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六十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从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往江宁两江总督衙门寄去了一副对联，准确地说应该叫“挽联”——当月初四，左宗棠的“死对头”，曾经的湘军主帅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官署。
左宗棠挽联的内容，显得相当的谦卑与真诚，落款的“晚生”更是给足了逝者面子，这让处理丧事的曾家老小，一颗悬着多日的心终于落到了原处。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晚清 历史 上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的名字，两人既是湖南同乡又年龄相仿，曾对左更有知遇、提携之恩，但不知什么原因，导致两位封疆大吏突然反目，相互交恶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而今斯人已逝，如果左宗棠借此机会，在盖棺定论的挽联中释放出一些不太和谐的信息，那曾家多少会有些下不来台。
但此时看来，先前的担忧不仅多余，更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左宗棠虽性格暴烈，但毕竟磊落，“死者为大”的人情世故更是了然于胸。“曾左失和”，已随着曾国藩的离世成为了往事。
而这两位晚清“国之柱石”之间的恩怨纠葛，到底是君子和而不同，还是个中另有隐情，却在后世引发了诸多遐思和猜测。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一年以后的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
湘乡、湘阴两地，相距不过百余里，在清代同属长沙府，从这一层意义来讲，两人在当时，应该可以算作同根同源的长沙老乡。
虽然年龄极为接近，而且曾左均名列晚清四大名臣，后来的成就也几乎难分伯仲，但实际上两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际遇却有很大的差别。
曾国藩从16岁到23岁，历经七次“县试”，才勉强考取秀才。从这样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曾文正公绝非天资聪颖之辈，其后来的科举成功，完全走的是勤能补拙的路子。
同时，六次县试失败，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都会带来巨大的打击，而曾国藩仍能坚持，可见其性格之坚韧不拔。
要知道，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落第三次便在金田揭竿造反了。
坎坷的县试之后，曾国藩求取功名的道路突然变得顺畅起来，乡试一蹴而就后，道光十八年（1838），第二次参加会试，便高中进士。
虽然与胡林翼、李鸿章相较，28岁才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略显大器晚成，而且三甲第四十二名的名次也不算特别理想。
但如果跟左宗棠比起来，几经周折但最终蟾宫折桂的曾国藩却无疑要幸运许多。
对于科举一途，左宗棠的起步还算顺利。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出头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乡试，虽然当时并未考中，但事后通过“搜遗”仍然有幸成为了举人。
只是乡试的“意外惊喜”似乎花光了左宗棠科举考试中所有的好运，接下来的三次会试，不幸全部落榜。
再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左宗棠投笔从戎，未能继续赶考，因此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举人的底子。
虽然后来官拜封疆、位极人臣，但在重视“出身”、讲究“正途”的清代官场，以“非进士”的身份入仕，终究不够圆满，也可以说是左宗棠内心深处难以排遣的缺憾。
科举的成败决定了两人仕途的差异，曾国藩殿试后入翰林，此后稳步升迁，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是正二品的 礼部右侍郎 。
而左宗棠直到1852年，才因为太平天国起事，进入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勉强成为了半个政府工作人员。
一个在天子脚下勤勉为官，一个在湖南老家开馆授学，如果没有那场席卷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即使曾左二人此后的人生会出现交集，恐怕也是匆匆而过。
1852年，时值太平军势炽，一路由广西北上进入湖南，围攻省府长沙。左宗棠在胡林翼的推荐下，成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入幕之宾。
而眼见绿营兵弁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完全难堪大用，咸丰帝只能寄希望于各地官员和乡绅富户自行组建地方武装，创办团练以抵御“发匪”。
1853年初，因母丧“丁忧”返籍的曾国藩，也被授命在湖南招募乡勇，督办团练。
从此之后，文官出身的曾国藩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军旅生涯，而其麾下，一支在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部队——湘军也在三湘大地应运而生了。
