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代枢密使之名始见于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职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通鉴》载：“宦官董秀掌枢密。”胡三省注：“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通考》引《容斋洪氏随笔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石林燕语》卷四也引《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
既然当时的枢密使仅一人，也谈不上有什么机构，又无太大权力，只不过是处理一般的事务罢了。“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但由于枢密使地位之特殊，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都由他传上达下，加之随着唐末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枢密使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董秀职任枢密使时就与桂管观察使陈少游内外引荐，贪污受贿。到宪宗元和时期，枢密使刘光琦、梁守谦两人分掌上下两院；僖、昭宗时枢密使是王知古、杨虞郎两人，知古领上院，虞郎领下院。实际宪宗时枢密使的权力较代宗时大多了：“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上怒诸将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长安中，王守澄知枢密事，旧左右军容多入为枢密，亦无视事之厅后。”
这一时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枢密院，又掌握了军权，竟然达到任意废君、弑君的地步。《新唐书·宦者列传·王守澄传》：“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及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唐代废立皇帝都是由兼枢密使或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宦官司谋划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尽管如此，唐代宪宗时，宦官司能弑君、废君、立君，主要还是掌握兵权，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时的枢密使还不能直接参与宰相议事。但到僖宗、昭宗时，“宦官杨复恭、西门季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 此其始也。”《新唐书·宦者传·严遵美传》：“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厅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新唐书·杨复恭传》载：杨复恭“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又《通考·职官典·枢密院条》讲到当时的议事程序，“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之徒，至于视事，行文书矣。”
这是唐代宦官、枢密使权力发展到最高峰时期，很明显，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是宦官专权这一特殊现象与枢密使本身职权的重要性相结合的结果。 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诛宦官，以心腹蒋玄晖为唐枢密使，宦官统治枢密使的现象开始改变。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后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枢密院更用文人。同时，机构也稍有增大，人数稍多，改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学士。“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学士二员，选用政述文学者为之。”史载敬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曾举进士不第，后当朱全忠镇大梁时，敬翔被人推荐，在朱全忠帐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军谋政述，一以谘之。”朱全忠篡位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显标志。故《通考》也说“始更用士人”。
尽管后梁崇政使权力较大，但仍然是“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其外也。”枢密院的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还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晋天福中，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其他人员设置可能与后梁、后唐同。后晋枢密院与以前不同的是枢密使由宰相兼任，又改后唐以武将任枢密使之旧例，重新任用文士。当时的枢密使桑维翰、李崧均为宰相。桑维翰就举过进士及第，为河阳节度掌书记。李崧“幼聪敏，能文章”，为成德节度使范延光的掌书记。
但是桑维翰作枢密使的权力远不如后唐郭崇韬与安重诲, 做了三年枢密使，到天福四年就因受到谗毁而出为相州节度使，由刘处让接任枢密使。但“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母忧，高祖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故此，后晋曾短期地废过枢密院。及出帝即位，时“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又拜中书令，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
权力似乎已经很大，但好景不长，当时内客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毁之，出帝多次想罢黜桑维翰，由于大臣刘昀、李崧累劝，于是用冯玉为枢密使，不久又用冯为相，以分桑维翰之权，桑维翰被日益疏远，最后终于得罪冯玉而复被罢黜。
