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4-02-19
江出蜀东,会于浔阳,云涛雪浪,相撞击而下,是为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与他山未有以异也。环视其中,磅礴郁积,崖壁怪伟,琳宫佛屋,钩锦秀绝,愈入愈奇,而不可穷,乃实有以甲天下也。予往偕计吏数,取道山趾,望其巅欲跻焉,探天池,观造化擘出怪谲。及其至也,不遇霜飙雨雹,炎熇赤日,则阴霾宿祲,翁然出于洞穴之中,欲冲射人; 与夫虺蜴蛇虎之群,磨牙泽吻而垂涎,鸟道苔境之所颠坠,颓崖断石之所覆压,有足以褫魄而夺气。凡遇是数者,不可人意; 虽好游者,不果力跻而寄目,以偿所愿焉。
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阳聂名世,自圆通同宿东林,观虎溪莲池。明日登罗汉阁,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阁,凭高望九十六峰,隐见天末,不可名状。而香炉一峰尤胜绝,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时隐者之所喜盘旋于此也。过西林,履五里许,至资圣庵。资圣而上,渐峻拔,非数十步辄一休,不可疾至。历三茅亭,乃至锦绣谷; 闻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自锦绣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礼文殊于瑞光亭,拜未起,而灯光璨发于栏楯之外,大小几百余灯,明灭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圣灯也。”予不能致诘,窃意名山蕴灵,必有神物欲示其异,以惊众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为此耶? 或谓: 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此说几近欤。寺有贮云庵,又在绝危峦顶,峭发壁立数百千仞,吐云气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袵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崖。崖下清凉莹彻,可丈余,水溅溅鸣其中。有石龙首,浮于泉上,诡壮若欲奔动,视之毛发为悚。崖西半里,登相光亭,观掷笔峰、坐禅台。竹林遗址,山中人传数有僧见竹林宝刹于此,转盼失之,故今号“竹林化寺”。复从崖东北下三里,至宝林,即唐大林寺,白乐天尝序此地; 实匡庐间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识游者镵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饮牛池,池一里至峰顶庵。视香炉峰,反在其下。东有文殊、四望二台。老松一株极丑怪,偃于四望台之上,若张盖然。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徉注视,目不得瞬,而千万状之变态,亦不可得而穷也。于是下峰顶十里,至普照寺。而宝兴、石盆、护国三庵,居峰顶、普照寺之间。又下至广严寺,游连枝亭,复投宿东林。观壁间记游者甚众,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 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
因回视江南地雄富,内坦夷,数千里气状清淑。而兹山巉突于江滨,若造物者喜设宏壮屏扞于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气蜿蟺储育,至是碍而不得西。尝产而为幽兰、瑞香、芝英、竹箭之美,与夫三脊之茅、千寻之名材、希世异物为瑞; 太平之时,未能独当奇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铲采于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 彼陶令与十八贤者,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盖当时挈治世具,不得设张,即思自放于山谷之间,而进退卒以不污,后世不敢少訾焉。白乐天贬浔阳,慕渊明之为人,乐之不去。是皆人与山相得于一时者。厥后当宗闵权势震赫时,终不附离为进取计,气节自高,岂无待而然耶? 予与名世冒风埃,走数千里,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则兹游所得,时人亦叵测云。
王廷珪这篇 《游庐山记》,写于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1117)。文章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游踪,描绘了庐山险峻奇伟的景色,而且还寄寓了深沉的感慨,可谓情景并茂,为游记文的上乘之作。
此文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以偿所愿焉”,概括地写庐山的地理方位和壮美奇伟的景象,以及以往的欲游不果。具体看,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层意思。开头几句,欲写山先写水 (长江),然后由水引出庐山。这既表明庐山的位置所在,又说明天下名山虽不少,但巍然崛起于长江岸边的,却以庐山为最。这是第一层意思。下面概括地状写庐山的磅礴奇伟: 自外望之,与他山无异; 但若深入其中,就会发现高崖古寺,秀绝怪伟,愈入愈奇,足可称为“甲天下”。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写自己以往欲游而未果,从而间接而又进一步地描写庐山的险恶形势: 自然界的气候十分恶劣,“霜飙雨雹、炎熇赤日”以及“阴霾宿祲”随时都可以阻挡游者踪迹; 同时又有“虺蜴蛇虎”、“鸟道苔境”、“颓崖断石”,足以让游客望而生畏,却步不敢前。因此,自己终于也“不果力跻而寄目,以偿所愿”。