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整个19世纪(经常也在以后),在大多数国家中,罢工是非法行动,从而至少含蓄地表示对国家的一种蔑视,罢工经常构成工人阶级不满的比较普遍的爆发的一部分。
罢工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工会的热情评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证说,英国的罢工经常遭到失败,但预告“社会战争”的到来,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孤立的冲突自然而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形成起来。同样的启示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后来,第一国际(参看国际条目)的大量实际工作涉及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支援(在19世纪60年代罢工人数不断增加)。但是马克思承认,罢工可能只是比较保守的工会为了有限的目的的惯例行动。他提醒国际组织中的工会“不应当忘记:它……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是说,工会成员过去对“只局限于这些……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感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
巴枯宁及其支持者阐述了关于罢工的另一种观点,包括总罢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鲍关于“全国节日”的建议)。1868年,国际批准了抵制宣战的罢工策略,使马克思很不高兴。后来,巴枯宁分子制定了革命总罢工的原则,它后来成为工团主义的中心口号。总罢工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策略,特别是争取或维护选举权的扩大。1893年比利时的榜样为许多欧洲国家所仿效,虽然政治罢工的信誉由于德国工会的日益反对以及1909年瑞典劳工的失败而受到破坏。1914年8月,关于举行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任何残余幻想都破灭了。
改良主义的总罢工的没落(1926年英国的情况是一个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重大发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国的革命高潮引起卢森堡的小册子《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的问世。她强调运动的自发性:“革命的生动的节奏,同时还有它最强有力的主动轮”。她论证说,这种自发的行动推翻了工会的陈规陋习,打破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改良主义界限,而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内在统一性。
列宁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响。19世纪50年代,他曾经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罢工提高阶级意识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脱离政治组织和斗争的罢工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国家政权,甚至总罢工也不可能。这一限制条件成为《怎么办?》的一个中心论点。“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页)。然而,他承认,1905年在国内一些地方,运动在几天之内就已从单纯的罢工演变成惊人的革命发动。和卢森堡一样,他从此坚持认为,群众罢工与革命意识的提高有着辩证的联系。
在俄国革命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工人国家中罢工工人是“对自己举行罢工吗?”列宁在1921年论证说,“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它的机关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旧残余”(《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页)。在斯大林统治下,罢工虽未被正式禁止,实际上却被作为违纪、旷工行为,甚至“反革命破坏行为”,加以镇压。
在西方,早期的一些共产党极其强调罢工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第三时期”(共产国际规定为1928年以后欧洲革命高潮的新阶段)。但是,随着1934年向“人民阵线”策略的转变,这种强调减弱,在1941年以后,在俄国的参战国中共产党很快反对罢工。自战争爆发起,共产党人的工会在许多国家中经常举行全国罢工作为一种政治示威运动(与第二国际在20世纪初类似)。同时,鼓吹以罢工推动阶级斗争的,主要是托洛茨基集团和其他集团,甚至包括“正式的”共产主义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