由此看来，桑维翰、李崧作为枢密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肘，而且多次遭到谗毁而罢职。通过桑维翰第一次罢枢密使之事来看，握有重兵在手的节度使之实权远大于宰相兼枢密使。这是五代时枢密院权力低落时期。 后汉枢密使有郭威、杨邠，其中最著名者是后来作了后周开国帝的郭威。后汉枢密使从郭威始又可兼节度使，从而达到了枢密使权力的顶峰。
郭威曾是汉高祖帐下吏卒，“掌军籍”，“汉高祖累镇藩阃，皆从之。及镇并门，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汉高祖即位，授权为枢密副使、检校副使。乾祐元年，汉高祖生病，威又与苏逢吉同受顾命。隐帝嗣位，便拜枢密使，加检校太尉。恰逢当时各处藩镇造反，而其他平叛者又屡屡失败，故“制授帝（郭威）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诏两面诸军，并取帝节度”。“时帝以北伐为患，委帝（郭威）以河朔之任，宰相苏逢吉等议，藩臣无兼枢密使之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务，则难以便宜从事。竟从弘肇之议，诏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禀立”。“旧制，枢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于是宣之，自帝始之。”
至此，郭威的权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终于在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迫使汉太后下令让郭威监国，到广顺元年春，又逼隐帝禅位，建立后周。
郭威即位后，后周的枢密使为王峻、郑仁诲。
王峻也是历来跟随郭威，立有战功而进为枢密使的。“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峻于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衎、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不已，语渐不逊。”
郑仁诲原也是郭威亲信。“汉高祖之镇河东也，太祖累就其第，与之燕语，每有质问，无不以正理为答，太祖深器之，汉有天下，太祖领枢务，即召为从职。及太祖西征，赏密赞军机”，“太祖践祚，旌佐命功，授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寻为枢密副使。逾年转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出镇澶渊，转检校太保，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
从王峻、郑仁诲两人来看，也都是宰相兼枢密使并兼领节度使。当然郑仁诲的权势并不太大，这主要是他“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及居枢务，虽权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无自矜之色” 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俗称“西府”，事实上是以枢密院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即马端临宣称的“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宋朝国策即是对“武人跋扈”的防备不遗余力。不过北宋初年武将在枢密院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雍熙三年北伐，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皇祐四年，狄青升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纷纷上奏反对，宋仁宗不顾宰相庞籍等反对，硬将狄青擢为枢密使，前后四年。（《宋史·狄青传》 ）
庆历年间，因二路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言，边事系国家安危，不宜专委枢密，仁宗以为然，即诏中书同议（职官志），继又以谏官张方平上言，中书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院，从此军令与政令则相互沟通矣。故仁宗庆历以后，宰相兼使迄元丰改制，又不复兼（《宋史·吕夷简传》 ）。
嘉祐元年，狄青罢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宋代枢密院官职设置如下：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为正任官、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皆为副贰官。“佐天子执兵政”。宋初，官无定制，有使则置副，有知院则置同知院。
元丰五年改官制：使、副悉罢。元佑初，复置签书院事，以枢密直学士充，开禧后，以宰执兼任，遂为永制。使与知院，同知、副使，亦或并除，其签书、同签书并为端明殿学士；枢密都承旨、枢密副都承旨、枢密承旨、枢密副承旨“掌承宣旨命”;枢密检详官、枢密计议官、枢密编修官。宋初枢密院下设四房：兵、吏、户、礼。神宗元丰五年增至十房，后又加两房，总计十二房：北面房（掌行河北路、河东路吏卒，北界边防、国信事）、河西房（掌行陕西路、麟、府、丰、岚、石、隰州、保德军吏卒，西界边防、蕃官）、支差房（掌行调发军，荆湖北路边防及京东、京西、江、淮、广南东路吏卒，迁补殿侍，选亲事官）、在京房（掌行殿前步军司事，支移兵器，川陕路边防及畿内、福建路吏卒，军头、皇城司卫兵）、教阅房（掌行中外校习，封桩阙额请给，催督驿递及荆湖南路边防）、广西房（掌行招军捕盗赏罚，广南西路边防及两浙路吏卒）、兵籍房（掌行诸路将官差发禁兵、选补卫军文书）、民兵房（掌行三路保甲、弓箭手）、吏房（掌行差将领武臣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及差内侍官文书）、知杂房（掌行杂务）、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小吏房（掌行两省内臣磨勘功过叙用，大使臣已上历任事状及校尉以上改转迁遣），吏共计三十八人：逐房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阙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十五人。元祐既创支马、小吏二房，增令史为十四人，书令史十九人，创正名贴房十八人。大观增逐房副承旨为五人，创守阙书令史三人，增正名二十八人。（《文献通考·卷五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