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 文言文翻译张廷玉的《明史》、袁枚的《随园诗话》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
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
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
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
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
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
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
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
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
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
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
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
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编辑本段]《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
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
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
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
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
《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
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
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
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
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
2. 袁枚《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
1、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
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
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
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
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
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
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
“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
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2、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
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 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
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 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
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
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 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
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 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
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
“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
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
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扩展资料： 1、内容简介：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
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2、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
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
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
3. 袁枚 随园诗话原文和翻译
苏州徐文靖公，明季殉难。二子昭文、贯时，俱守父志，不仕。尤西堂为贯时作传，言其少时美好，自称“三十六帝外臣”。《过平原有见》云：“玉面珠挡坐锦车，蟠云作髻两分梳。春风解下貂回脖，露出蝤蛴雪不如。”“曲水池头倚玉阑，祓除初起晓妆寒。新来传得江南样，也是梳头学牡丹。”摩写燕、赵佳人，风流可想。贯时先生名柯。其孙龙饮，精赏鉴，与余交好。
余翰林归娶，长安赠行诗甚多，记其佳者。邹太和学士云：“菊黄枫紫小春天，送尔南归是锦旋。才子扫眉宜赤管，洞房停烛有金莲。归鞍尚带同文课，时余方习清书。吟箧新添《却扇》篇。此日和鸣谁不羡？凤凰山下看神仙。”张南华宫詹云：“艳雪飞新句，红丝系夙缘。人间留玉杵，天上撤金莲。官柳萦袍绿，宫花压帽鲜。君恩许归娶，仍弹曲江鞭。”“遥识催妆日，金花艳擘笺。湖山留粉黛，毫墨乱云烟。两美应空越，双飞伫入燕。绿窗眉画早，银烛看朝天。”沈椒园御史云：“金闺才子爱袁丝，年少承恩出玉墀。丹诏命趋双鹤发，绣帏交护两琼枝。笙歌院落时衣锦，梅柳江村晓画眉。伫看还朝成《博议》，文章报国正相期。”蒋御史和宁，时作诸生，云：“金莲银烛数行低，照见鸳鸯两两栖。风动流苏侵夜漏，应疑铃索海棠西。”魏允迪中翰，以余文捷，戏云：“争传才子擅文词，顷刻千言不构思。若使画眉须缓款，那容横扫笔尖儿？”大司空裘叔度，时为庶常，云：“袁郎走马出京华，折得东风上苑花。一路香尘南国近，苎萝村是阿侬家。”“画壁旗亭句浪传，蓝桥归去会神仙。从今厌看闲花草，新种湖头并蒂莲。”盖调余狎许郎也。又云：“玉镜台前一笑时，石螺亲为画双眉。乌丝竞艳《催妆》句，只恐流传恼雪儿。”“双绾同心带一条，华灯椽烛好良宵。锦衾宛转留春住，莫忘鸣珂趁早朝。”毗陵相国程聘三，时作庶常，诗云：“金灯花下沸笙歌，宝帐流香散绮罗。此日黄姑逢织女，漫言‘人似隔天河’。”盖戏用余朝考句也。座主蒋文恪公，时为学士，诗云：“群仙艳羡送天涯，重叠诗笺压小车。马上玉郎春应醉，满身香雪落梅花。”“我闻堂上两亲居，划荻含丸廿载余。此日江南花烛好，承欢同上紫泥书。
4. 袁枚《随园诗话》节选翻译~~~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就听说吴江地区有个没有科甲功名的百姓徐灵胎，他有智谋出众、作风潇洒的名声，但一直没有机会会面。
在庚寅年七月，我患了胳膊疼的毛病，于是买船去物件吴江寻访徐灵胎，和他见面交谈之后彼此都很高兴。徐灵胎年纪将近八十岁，但是还很健谈，而且言语风趣，留我在他家对饮，并且赠送给我治疗臂痛的药。
他家临近太湖，太湖七十二峰的美景近的仿佛就在家中。他有好句子说：人生真的有绝对悠闲的日子么？即使年过百岁仍然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
《自题墓门》诗说：漫山遍野都是名贵药材，但路边松树下也仍然满是修炼长生不老术的道士。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等文章，语言虽然粗俗简单，但是却很恰如其分。
《刺时文》中说：读书的人，是最良莠不齐、各存异心的，腐朽的科举文章，好象烂泥一样腐烂，国家本来是为了招揽有才华的人才实行按文章选才的制度的，可是谁知道，反而变成了相互欺骗的技巧。用三句话承接转述题目，再用两句话解释题目，具有可以摇头摆尾诵读的格律，就说是孔圣人的优秀学生了。
可是，他们知道三通（ 、 、 ）、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这样的好文章是什么？知道汉高祖、唐太宗，是什么朝代的皇帝么？书桌上放着名人鸿儒讲学的文章，从书店里买来科举文章讲解，读起来随着格律肩膀忽高忽低，嘴里总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慨而发出感叹声，读这样好象嚼烂了的甘蔗一样的前人解读四书五经的文章，有什么滋味呢？这样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浑浑噩噩的度过了一生。就算让他碰巧用这种文章骗取了大官，也只能说是老百姓和朝廷倒霉。
5. 谁知道袁枚古诗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多谢
《随园诗话》年代：清 作者：袁枚 飞云倚岫心常在， 明月沉潭影不流。
明月有情应识我， 年年相见在他乡。 译文：飞云依傍着远山心一直都在，明月沉落清潭倒影不曾流走。
明月如若有情应该记得我了，年年都在异乡看见它。 扩展资料：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
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 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
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是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枚。
6. 袁枚的随园诗话翻译
清·袁枚《随园诗话》白话释义：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
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
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
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
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
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 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
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
“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
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 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
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原文：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
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
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
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
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
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
“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
《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
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
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
因此称为“随园”。文章赏析：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
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
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