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3-02-18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研究转向使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包容、开放的局面，文艺学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探索学科的建构。随着生态观念和生态批评实践的不断深入，生态业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课题，而文艺学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与生态的结合则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1978年，鲁克尔特(Willian Rueckert)在《衣阿华评论》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应当“构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这实际上在呼唤生态诗学体系。生态批评是生态观念向文学与美学拓展的批评实践，它直接为生态文艺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话语资源。
一、生态文艺学建构的可能性
文学是人学，乃亘古不变的主题。在当代技术僭越日益严重，人的精神维度极度缺失，人类的生态资源濒临危机的情况下，生态进入文艺学，可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野。以生态系统为原则审视文艺学本身，给文学研究本身注入活力，有助于在后现代时期重建深度模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回归人们久已失落的精神家园，提供人类走出精神困境与危机的新的可能性。
西方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工具理性”导致了新的神话，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和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结果导致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与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一。而重建新的思维方式、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寻求建立有关人文思维的逻辑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努力和方向。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针对二元化、分离、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现代性现象，强调了人与他人以及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要求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和全球整体价值。生态观念就是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直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得出结论，又继而指导文艺创作实践。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文艺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理论是文艺实践的总结和指导，美学必须结合文艺作品来研究，所以它历来是和文艺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美学是哲学的附属，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根深蒂固，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政府占有自然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生态批评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德里斯在《生态批评》中深刻地指出这一问题：“生态批评，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那就是超越在西方的话语和实践中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思考。环境问题先前置于二元的负极来关照，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思考只能使具有破坏性的二元论观点长久存在下去一只有首先使学术界确立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缩减二元论的空间。”因此，审美思想应批判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重建超越二元论等传统价值观的思维方式，而以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这也是社会发展、人类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范式的一次变革，它强调整体而不预设任何中心，从人类中心论和二元论到整体论，展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去人类中心化并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敬畏和关怀，这样，主客二分的关系就可转化为主体一主体的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平等、互助、交流、关怀，人能持久地与自然共存。罗尔斯顿指出，人的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人类社会里，还表现在与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交流之中。“我们的人性绝对不只‘存在于’我们自身，而是更多地‘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中。”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存在着交互主体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要成为完整的主体，就需要具备这种健康的“地球心理”。即个人主体能从自然的他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承认并尊重自然界他者的主体性，个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主体与他者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际交流，从而实现真正的交流互动的主体性。麦克道尔指出：“在自然的巨大网络里，所有的生存都值得认知和发出声音，生态文学批评应该探讨作者如何表现景观中的人与非人声音的交流。”这体现了将主体间性、对话理论应用到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等理论的期望。
国内2001年“生态文艺学”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生态文学”的研究具体展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文学’，即以生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充分发掘和重新读解；二是对‘文学生态系统’的研究，提倡各批评流派间的和谐均衡发展；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将生态学的价值观引入文学研究，从人文学角度和精神层面探索并回答‘技术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人应怎样面对自然和自身’这些终极性问题，使文学成为在日益剥离的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平衡、抚慰的桥梁。”
二、生态文艺学的本土资源
反观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理论，与自然亲和的观念早已渗透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达到很高的水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并给予西方当代生态理论的产生发展以重要影响，正是这一点成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契机，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研究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
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孔子以“仁”为核心，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和宇宙生命，《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与仁相互包含，以至诚之心尽其性也就是以至人之心尽其性，即尊重、爱护、同情和理解万物，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这样人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成为三，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将仁的实施推广到自然界，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物”含有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爱养，孟子还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将自己的情性与万物的本性相联系，在物我同一中体验生命的和谐之美。
一、生态文艺学建构的可能性
文学是人学，乃亘古不变的主题。在当代技术僭越日益严重，人的精神维度极度缺失，人类的生态资源濒临危机的情况下，生态进入文艺学，可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野。以生态系统为原则审视文艺学本身，给文学研究本身注入活力，有助于在后现代时期重建深度模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回归人们久已失落的精神家园，提供人类走出精神困境与危机的新的可能性。
西方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工具理性”导致了新的神话，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和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结果导致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与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一。而重建新的思维方式、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寻求建立有关人文思维的逻辑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努力和方向。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针对二元化、分离、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现代性现象，强调了人与他人以及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要求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和全球整体价值。生态观念就是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直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得出结论，又继而指导文艺创作实践。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文艺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理论是文艺实践的总结和指导，美学必须结合文艺作品来研究，所以它历来是和文艺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美学是哲学的附属，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根深蒂固，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政府占有自然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生态批评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德里斯在《生态批评》中深刻地指出这一问题：“生态批评，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那就是超越在西方的话语和实践中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思考。环境问题先前置于二元的负极来关照，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思考只能使具有破坏性的二元论观点长久存在下去一只有首先使学术界确立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缩减二元论的空间。”因此，审美思想应批判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重建超越二元论等传统价值观的思维方式，而以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这也是社会发展、人类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范式的一次变革，它强调整体而不预设任何中心，从人类中心论和二元论到整体论，展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去人类中心化并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敬畏和关怀，这样，主客二分的关系就可转化为主体一主体的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平等、互助、交流、关怀，人能持久地与自然共存。罗尔斯顿指出，人的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人类社会里，还表现在与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交流之中。“我们的人性绝对不只‘存在于’我们自身，而是更多地‘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中。”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存在着交互主体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要成为完整的主体，就需要具备这种健康的“地球心理”。即个人主体能从自然的他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承认并尊重自然界他者的主体性，个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主体与他者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际交流，从而实现真正的交流互动的主体性。麦克道尔指出：“在自然的巨大网络里，所有的生存都值得认知和发出声音，生态文学批评应该探讨作者如何表现景观中的人与非人声音的交流。”这体现了将主体间性、对话理论应用到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等理论的期望。
国内2001年“生态文艺学”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生态文学”的研究具体展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文学’，即以生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充分发掘和重新读解；二是对‘文学生态系统’的研究，提倡各批评流派间的和谐均衡发展；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将生态学的价值观引入文学研究，从人文学角度和精神层面探索并回答‘技术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人应怎样面对自然和自身’这些终极性问题，使文学成为在日益剥离的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平衡、抚慰的桥梁。”
二、生态文艺学的本土资源
反观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理论，与自然亲和的观念早已渗透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达到很高的水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并给予西方当代生态理论的产生发展以重要影响，正是这一点成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契机，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研究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
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孔子以“仁”为核心，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和宇宙生命，《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与仁相互包含，以至诚之心尽其性也就是以至人之心尽其性，即尊重、爱护、同情和理解万物，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这样人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成为三，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将仁的实施推广到自然界，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物”含有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爱养，孟子还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将自己的情性与万物的本性相联系，在物我同一中体验生命的和谐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