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源自 *** 的家族“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
自从唐朝永徽二年(651年), *** 帝国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 *** 商人便不惮艰辛,前往中国通商。唐代 *** 商人最初大多经陆上丝路到长安。20世纪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3枚 *** 金币,其年代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是中阿陆上交通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中叶以后,由于陆上丝路的河西和陇右被吐蕃势力占据,因此,海上丝路兴起,取代了陆上丝路,导致中国与 *** 世界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就由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东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间 *** 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侨居在沿海商埠的 *** 和波斯商人也随之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据记载,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达数千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遇难的 *** 等国 *** 教、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教徒和商人,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说明当时居住在扬州、广州等地的波斯、 *** 商旅人数之多和中阿之间贸易之盛。
进入宋代之后,朝延对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为优惠,大食人来中国的更多,地区也更广。他们聚居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长按 *** 教规处理,官方从不过问。上述这些优越待遇,目的在于鼓励其来华经商,以发展市舶贸易和增加税收。
宋神宗时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罗,积资产数百万缗,被宋神宗封为怀化将军。公元1072年,他还作为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的使者来华进献。他在广州任蕃长时,起了“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作用,并捐货卖田,大力振兴郡学。当时宋朝 *** 规定,市舶官员只要能招徕到蕃商,抽解达到五万贯,就可以补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就以“造船一只运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委是勤劳。”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职。
这里的“蒲”姓,是当时蕃客的常见姓氏,追根溯源可能来自 *** 语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来自 *** 各地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从占城迁入广州经商,不只是一个富甲一时的巨商,而且是一个在巨商中拥有权威的蕃长”,不只是居留中国蕃商的行政领袖,并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领袖。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或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开宗又带领族人迁到了泉州,翻开了家族历史上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这是一个类似财政局长的职务。他的生意做得相当大,这从他被宋廷授予高于“承信郎”的“承节郎”官职就可见一斑。
蕃客们的豪富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年)来进贡,贡物包括一百两白龙脑,二十瓶银药,三瓮白砂糖,二十瓶蔷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锦,三段白越诺,三段驼马褥面。蒲亚里在绍兴元年(1131)时,进贡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当时市价计算,值五万余贯。宋代还有蕃客出钱助修城池之举,“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
广州怀圣寺光塔的周围是古代蕃坊旧址
这些人凭借着丰厚的财富,在宋代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广州番坊见番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养鸟,朱彧在广州居住时曾买一白鹦鹉,能言蕃语。白鹦鹉既然能言蕃语,自是由蕃人所养无疑。而且蕃人养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娱乐,他们也会把养的鸟予以出售。养鸟之外,蕃客们养花的水平也是十分有名。蕃巷中所种的素馨花尤香,而且作为香料之一的龙涎,也必须是从蕃巷花中采取原料,才能够保证品质优良。
蒲寿庚与他的兄弟。这时的蕃客在饮食与服饰上仍然保留着异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蕃客的衣着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着他们自己的异域特色,所谓“蕃人衣装与华异”,他们还有带耳饰的习惯,“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经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宁初年开始,宋朝在广州、泉州等 *** 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接受汉文化教育甚至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使得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蒲开宗的一个儿子蒲寿宬就是蕃客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应是一个军官。刘克庄曾为蒲寿宬写下“蒲领卫诗”的题跋:“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蒲寿宬在其诗序中也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
