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 文言文翻译张廷玉的《明史》、袁枚的《随园诗话》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
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
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
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
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
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
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
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
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
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
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
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编辑本段]《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
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
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
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
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
《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
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
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
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
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
2. 袁枚《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
1、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
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
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
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
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
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
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
“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
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2、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
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 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
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 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
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
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 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
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 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
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
“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
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
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扩展资料: 1、内容简介: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
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2、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
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
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
3. 袁枚 随园诗话原文和翻译
苏州徐文靖公,明季殉难。二子昭文、贯时,俱守父志,不仕。尤西堂为贯时作传,言其少时美好,自称“三十六帝外臣”。《过平原有见》云:“玉面珠挡坐锦车,蟠云作髻两分梳。春风解下貂回脖,露出蝤蛴雪不如。”“曲水池头倚玉阑,祓除初起晓妆寒。新来传得江南样,也是梳头学牡丹。”摩写燕、赵佳人,风流可想。贯时先生名柯。其孙龙饮,精赏鉴,与余交好。
余翰林归娶,长安赠行诗甚多,记其佳者。邹太和学士云:“菊黄枫紫小春天,送尔南归是锦旋。才子扫眉宜赤管,洞房停烛有金莲。归鞍尚带同文课,时余方习清书。吟箧新添《却扇》篇。此日和鸣谁不羡?凤凰山下看神仙。”张南华宫詹云:“艳雪飞新句,红丝系夙缘。人间留玉杵,天上撤金莲。官柳萦袍绿,宫花压帽鲜。君恩许归娶,仍弹曲江鞭。”“遥识催妆日,金花艳擘笺。湖山留粉黛,毫墨乱云烟。两美应空越,双飞伫入燕。绿窗眉画早,银烛看朝天。”沈椒园御史云:“金闺才子爱袁丝,年少承恩出玉墀。丹诏命趋双鹤发,绣帏交护两琼枝。笙歌院落时衣锦,梅柳江村晓画眉。伫看还朝成《博议》,文章报国正相期。”蒋御史和宁,时作诸生,云:“金莲银烛数行低,照见鸳鸯两两栖。风动流苏侵夜漏,应疑铃索海棠西。”魏允迪中翰,以余文捷,戏云:“争传才子擅文词,顷刻千言不构思。若使画眉须缓款,那容横扫笔尖儿?”大司空裘叔度,时为庶常,云:“袁郎走马出京华,折得东风上苑花。一路香尘南国近,苎萝村是阿侬家。”“画壁旗亭句浪传,蓝桥归去会神仙。从今厌看闲花草,新种湖头并蒂莲。”盖调余狎许郎也。又云:“玉镜台前一笑时,石螺亲为画双眉。乌丝竞艳《催妆》句,只恐流传恼雪儿。”“双绾同心带一条,华灯椽烛好良宵。锦衾宛转留春住,莫忘鸣珂趁早朝。”毗陵相国程聘三,时作庶常,诗云:“金灯花下沸笙歌,宝帐流香散绮罗。此日黄姑逢织女,漫言‘人似隔天河’。”盖戏用余朝考句也。座主蒋文恪公,时为学士,诗云:“群仙艳羡送天涯,重叠诗笺压小车。马上玉郎春应醉,满身香雪落梅花。”“我闻堂上两亲居,划荻含丸廿载余。此日江南花烛好,承欢同上紫泥书。
4. 袁枚《随园诗话》节选翻译~~~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就听说吴江地区有个没有科甲功名的百姓徐灵胎,他有智谋出众、作风潇洒的名声,但一直没有机会会面。
在庚寅年七月,我患了胳膊疼的毛病,于是买船去物件吴江寻访徐灵胎,和他见面交谈之后彼此都很高兴。徐灵胎年纪将近八十岁,但是还很健谈,而且言语风趣,留我在他家对饮,并且赠送给我治疗臂痛的药。
他家临近太湖,太湖七十二峰的美景近的仿佛就在家中。他有好句子说:人生真的有绝对悠闲的日子么?即使年过百岁仍然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
《自题墓门》诗说:漫山遍野都是名贵药材,但路边松树下也仍然满是修炼长生不老术的道士。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等文章,语言虽然粗俗简单,但是却很恰如其分。
《刺时文》中说:读书的人,是最良莠不齐、各存异心的,腐朽的科举文章,好象烂泥一样腐烂,国家本来是为了招揽有才华的人才实行按文章选才的制度的,可是谁知道,反而变成了相互欺骗的技巧。用三句话承接转述题目,再用两句话解释题目,具有可以摇头摆尾诵读的格律,就说是孔圣人的优秀学生了。
可是,他们知道三通( 、 、 )、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这样的好文章是什么?知道汉高祖、唐太宗,是什么朝代的皇帝么?书桌上放着名人鸿儒讲学的文章,从书店里买来科举文章讲解,读起来随着格律肩膀忽高忽低,嘴里总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慨而发出感叹声,读这样好象嚼烂了的甘蔗一样的前人解读四书五经的文章,有什么滋味呢?这样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浑浑噩噩的度过了一生。就算让他碰巧用这种文章骗取了大官,也只能说是老百姓和朝廷倒霉。
5. 谁知道袁枚古诗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多谢
《随园诗话》年代:清 作者:袁枚 飞云倚岫心常在, 明月沉潭影不流。
明月有情应识我, 年年相见在他乡。 译文:飞云依傍着远山心一直都在,明月沉落清潭倒影不曾流走。
明月如若有情应该记得我了,年年都在异乡看见它。 扩展资料: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 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
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是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枚。
6. 袁枚的随园诗话翻译
清·袁枚《随园诗话》白话释义: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
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
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
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
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
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 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
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
“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
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 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
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原文: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
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
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
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
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
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
“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
《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
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
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
因此称为“随园”。文章赏析: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
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
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