此时，两大巨擘虽齐聚湖南，但并未谋面，彼此的人生道路也还未产生交集。
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筹备湘军，与当地官员、乡绅相处得并不愉快，不仅因滥杀得了个“曾剃头”的雅号，还被迫避走衡阳发展。
1854年湘军羽翼初成，第一次在长沙战场遇到了此后的宿敌太平军，结果主帅曾国藩出师不利，在靖港水战中遭遇惨败，羞愧之余甚至要投水自尽。
若不是另一路湘军在悍将塔齐布的指挥下取得湘潭大捷，击溃林绍璋率领的西征太平军主力，恐怕湘军的 历史 在1854年便会戛然而止。
左宗棠倒是春风得意，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这两任湖南巡抚幕下，都受到极大的礼遇和信任，尤其是骆秉章，几乎将湖南军政大权悉数委于其手，可见左宗棠虽然做不得八股文章，却是经国济世的人才。
但也正是因为受到抚台大人的重用，在湖南官场几乎一人之下的左宗棠，本就桀骜不驯的性子愈发恃宠而骄，终于在1859年因为弹劾永州镇总兵樊燮一案，惹怒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差点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樊燮一案，左宗棠虽然在骆秉章、胡林翼等人的极力斡旋下最终化险为夷，但也因此颜面扫地，并最终黯然离开了湖南巡抚衙门。
而正在左宗棠愁苦困顿之时，却意外接到清廷命其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
曾国藩在左宗棠人生的最低谷向其投来了橄榄枝，左宗棠随后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又创办了楚军。
此后二人并肩作战，左宗棠也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信任，在江西景德镇和后来的浙江战场，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更是一路举荐，使左宗棠平步青云，直至位列封疆，从1859年左宗棠投入曾国藩麾下，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左两人一生中最融洽、最愉快的蜜月期。
按理说两人的友谊既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战火考验，曾国藩对左宗棠更有提携甚至是再造之恩，这样的前提之下，两人的关系不说牢不可破，至少也不应该发展到后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但事情往往就蹊跷在这意料之外上。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城破之日，曾国荃吉字营部众忙于烧杀抢掠，放松了对太平军残部的追剿和城门的防范，忠王李秀成趁乱于次日凌晨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了战火中的天京城。
虽然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但由于人为的疏忽和懈怠，导致洪天贵福这样的重要人物逃脱，这对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和湘军而言，无疑是重大的失职。
曾国藩一面组织兵力抓紧追剿，同时为掩盖太平军外逃的事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竟谎称“ 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 ”。
但巧合的是，幼天王一行逃亡的方向是南下湖州，而浙江正是左宗棠楚军的防区，通过搜集天京外逃难民提供的消息，结合与湖州太平军的交战经过，左宗棠掌握到了可靠的情报，那就是洪天贵福不仅未死，而且还从天京一路南下，此时已经被湖州的堵王黄文金迎入了城中。
左宗棠在完全没有知会曾国藩的情况下，把自己掌握的情报，一五一十地上报到了朝廷。
左宗棠的奏折，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湘军玩忽职守，放走“元凶首恶”，已是不该，曾国藩事后编造事实，企图欲盖弥彰，则更是犯了欺君之罪。
左宗棠不留情面地揭发举报，让曾国藩大为恼火，随即便针锋相对地又上了一道奏折。
首先，洪天贵福还活着，湘军主帅自然心知肚明，这一点无从抵赖，曾国藩就指责左宗棠夸大事实，言明当日因部队在进行激烈巷战，无力分心守御城门，确实导致小股“余逆”脱出，但绝没有左宗棠所指的数千人之众。
随即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左宗棠在克复杭州之战时，导致“ 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 ”，当时“ 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
不得不说，混迹官场多年的曾国藩，在突发状况面前依然保持了相当的冷静，虽然事实俱在，难以辩驳，但奏折中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和避重就轻、强词夺理的功夫，确实了得。
“来而无往非君子”，左宗棠一根筋的脾气也上来了，好像不彻底同曾国藩撕破脸皮便誓不罢休一般，又上奏批驳道“南京被湘军围得“铁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贵福的突围；杭、余一直未能合围，被陈炳文、汪海洋率众逃出自亦无可厚非。”
而且左宗棠还指出，曾国藩在南京，是刻意隐瞒伪幼主逃逸，而杭州的伪听王、康王外逃，自己都第一时间在奏折中向朝廷如实汇报，你要纠参，总要给我个理由吧？