不过,蒲寿宬虽是一个军官,却对文化兴趣浓厚,他学作诗词,与文士往来,后成为著名诗人,遗有《心泉学诗稿》。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 *** 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锡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肯与其来往,应可说明他的诗歌水平。后来蒲寿成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这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兄弟所以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与蒲寿宬爱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开宗的另一个儿子蒲寿庚却是“少豪侠无赖”,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后,蒲寿庚应是托父荫进入官场,而后在市舶司任职,一步一步地升迁,同时,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场有个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经在九江当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干舟归》的诗:“江上楼高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云(蒲寿庚字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蒲寿庚当时任“制干”一职,这应是一个市舶司的职务,他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应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时,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县志》的“董文炳传”记载“(蒲)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在担任制干的五年之后,经历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记载一个与蒲氏有关的故事:“林乔,泉州人……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据泉州九日山石刻,咸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悦。其时有个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应为“蒲大官人”之误),因有商舶未缴税被起诉,他托泉州士人林乔为其向市舶使王茂悦游说。其后事情发生变化,王茂悦去职,“蒲八官人的漏税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认为中间人林乔未能起作用,将原先借出的地皮夺回。
从这段故事的前后文意来看,“蒲舶”和“蒲八官人”应为一个人,而且就是蒲寿庚。除了他,宋末不会再有一个如此气焰嚣张的蒲姓人家。泉州市舶司是一个机构,机构内有许多官员,而蒲寿庚被称为“蒲舶”“蒲大官人”,说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员,而且官职不小,否则不会被叫作“蒲舶”。当然,这一职务应当不是市舶司提举,而是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所以,他才能利用职权走私,当时称之为“漏舶”。宋朝十分重视市舶司的收入,对提举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蛮舶”,抽取多少税收。在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于“漏舶”,而且事后未受处分,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元朝大将董文炳评价蒲寿庚曾说:“寿庚素主市舶”。“素主市舶”这四个字,应能证明他虽不是市舶司提举,却已实际上却是市舶司的实权人物。
海云楼的商业帝国在南宋最后三十年时间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人称其“擅蕃舶利三十年”。其家族主要从事的是香料的贸易,其后代从事制作和经营香料一直世袭至今。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香手工业和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八九世。德化城关蒲姓“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至今。泉州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此地以种花为业,种植从 *** 引进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他们还保留特殊风俗习惯,用香料和香花敬奉祖先。
以蒲寿庚为代表的蕃商带来大量的海外奇珍,使泉州成为“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渊薮”。据载,宋代从海外各国输入的物品有宝货、香料、药物、布帛、杂货等,多达四百余种,如《云麓漫钞》载:福建市舶常到诸国舶船,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条、三佛齐国,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货色繁多,难以枚举。
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桐江集》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因而其“致产钜万”“家赀累巨万计”。如果当时有财富排行榜的话,泉州首富的头衔绝不会落到别人头上。南宋有个莆田人叫作刘克庄,是当时有名的词人、诗论家,见多识广,他把蒲寿庚比喻为春秋末期的巨商陶朱公。蒲寿庚的富有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蒲寿庚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方圆约三百亩。三百亩换算成平方米,大概是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蒲家府邸大约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民国年间的蒲氏后人声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时,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丞相花园字样,我叔叔说南教场原来是我们丞相(指蒲寿庚)的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去调查的庄为玑认为,“蒲氏的住宅中心即现在泉州总车站那边。他的府第即今南教场的总车站。”
