看到窗外闪过的一颗烂漫的樱树，那美不必为我而生，我亦无需执拗追寻。在天地间，铿缘一面或萍水相逢都本是平常。
2.
我在国内的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烟花，那是1984年的国庆三十五周年之夜。
烟花，在1984年的故乡，或1997年的香港，或1999年的北京，都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的助兴节目出现，被赋予着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色彩。我数不清也记不住日本的那些消夏花火晚会的时间地点，但中国的烟花，就属于那几个纪念日。
1984年国庆，我十岁，刚回到父母身边。那是被称为新时期的日子，到处都洋溢着憧憬和生机。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烟花，也兴奋得难以名状。
2004年，三十岁生日前后，我在写拖延了很久的小说，涉及1997年的段落题名为《纪念日》。故事发生在故乡，1997年6月30日到7月 1日的一夜。我不知道那天故乡是否放过烟花，但小说里有。我希望那场烟花，仿佛只是为了两个普通男女而开，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发现倾城竟是一种成全。
我喜欢大时代中的小儿女故事。对某些人而言，那记录在史册的中的某个时刻，意味着只有他们本人才知晓的不凡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记录着一桩桩比人类登月更加重大的事件。
3.
《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
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
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
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
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
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
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
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
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
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
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
4.
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
《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
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
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
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
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
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
5.
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
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
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
从九七回溯两年，1995年6月30日，我大学毕业。直到那天天亮之前，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悲伤滋味。虽然宴席将散，虽然忙着告别，但悲伤并未提早到场，而是直到分离的一刻来临才准时出现。
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
《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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