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之外还有哪些文人写了关于这件事的文章
急需！在线等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6
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政府拖欠的薪水举行示威游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政府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