蒲寿庚的家里,有花园、棋盘园、书轩、讲武场、厨房、祠堂等。蒲家接待贵宾之处,叫作“待礼巷”;蒲氏讲武堂所在地,叫作“讲武巷”;因为泉州被誉为“海滨邹鲁”,所以他家子弟读书的地方,叫作“东鲁巷”;甚至连他家兵营的厨房,都占了一条巷子,叫作“灶仔巷”。在蒲寿庚生活的那个年代,弈棋风盛,为了娱乐宾客,蒲寿庚在自家花园北面开辟一个棋盘园。他也是真会玩,“琢巨石为棋盘,……以美人为棋子”。32名美女分别手挚黑红棋子名牌,各就各位,听候弈棋者号令进退。至今,盘已无存,园亦改建土地祠,但地名无改。泉州义全宫附近有一小巷,叫作“三十二间巷”。据说,这就是蒲寿庚当初给32名充当棋子的女子夜宿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其他待遇现在大家无从得知,但是,当初蒲寿庚安排的宿舍,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间房。
支撑如此奢侈生活的是蒲寿庚的庞大海上商业帝国。单单他的女婿佛莲(来自巴林的 *** 人),就拥有海船80艘,因死后无子嗣而家产被充公时,竟有珍珠130石。可见蒲寿庚名下的船只,自然要多得多了。据说,他名下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为了更好地检视自己的庞大船队,蒲寿庚还在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一作石头山)建瞭望楼阁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站在楼亭前,海天尽收眼底。这就是著名的“天风海云楼”,楼名取得即是蒲寿庚的字“海云”。显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量海舶,是用不着建也建不起望海楼的。
至于他的兄弟蒲寿宬后来回到了家乡法石隐居。法石滨海靠山,宋元时代为泉州海外交通要冲。根据志书记载,“云麓在法石山左的山腰上。它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位于泉州城外的东南隅,距城约三公里余。……传说宋元之际,蒲寿宬有颇具规模的花园存此”。
权重一时的土生蕃客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有一件事使蒲寿庚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那就是他与寿宬率领船队打败了侵扰泉州的“海寇”,保住了港口的安全。闽、粤一带的海寇几与南宋一代相始终,“仅绍兴十三年到绍兴十七年短短的四年间,福建路一地每年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海盗团伙出现,平均每周就有一支海盗队伍诞生”。盗贼盘踞沿海小岛,骚扰地方,朝廷多次派军队围剿,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并上岸烧杀抢夺,甚是猖獗。但南宋“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海寇势力之大甚至连官府的正规水军左翼军也无法抵挡。据《泉州府志·纪兵》记载,南宋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而《福建通志》中记录了八起海寇犯泉事件。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击泉州,官兵无可奈何,南宋朝廷只得征调民船和鼓励民间武装捕盗,并以奖赏官爵的方式鼓励官民缉捕海寇。
好在蒲寿庚兄弟不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庞大船队及“家僮数千”,对付区区海盗自然不在话下。两人主动出击,退寇御侮,震动朝野。南宋 *** 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福建一路之兵事民政,又授予总管闽浙沿海水师的权力,再兼提举市舶。就南宋的惯例而言,福建安抚使一向由福建路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选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张浚等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这对蒲寿庚而言,已是殊荣无比了。这位土生蕃客,俨然成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员,其势力之大,俨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虽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
蒲寿庚在泉州权势熏天之际,延绵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1276年,元军已兵临行在临安城下。德祐二年二月初五日,在元军统帅伯颜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脱去了黄袍的小皇帝宋恭宗赵㬎(7岁),率领文臣武将来到祥曦殿,宣布正式退位,向蒙古人投降。然而,在元军进驻临安之前,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为延续国祚,匆匆忙忙进封吉王赵昰为益王,令其判(职位高的官 *** 位低的职务)福州;同时进封信王赵昺为广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临安即将陷落时,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京师,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去温州。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获悉,派兵追去,却未果而还。
德祐二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基称帝,即宋端宗,改本年年号为景炎元年。结果他在福州登基仅半年,浙江境内的抗元战役失利。元军于当年十一月长驱直入福建北部,迫使端宗不得不乘船离开福州,抵达泉州。
按照惯例,新皇帝上任后,一般要给各位大臣升职,奖励他们的拥戴之功。益王在福州称帝时,所封将吏大多在福建西、北部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等地。其时,泉州实际上已经被蒲寿庚所控制,因此端宗南逃泉州后,怎样对待蒲寿庚立即成为一个问题。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宋廷不惜加封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使其如愿以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总管”。当然,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局面下,很难说蒲寿庚的权力就能伸及广东,闽广两路招抚使的头衔更多的是荣誉性的,苟延残喘的宋廷无非是以高官笼络以换取其忠心罢了。若是蒲寿庚肯效忠宋室,或许这一职务在以后也会名副其实,但这位土生蕃客,泉州的实权人物,或许就在海云楼眺望自己的庞大商船队之时,就已下定决心做出了不同于此的选择。
*** (4)泉州(3)海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