眼见两大重臣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扩大，中枢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 ”为由，当起了和事佬，并嘱咐曾左，希望二人能够不计前嫌、和衷共济。
大功告成的关键时刻，因为“幼天王”的下落问题，曾国藩与左宗棠反目成仇，这是关于二人交恶过程中，有确切记载且极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此事之后，二人关系迅速降至冰点，直至八年不通音信。
但在发生这次争端之前，两人的关系也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融洽。
早在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统兵在江西作战时，因其父病故，湘军主帅随即上报丁忧，请假守制。但不待朝廷批准，便自行离营回湘。
左宗棠闻知此事，立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
而且同为国之柱石，两人的内心之中也难免会有所比较，尤其是自负的左宗棠（号今亮），常以今日诸葛亮自居，对世人提及二人时称“曾左”而非“左曾”，自己屈居曾国藩之下，一直耿耿于怀。
更是曾经公开评价曾国藩“ 才具稍欠开展 ”，言语之间，似乎对曾颇有轻视之意。
再就是两人的行事作风和个性也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曾国藩是大智若愚，藏巧于拙的性格，克己守礼，万事隐忍。
而左宗棠却锋芒毕露、性格张扬，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脾气。
一个偏爱“金刚怒目”、一个习惯“菩萨低眉”，这样“三观不合”的两个人，其实在现实交往中，很难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
但客观地讲，曾国藩和左宗棠，毕竟都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饱读诗书又身居高位，也都是识大体、知进退的人物。
慢说两人之间本无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有少许私人恩怨或者过节，也断然不会因为睚眦小事，发展到面红耳赤、恶语相向的地步。
所以，对于曾左二人突然失和，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的地步，我们不妨也来大胆地猜想和推测一番。
首先是双方交恶的时间选择：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统治者一直对汉臣抱有天然的戒心，因为要对付太平天国，而八旗和绿营又糜烂不堪，才无奈对曾国藩等人授之以权柄，但根深蒂固的成见是轻易不会消除的。
攻破天京前，曾国藩已经是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民政的封疆大吏，说一句权倾天下也不为过。
而攻破天京后，曾国藩的军事实力和个人声望更是到达了顶峰，也必然是朝廷对其猜忌和防范心理最严重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曾左交恶，对统治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同时也会减轻对二人联手的疑虑。
再来看左宗棠奏折的内容：以普通的违法乱纪状告曾国藩，恐怕诚意不足且力度不够。
而失职放走李秀成和洪天贵福，然后谎报军情欺君罔上，这样的罪行如果放在平时，或者是对于其他人，肯定逃不了杀头的下场。
但在剿灭太平天国这样的“不世之首功”面前，特别是曾国藩身边还保有十几万湘军武装的情况下，只要清廷不想逼曾国藩造反，如此指控，看似兵行险着，实际无非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何况太平天国已是穷途末路，而湘军正如日中天，即使幼主外逃，这点星星之火，也不可能像当年的金田，发展成燎原之势，慈禧太后更犯不着为了这件事不依不饶，真的去和曾国藩撕破脸皮。
最后来看交恶对象的选择：1864年时的中国大地，最有实力的汉臣，无疑便是权柄在握的湘、淮、楚军主帅——被称为“晚清三杰”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三人。
安徽籍的李鸿章，虽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但此人却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更在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相互的感情，这种人让他为了曾国藩的“黄袍加身”去拼命，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曾国藩与左宗棠这两个手握重兵的湖南老乡，无疑会成为朝廷的重点怀疑对象，那么只有两人在大功告成时迅速划清界限，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
再来看此后二人老死不相往来这件事，就易于理解也显得顺理成章了。
既然猜透了统治者的心思，那么二人过从甚密，肯定是惹嫌疑遭猜忌的事情，而明面上的断交，对朝廷，对曾、左二人，都将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曾左失和，必然参杂了性格层面的原因，但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却是两位顶级汉臣看透帝王心术后，一生的默契也可以说是一生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