这段描写说明,庐山形势壮伟而险恶,确实值得一游; 但若没有一定的勇气与决心,又很难成行。这就为下面一部分写游览庐山作了衬托,并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从“政和七年十月七日”,至“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集中地写游览庐山的整个过程,并就耳目所及,描写了沿途风光。作者的游览路线是: 东林寺、虎溪——罗汉阁、白公草堂——五杉阁——西林寺——资圣庵——三茅亭——绵绣谷——天池寺、瑞光亭——贮云庵——佛手崖——相光亭——大林寺——饮牛池——峰顶庵——文殊台、四望台——宝兴庵、石盆庵、护国庵——普照寺——广严寺——东林寺。从游踪来看,作者遍游了庐山的西北部,故文中说,以往来此游览者不少,但都“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 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一种穷幽尽奇、征服艰险的自豪感,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善于记游状物,因而读者也好像随着作者的游踪,到庐山西北部游览了一遍。
第三部分,从“因回视江南”至文末,是以议论的方式写游庐山后的感想。作者认为,庐山“巉突于江滨”,拦住了江南的清淑之气,使之储蕴于此,不仅孕育出象幽兰、瑞香、芝英、竹箭等灵草妙药,以及三脊之茅、千寻名材等象征祥瑞的希世异物,而且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可谓“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下面又列举了两位与庐山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人物——陶渊明与白居易,来说明这些隐居匡庐者,是因为当时时事黑暗,“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不得已才“溺于此”的。因而,他们“气节自高”,保持了清白的名声。并且,他们之所以能够超然世外,物我两忘,乃是因为他们是“无待”的有道者。最后说,这次庐山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这既是对全文的总结,同时也似乎有掩饰上述议论的意思。
《游庐山记》是一篇典型的山水游记文章。游记这种体裁,发源于魏晋,成熟于唐。至宋代,又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具体看王廷珪的这篇《游庐山记》,它表现出以下三点特色:
首先,作者善于记述游踪,使这一部分文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写游记文章有一大忌,就是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像一部流水帐。这样往往会使文章平直枯燥,毫无生气。但王廷珪却能很好地避免这些弊病,把文章写得有详有略,浓淡相间。对重要的风景名胜,作者着力渲染,或写景色之奇,或写历史状况,或写神话传说,或写得名由来,总之是各有侧重。例如写锦绣谷,写天池寺 (瑞光亭),写文殊、四望二台等处,就是如此。写锦绣谷的得名由来,是因为这里“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写到夜间在瑞光亭礼文殊,并看到有上百盏灯合散明灭时,就穿插了一个神奇的传说:“或谓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写在四望台上所看到的庐山与长江景色,也颇为生动、壮观。而对于一些风景点,比如罗汉阁、西林寺、资圣庵、普照寺、广严寺等处,就一笔带过。详细处浓墨重彩,引人入胜; 简略处给人以想象余地,耐人回味。这就避免了平铺直叙、均衡用力。这一部分好像为庐山西北部勾勒了一幅立体图画,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尤如跟随作者去游览了一番。
其次,以议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感想,间接地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情与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可谓感慨良多,寄托遥深。作为叙事绘景的记游散文,受诗歌的影响很大。唐诗重“兴象”,以生动的画面与饱满的感情见长: 宋诗“尚理”,以“理趣”见长,诗人往往以议论的方式寄寓某种道理。影响到游记,亦是如此。比如唐代柳宗元的 《永州八记》,就主要是以清新灵动的画面为主。而宋代的游记,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 作者往往在文章中发议论,表现某种事理。比如王安石的 《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各有所象征与寄托。王廷珪这篇写于北宋末年的 《游庐山记》,亦复如此。作者说,庐山钟灵毓秀,不仅生产出幽兰、灵芝一类的灵草异物,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实际上,这是对时事政治的巧妙讽刺。北宋末年,政治极为黑暗腐朽 (十年后北宋即灭亡),外有农民起义、异族入侵,内有奸佞执政,朝纲紊乱。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昏庸得无以复加的皇帝,重用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大佞臣,对贤良方正之士却摒而不用。因此,有才有识之士就只好隐居深山荒野,去“独善其身”。所谓“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云云,应是一句反语,意为天子昏庸,权奸当道,真正的魁豪之士并未被选拔任用,一展宏图。