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11-05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他的书怎么样啊？
谁能帮忙推荐几本？
谢～
解析:
前两年刘一达赚得不少，《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作品相继推出，并接连改编成电视剧，让刘一达的名字在出版界和影视界都变得耳熟能详。近日，记者在对刘一达进行采访时得知，刘一达正在酝酿一部新的京味儿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是反映北京家庭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的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计划在明年春节与读者见面，对于喜爱京味文学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文学大餐。
用笔杆复原老京城
天已经完全黑了，刘一达才从报社的大楼里走出来。他今年48岁，还在到处采访、跑稿子。他说像他这把年纪还在报社第一线工作的是“绝无仅有”的，当年与他一起干新闻现在不是改了行就是当了官。改行他不考虑，当年他当记者就是想写点东西，虽然写了十几年可还是没写够；当官他不感兴趣，想写东西就别当官，他说你看有多少人当了官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虽然记者很辛苦，但是可以磨砺人的惰性，刘一达说如果不是当记者每周要完成一个整版而逼着自己写作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拿动这支笔。
马路上车来车往，刘一达步子轻快，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们一起走过建国门桥旁的一条胡同时，他指着前面的一片新楼说，过去这一片是“贡院”，是考“进士”的地方。他说他知道哪儿曾经是操场，哪儿是揭榜的地方，随后又讲了一番古代的科举制度。刘一达对老北京的熟悉，使他走到哪儿都会产生怀古幽思的感情。但这种幽思更多的是寄托在心里，没有实物可以凭吊，因为实物越来越少。对于这样的现状刘一达也只能用“无可奈何”这样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不过他手里的那只笔可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大有可为”，从《北京晚报》每周一版的“京味报道”，到《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一部部地道的京味小说，他把北京城日渐消失的旧貌，用文字重新复原起来。刘一达说：“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告别胡同，搬进新建的楼房时，我就越来越感觉应该把它写出来，告诉人们虽然胡同没了，但胡同文化的根儿却可以长久地延伸下去。”
老人夙愿成全他创作
这种延伸也许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从事古玩生意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对刘一达说：“你把我给你讲过的那些事写出来吧，从来没有人写我们这行当的事儿，有些事情是应该让后人知道的。”
当时刘一达还在北京西郊木制品加工厂工作，这位老人是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解放前，在北京开了三家古玩铺子。工作之余他总是给刘一达讲一些古玩店、玉器行里的事，刘一达觉得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就细心地记了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老人会以临终遗言这样的方式托负他。那时刘一达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在厂里出出板报，也曾经写过一个五幕话剧，但从来就没有排演过。
老人去世后刘一达调转工作，1991年到《北京晚报》当了一名记者，从这时开始利用采访的机会，他才深入了解了老北京的玉器行、古玩店的历史。经过3年多的采访和积累，刘一达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都子民》，以此完成了老人的一个夙愿，也迎来了他京味儿文学创作的高峰。
现代市井口语独出新裁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刘一达又出版了《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长篇小说，以及《坛根儿》《门脸儿》等文集，至今已经发表作品900多万字了。这些作品全都是用地道的北京话，说着地道的北京事儿。有评论说“这种京味儿语言是刘一达式的独特言说，绝异于时下流行的京痞话语。它继承了老舍的传统，又有着新时代的气息。它是新闻语体与文学语体的融化，带有浓郁的现代市井口语色彩，直白而不乏委婉，随意而不乏蕴藉，平和而不乏机智，平淡而不乏深意，幽默而不乏敦厚，更加贴近普通市民的当下生活。”
刘一达认为，京味小说的写作难于一般小说的创作，因为北京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书中的一个细节可能就藏着一个典故，想要说清楚就要走出去，去核实、去考证。刘一达为了创作已经走访了上千个北京家庭，采访了上万个北京人。他说写北京的事儿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要到胡同里去，他无法想像一个人坐在家里，足不出户就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小说。可是他也叹气，现在这样写小说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尽管京味创作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但是刘一达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创作要换一种风格。他说：我写的是北京人的事儿，就得用京味儿来表现。就好像一个做川菜的厨师，你非让他做鲁菜、做粤菜他也能做，但肯定没有川菜做的好。
尽管刘一达对自己坚持京味创作很有信心，但是对整个京味文学的发展，还是流露出了一些担心。他说现在从事京味文学写作人本来就不多，而邓友梅、陈建功这些擅写京味的作家，主要的精力又不能集中在创作上，加之北京城市改造的速度与日俱增，胡同这些培育了京味文学的“土壤”渐渐在消失，都让人对京味文学的未来担心起来。但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你急不得我也急不得，有喜爱京味文学的人自然会站出来，继续描述地道的北京人的生活。
潜心积淀酝酿精品
刘一达喜欢写短小的文章，他认为“以小见大”才是真功夫。他最爱看的书是《梁实秋文集》和《汪曾祺文集》，其中的文章大多短小精练富含人生哲理。但是他又觉得深厚的北京文化，用短的篇幅又难于表现，所以他才写了一部又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被称为北京的民俗画，北京的“清明上河图”。
进入今年以来刘一达的创作速度放慢了，除了记者的工作牵扯了他的创作精力外，最主要的是刘一达想“沉下来”，让自己积淀一下。他认为现在文坛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的风气，一些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把文学创作产品化、制造化。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每年新出的700多部长篇小说中，能被人记住的不多，称得上精品的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刘一达说文学创作是一件坚苦的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从他开始文学创作到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用了20年的时间，问他长吗，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用了15年的时间，托尔斯泰写《复活》用了30年的时间。“慢功出细活，作家的作品不在多，在精。”
