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三、傅先生“史学即史料学”的结构体系 傅先生深受中西学术熏陶，在文化继承上，德国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同样有国粹学派（乾嘉考据史学）的遗传因子；在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背景上，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其物质生产力及其上层建筑上的直接根源。史学研究，傅先生一方面要求“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一方面又凸显域外客观主义史学的真谛。对于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观点，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迹”：“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着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1]申明了史料研究需客观性。
傅先生的史学观，简单说便是“史学即史料学”。如岳玉玺所说，傅先生的史学思想可用三句话概括：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傅先生以为史学生命与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今者决意设置（史语所），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缝着的史料。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历史本来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拆把残嘴，果真如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他制定的史语所研究工作的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14]，也就是保持“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16]；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17]。所以在史料的整理上，只要分类，不要抽象与概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了，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主张客观地研究史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主张比较地研究史料，“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它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它做任何史学的功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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