同时,这也寄托了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 自己已年近四十,尚未通籍 (第二年方中进士),报国无路,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无异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痛苦。作者又列举了曾隐居于此的陶渊明与白居易,说明他们之所以或辞官隐溺于此,或被贬谪来此地,都是因为不得志于当时; 从而反衬了现时政治的混乱窳败。随即作者又对他们的崇高气节作了赞颂: 陶渊明“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便“自放于山谷之间”,“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因而美名“卒以不污”; 白居易遭政敌陷害,被贬于此,但不攀附权贵以固位求荣,“气节自高”。这是因为他们是有道之士,能够超然物外。这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 士当为时用,以身许国; 若不见用,则退居山野,保全名节。这也即是儒家传统的处世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如其人。各种史料均称王廷珪性伉厉,负气节。他这种性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表现。作者的上述这些感慨与寄托尽管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然而作者却在文末故意掩饰一下: 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实则是,作者并未忘却悲忧感慨、戚戚不已之怀。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作者的这番议论之所以与上文浑然一体,没有蛇足之感,乃是因为它是在叙事绘景的基础上自然生发出来的,并且没有因其议论说理而影响它的画面之美与意境之美。相反,它还使这篇游记深沉凝重,对读者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再次,文笔准确而生动,善于渲染气氛。王廷珪的文笔很美,在这篇游记里尤其有突出的表现。他要渲染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就可以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地表现出来。例如作者写在四望台上观看庐山与长江,意在表现这一带山水的壮美奇险,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登高望远,名山佳水皆收眼底,壮观开怀。从这样的描写里,我们不是也可以窥见作者那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抱负么? 再比如作者写庐山的险恶景色,也渲染得阴森可怖,令人生畏:“不遇霜飙雨雹,炎熇赤日,则阴霾宿侵,翁然出于洞穴之中,欲冲射人; 与夫虺蜴蛇虎之群,磨牙泽吻而垂涎,鸟道苔境之所颠坠,颓崖断石之所覆压,有足以褫魄而夺气。”不仅庐山景色本身险恶可怖,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段文字,也觉得有些“褫魄而夺气”。这样的描写,又不妨看成是北宋末叶险恶社会环境的折光反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阳聂名世,自圆通同宿东林,观虎溪莲池。明日登罗汉阁,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阁,凭高望九十六峰,隐见天末,不可名状。而香炉一峰尤胜绝,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时隐者之所喜盘旋于此也。过西林,履五里许,至资圣庵。资圣而上,渐峻拔,非数十步辄一休,不可疾至。历三茅亭,乃至锦绣谷; 闻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自锦绣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礼文殊于瑞光亭,拜未起,而灯光璨发于栏楯之外,大小几百余灯,明灭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圣灯也。”予不能致诘,窃意名山蕴灵,必有神物欲示其异,以惊众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为此耶? 或谓: 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此说几近欤。寺有贮云庵,又在绝危峦顶,峭发壁立数百千仞,吐云气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袵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崖。崖下清凉莹彻,可丈余,水溅溅鸣其中。有石龙首,浮于泉上,诡壮若欲奔动,视之毛发为悚。崖西半里,登相光亭,观掷笔峰、坐禅台。竹林遗址,山中人传数有僧见竹林宝刹于此,转盼失之,故今号“竹林化寺”。复从崖东北下三里,至宝林,即唐大林寺,白乐天尝序此地; 实匡庐间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识游者镵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饮牛池,池一里至峰顶庵。视香炉峰,反在其下。东有文殊、四望二台。老松一株极丑怪,偃于四望台之上,若张盖然。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徉注视,目不得瞬,而千万状之变态,亦不可得而穷也。于是下峰顶十里,至普照寺。而宝兴、石盆、护国三庵,居峰顶、普照寺之间。又下至广严寺,游连枝亭,复投宿东林。观壁间记游者甚众,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 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