问题描述:
他的书怎么样啊？
谁能帮忙推荐几本？
谢～
解析:
前两年刘一达赚得不少，《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作品相继推出，并接连改编成电视剧，让刘一达的名字在出版界和影视界都变得耳熟能详。近日，记者在对刘一达进行采访时得知，刘一达正在酝酿一部新的京味儿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是反映北京家庭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的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计划在明年春节与读者见面，对于喜爱京味文学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文学大餐。
用笔杆复原老京城
天已经完全黑了，刘一达才从报社的大楼里走出来。他今年48岁，还在到处采访、跑稿子。他说像他这把年纪还在报社第一线工作的是“绝无仅有”的，当年与他一起干新闻现在不是改了行就是当了官。改行他不考虑，当年他当记者就是想写点东西，虽然写了十几年可还是没写够；当官他不感兴趣，想写东西就别当官，他说你看有多少人当了官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虽然记者很辛苦，但是可以磨砺人的惰性，刘一达说如果不是当记者每周要完成一个整版而逼着自己写作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拿动这支笔。
马路上车来车往，刘一达步子轻快，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们一起走过建国门桥旁的一条胡同时，他指着前面的一片新楼说，过去这一片是“贡院”，是考“进士”的地方。他说他知道哪儿曾经是操场，哪儿是揭榜的地方，随后又讲了一番古代的科举制度。刘一达对老北京的熟悉，使他走到哪儿都会产生怀古幽思的感情。但这种幽思更多的是寄托在心里，没有实物可以凭吊，因为实物越来越少。对于这样的现状刘一达也只能用“无可奈何”这样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不过他手里的那只笔可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大有可为”，从《北京晚报》每周一版的“京味报道”，到《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一部部地道的京味小说，他把北京城日渐消失的旧貌，用文字重新复原起来。刘一达说：“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告别胡同，搬进新建的楼房时，我就越来越感觉应该把它写出来，告诉人们虽然胡同没了，但胡同文化的根儿却可以长久地延伸下去。”
老人夙愿成全他创作
这种延伸也许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从事古玩生意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对刘一达说：“你把我给你讲过的那些事写出来吧，从来没有人写我们这行当的事儿，有些事情是应该让后人知道的。”
当时刘一达还在北京西郊木制品加工厂工作，这位老人是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解放前，在北京开了三家古玩铺子。工作之余他总是给刘一达讲一些古玩店、玉器行里的事，刘一达觉得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就细心地记了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老人会以临终遗言这样的方式托负他。那时刘一达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在厂里出出板报，也曾经写过一个五幕话剧，但从来就没有排演过。
老人去世后刘一达调转工作，1991年到《北京晚报》当了一名记者，从这时开始利用采访的机会，他才深入了解了老北京的玉器行、古玩店的历史。经过3年多的采访和积累，刘一达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都子民》，以此完成了老人的一个夙愿，也迎来了他京味儿文学创作的高峰。
现代市井口语独出新裁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刘一达又出版了《人虫儿》《胡同根儿》《百年德性》等长篇小说，以及《坛根儿》《门脸儿》等文集，至今已经发表作品900多万字了。这些作品全都是用地道的北京话，说着地道的北京事儿。有评论说“这种京味儿语言是刘一达式的独特言说，绝异于时下流行的京痞话语。它继承了老舍的传统，又有着新时代的气息。它是新闻语体与文学语体的融化，带有浓郁的现代市井口语色彩，直白而不乏委婉，随意而不乏蕴藉，平和而不乏机智，平淡而不乏深意，幽默而不乏敦厚，更加贴近普通市民的当下生活。”
刘一达认为，京味小说的写作难于一般小说的创作，因为北京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书中的一个细节可能就藏着一个典故，想要说清楚就要走出去，去核实、去考证。刘一达为了创作已经走访了上千个北京家庭，采访了上万个北京人。他说写北京的事儿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要到胡同里去，他无法想像一个人坐在家里，足不出户就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小说。可是他也叹气，现在这样写小说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尽管京味创作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但是刘一达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创作要换一种风格。他说：我写的是北京人的事儿，就得用京味儿来表现。就好像一个做川菜的厨师，你非让他做鲁菜、做粤菜他也能做，但肯定没有川菜做的好。
尽管刘一达对自己坚持京味创作很有信心，但是对整个京味文学的发展，还是流露出了一些担心。他说现在从事京味文学写作人本来就不多，而邓友梅、陈建功这些擅写京味的作家，主要的精力又不能集中在创作上，加之北京城市改造的速度与日俱增，胡同这些培育了京味文学的“土壤”渐渐在消失，都让人对京味文学的未来担心起来。但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你急不得我也急不得，有喜爱京味文学的人自然会站出来，继续描述地道的北京人的生活。
潜心积淀酝酿精品
刘一达喜欢写短小的文章，他认为“以小见大”才是真功夫。他最爱看的书是《梁实秋文集》和《汪曾祺文集》，其中的文章大多短小精练富含人生哲理。但是他又觉得深厚的北京文化，用短的篇幅又难于表现，所以他才写了一部又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被称为北京的民俗画，北京的“清明上河图”。
进入今年以来刘一达的创作速度放慢了，除了记者的工作牵扯了他的创作精力外，最主要的是刘一达想“沉下来”，让自己积淀一下。他认为现在文坛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的风气，一些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把文学创作产品化、制造化。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每年新出的700多部长篇小说中，能被人记住的不多，称得上精品的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刘一达说文学创作是一件坚苦的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从他开始文学创作到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用了20年的时间，问他长吗，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用了15年的时间，托尔斯泰写《复活》用了30年的时间。“慢功出细活，作家的作品不在多，在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