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之外还有哪些文人写了关于这件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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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6
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三一八惨案时说:“这里很有玩笑的成分,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所谓“照例”是指先前写过类似“玩笑”的文章也,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各校教员为追讨政府拖欠的薪水举行示威游行,北大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后政府却发表命令,说教员是自己“碰伤”,对此周作人十分反感,遂发表《碰伤》,极尽嘲讽之能事,予以讨檄: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那更厉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浪漫派的人看来,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地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碰伤》和集中的《死法》、《吃烈士》等都属于“别扭”的写法的文章,此后的《闭户读书论》《三礼赞》均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对这些含有滑稽分子的诙谐文章颇为看重,晚年写作《知堂回想录》时还一再提及:“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看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者。”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例子。”(《知堂回想录·五卅》)就文章学角度而言,周氏的这种写法确实凌厉狠辣,入木三分。然而换个角度讲,“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的一法”,确实不失为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时文,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三一八事件爆发的当天,鲁迅正在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因女师大事件而成论敌的陈源等人发起诘难,写完三章后,他得知了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笔锋一转,开始批判时政了,因为这“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把这种愤怒、谴责推向极致。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更是正面事实,严词批判政府当局的无耻行经,迫切想从写“空话”(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愤慨“苟活者”逐渐淡忘死者的血迹,继续在“沉默”中苟且偷生,呼唤“真的猛士”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结束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面对现实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黑暗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周作人,面对政府之暴行,虽然依然保持了“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却变得内敛、谨慎多了,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先前的《山中杂信》到《元旦试笔》《十字街头的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到了一九二七年后,终于愈走愈远了,三一八事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战斗,大概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周作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立即转变文章话题,予以沉痛的谴责,而是在用了几天时间来平息内心深处的波澜后,终于对这次事件表了态,《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开头说: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这和鲁迅听闻事件后拍案而起、出离愤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对于事件的实质周作人看得非常清楚,他意识到向政府交涉“结果一定比要比沪岸坏得多”,所以放弃了要求政府当局“彻底查办”的“梦话”,仅“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冷静”的惊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分为四个部分,前者述说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写对死者的哀悼,第三部分直接抄录自己前日的“刊文”,简单叙述女师大两个学生遇害后的情况,结尾则提到了自己为遇难者撰写的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虽然也有帝国主义和革命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的政治讽喻,但措辞却委婉多了,周作人随后也自惭“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者”,论调悲观沉静,等于承认自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在事件发生当天,鲁迅就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虽然也持论悲观,承认自己所写的都是“空话”,然而随后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就燃起了“微茫的希望”,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肯定死伤者对于将来者的意义,预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与周作人对于死者是“白死”的悲观看法是有所区别的。不过对于女子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两人则保持了大致相当的看法: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有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 (周作人《泽泻集·新中国的女子》)
作者:子非鱼兮 回复日期:2005-12-30 12:49:05
周文作于鲁文前一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两人都对中国女子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从容、勇敢进行了肯定,不过二人的结论却颇不同:《记念刘和珍君》)指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新中国的女子》则说女子的临危不惧胜过男子的刚强行动,这和周作人的女权论是相契合的。
事实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也写了怒目金刚式的文章,如《对于大残杀的感想》《恕府位》《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等,只不过这些文章同鲁迅主张“血债血还”的战斗檄文相比,则显得温和、客观多了。事隔几十年后,周作人回忆三一八事件时说:“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泽泻集》的编选初衷了,一方面选取隐逸的闲适之文,另一方面收录“反叛”的杂文时评(当然,这里也有个取舍标准,过于激烈而无趣味的文章不收集内),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他身有上两个鬼,故而这里选辑的是“两个鬼的文章”。
在《泽泻集》出版前两月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其名曰《两个鬼》,说人的心头都住着两个鬼,即“流氓鬼”与“绅士鬼”,似乎可以看作是《泽泻集·序》里“叛徒与隐士”思想的发轫: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惶,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 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ulctong tsern 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
(《两个鬼·谈虎集》)
周作人说,“我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为两个鬼所迷”,虽然因此“着实吃苦不少”,然而仍不想放弃,他进一步奢望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具体应用到作品集上,第一个“理想的王子”终于产下来了,这就是《泽泻集》。集内的文章我们不妨作如是观:闲适类为“绅士鬼”所作,杂文时评是“流氓鬼”作,后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里也承认了这点:“我写闲适文章 ,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流氓与绅士就好了。”但周作人反对把“流氓鬼”和“绅士鬼”严格区分开来,他说这两者之间“有时是综错间隔的,在个人固然有此不同的嗜好,在工作上也可以说是调剂作用,所以要指定那个时期专写闲适或正经文章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所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平衡,而追溯到周作人本人那里,终其一生,也是“流氓鬼”和“绅士鬼”的统一,“叛徒”与“隐士”始终是一体的两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