因回视江南地雄富,内坦夷,数千里气状清淑。而兹山巉突于江滨,若造物者喜设宏壮屏扞于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气蜿蟺储育,至是碍而不得西。尝产而为幽兰、瑞香、芝英、竹箭之美,与夫三脊之茅、千寻之名材、希世异物为瑞; 太平之时,未能独当奇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铲采于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 彼陶令与十八贤者,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盖当时挈治世具,不得设张,即思自放于山谷之间,而进退卒以不污,后世不敢少訾焉。白乐天贬浔阳,慕渊明之为人,乐之不去。是皆人与山相得于一时者。厥后当宗闵权势震赫时,终不附离为进取计,气节自高,岂无待而然耶? 予与名世冒风埃,走数千里,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则兹游所得,时人亦叵测云。
王廷珪这篇 《游庐山记》,写于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1117)。文章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游踪,描绘了庐山险峻奇伟的景色,而且还寄寓了深沉的感慨,可谓情景并茂,为游记文的上乘之作。
此文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以偿所愿焉”,概括地写庐山的地理方位和壮美奇伟的景象,以及以往的欲游不果。具体看,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层意思。开头几句,欲写山先写水 (长江),然后由水引出庐山。这既表明庐山的位置所在,又说明天下名山虽不少,但巍然崛起于长江岸边的,却以庐山为最。这是第一层意思。下面概括地状写庐山的磅礴奇伟: 自外望之,与他山无异; 但若深入其中,就会发现高崖古寺,秀绝怪伟,愈入愈奇,足可称为“甲天下”。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写自己以往欲游而未果,从而间接而又进一步地描写庐山的险恶形势: 自然界的气候十分恶劣,“霜飙雨雹、炎熇赤日”以及“阴霾宿祲”随时都可以阻挡游者踪迹; 同时又有“虺蜴蛇虎”、“鸟道苔境”、“颓崖断石”,足以让游客望而生畏,却步不敢前。因此,自己终于也“不果力跻而寄目,以偿所愿”。这段描写说明,庐山形势壮伟而险恶,确实值得一游; 但若没有一定的勇气与决心,又很难成行。这就为下面一部分写游览庐山作了衬托,并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从“政和七年十月七日”,至“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集中地写游览庐山的整个过程,并就耳目所及,描写了沿途风光。作者的游览路线是: 东林寺、虎溪——罗汉阁、白公草堂——五杉阁——西林寺——资圣庵——三茅亭——绵绣谷——天池寺、瑞光亭——贮云庵——佛手崖——相光亭——大林寺——饮牛池——峰顶庵——文殊台、四望台——宝兴庵、石盆庵、护国庵——普照寺——广严寺——东林寺。从游踪来看,作者遍游了庐山的西北部,故文中说,以往来此游览者不少,但都“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 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一种穷幽尽奇、征服艰险的自豪感,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善于记游状物,因而读者也好像随着作者的游踪,到庐山西北部游览了一遍。
第三部分,从“因回视江南”至文末,是以议论的方式写游庐山后的感想。作者认为,庐山“巉突于江滨”,拦住了江南的清淑之气,使之储蕴于此,不仅孕育出象幽兰、瑞香、芝英、竹箭等灵草妙药,以及三脊之茅、千寻名材等象征祥瑞的希世异物,而且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可谓“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下面又列举了两位与庐山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人物——陶渊明与白居易,来说明这些隐居匡庐者,是因为当时时事黑暗,“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不得已才“溺于此”的。因而,他们“气节自高”,保持了清白的名声。并且,他们之所以能够超然世外,物我两忘,乃是因为他们是“无待”的有道者。最后说,这次庐山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这既是对全文的总结,同时也似乎有掩饰上述议论的意思。
《游庐山记》是一篇典型的山水游记文章。游记这种体裁,发源于魏晋,成熟于唐。至宋代,又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具体看王廷珪的这篇《游庐山记》,它表现出以下三点特色:
首先,作者善于记述游踪,使这一部分文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写游记文章有一大忌,就是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像一部流水帐。这样往往会使文章平直枯燥,毫无生气。但王廷珪却能很好地避免这些弊病,把文章写得有详有略,浓淡相间。对重要的风景名胜,作者着力渲染,或写景色之奇,或写历史状况,或写神话传说,或写得名由来,总之是各有侧重。例如写锦绣谷,写天池寺 (瑞光亭),写文殊、四望二台等处,就是如此。写锦绣谷的得名由来,是因为这里“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写到夜间在瑞光亭礼文殊,并看到有上百盏灯合散明灭时,就穿插了一个神奇的传说:“或谓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写在四望台上所看到的庐山与长江景色,也颇为生动、壮观。而对于一些风景点,比如罗汉阁、西林寺、资圣庵、普照寺、广严寺等处,就一笔带过。详细处浓墨重彩,引人入胜; 简略处给人以想象余地,耐人回味。这就避免了平铺直叙、均衡用力。这一部分好像为庐山西北部勾勒了一幅立体图画,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尤如跟随作者去游览了一番。
其次,以议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感想,间接地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情与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可谓感慨良多,寄托遥深。作为叙事绘景的记游散文,受诗歌的影响很大。唐诗重“兴象”,以生动的画面与饱满的感情见长: 宋诗“尚理”,以“理趣”见长,诗人往往以议论的方式寄寓某种道理。影响到游记,亦是如此。比如唐代柳宗元的 《永州八记》,就主要是以清新灵动的画面为主。而宋代的游记,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 作者往往在文章中发议论,表现某种事理。比如王安石的 《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各有所象征与寄托。王廷珪这篇写于北宋末年的 《游庐山记》,亦复如此。作者说,庐山钟灵毓秀,不仅生产出幽兰、灵芝一类的灵草异物,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实际上,这是对时事政治的巧妙讽刺。北宋末年,政治极为黑暗腐朽 (十年后北宋即灭亡),外有农民起义、异族入侵,内有奸佞执政,朝纲紊乱。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昏庸得无以复加的皇帝,重用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大佞臣,对贤良方正之士却摒而不用。因此,有才有识之士就只好隐居深山荒野,去“独善其身”。所谓“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云云,应是一句反语,意为天子昏庸,权奸当道,真正的魁豪之士并未被选拔任用,一展宏图。同时,这也寄托了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 自己已年近四十,尚未通籍 (第二年方中进士),报国无路,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无异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痛苦。作者又列举了曾隐居于此的陶渊明与白居易,说明他们之所以或辞官隐溺于此,或被贬谪来此地,都是因为不得志于当时; 从而反衬了现时政治的混乱窳败。随即作者又对他们的崇高气节作了赞颂: 陶渊明“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便“自放于山谷之间”,“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因而美名“卒以不污”; 白居易遭政敌陷害,被贬于此,但不攀附权贵以固位求荣,“气节自高”。这是因为他们是有道之士,能够超然物外。这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 士当为时用,以身许国; 若不见用,则退居山野,保全名节。这也即是儒家传统的处世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如其人。各种史料均称王廷珪性伉厉,负气节。他这种性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表现。作者的上述这些感慨与寄托尽管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然而作者却在文末故意掩饰一下: 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实则是,作者并未忘却悲忧感慨、戚戚不已之怀。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作者的这番议论之所以与上文浑然一体,没有蛇足之感,乃是因为它是在叙事绘景的基础上自然生发出来的,并且没有因其议论说理而影响它的画面之美与意境之美。相反,它还使这篇游记深沉凝重,对读者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再次,文笔准确而生动,善于渲染气氛。王廷珪的文笔很美,在这篇游记里尤其有突出的表现。他要渲染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就可以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地表现出来。例如作者写在四望台上观看庐山与长江,意在表现这一带山水的壮美奇险,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登高望远,名山佳水皆收眼底,壮观开怀。从这样的描写里,我们不是也可以窥见作者那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抱负么? 再比如作者写庐山的险恶景色,也渲染得阴森可怖,令人生畏:“不遇霜飙雨雹,炎熇赤日,则阴霾宿侵,翁然出于洞穴之中,欲冲射人; 与夫虺蜴蛇虎之群,磨牙泽吻而垂涎,鸟道苔境之所颠坠,颓崖断石之所覆压,有足以褫魄而夺气。”不仅庐山景色本身险恶可怖,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段文字,也觉得有些“褫魄而夺气”。这样的描写,又不妨看成是北宋末叶险恶社会环境的折光反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