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全文如下
导语：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民国农村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土地兼并，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地主，哪些人该属于地主哪些人不该属于地主，农民的普遍贫困是不是土地兼并的后果……等等，都是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调查显示，民国农村大地主极少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律：王朝越到末期，土地越集中到部分地主手里，农民越没活路，于是揭竿而起。近代“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也建筑在这一周期律之上。但考之史料，至少自北宋以来，这个周期律是不存在的自北宋到民国，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大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大地主数量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到明清两代，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就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之所以将讨论限定在“至少自北宋以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北宋之前留下的资料很少。二是北宋之前，朝廷经常搞“均田制”改革，即便存在所谓的的周期率，也会被改革打断。自北宋开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先河，放任民间土地自由买卖，此后各朝大体沿袭成例。按“常理”，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兼并理当愈演愈烈。但事实却相反。北宋时，地方政府登记在册的占地400亩以上的“一等主户”为数尚且不少，但到明、清两代的黄册和编审册里，这类规模的地主却已很难看到。以河北获鹿县为例，据该县编审册统计，占地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康熙四十五年只有1.19%，雍正四年只有1.54%。考虑到这些“大地主”大多几代未曾分家，其人均占地数与平常农户间的差距只会更小。正如台湾学者赵冈所说：“对明、清农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都同意，到了明、清，大地主已经消失，田产是分散在自耕农及中小业主的手中。” 进入民国，农村土地这种“越来越分散”的趋势仍在继续。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为侵略中国而设立的特殊企业，其重要业务之一是对中国国情做细致的实证调查。1935年，“满铁”调查了华北453个村落的土地分配状况，并记录了每个村庄最大地主拥有的田亩数。其中，占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2/3村庄的最大地主占田不超过200亩。同期，南方土地的分散状况更严重，据安徽、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939-1940年代“满铁”还调查了江苏南部4县11村，结果显示，这些村庄里，“地主户”有173户，“佃户”却只有159户，平均每户“地主”只出租4.92亩地。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已经非常之少(刘文彩这类特殊的官僚军阀地主，不在本期专题的讨论范围之内)。一个占田200亩的10口之家的“地主”，和一个占田20亩的3口之家的“自耕农”，区别其实没多大。把前者划归“大地主”，把后者划归“自耕农”，不过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字游戏罢了。 1940年代，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的中国南方农村。 人口激增导致“土地兼并”越来越难，已不具备产生大地主的土壤 上述事实会引发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政府放任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兼并不是愈来愈烈，反而越来越缓?大地主不是愈来愈多，反而越来越少?地主平均占地规模不是愈来愈大，反而越来越小? 答案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增长。自1072年到1950年，人口从1亿左右激增到超过5.5亿，人均耕地也从5.45亩降到了1.74亩。一方面，地少人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农民对土地越来越珍惜，除非万不得已，轻易不愿出卖田产。清代同治年间编纂的《黄县志》里记载：山东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农户储蓄剩余财富的速度，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变慢，土地价格则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上涨。这一降一涨的双重压力，使农户越来越难以扩充田产，在清代晚期，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或几代人，一个中产之家才有可能买进几十亩地。人口的增长，正是导致“兼并”越来越难、地主规模越来越小的主因。 另外，假设某中产之家用20年的时间顺利使耕地占有量翻倍，它也很难循着这一财富积累模式变身为大地主，因为它马上还会面临着一个诸子分家的问题。该中产之家若只生一个儿子，其户均田产会翻倍;若生了两个儿子，户均田产会维持不变;若生了三个儿子，户均田产就要减少了。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激增，平均每户人家的育子数量远不止两名，诸子均分家产的传统，破灭了许多中产之家的“大地主梦”。
导语：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民国农村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土地兼并，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地主，哪些人该属于地主哪些人不该属于地主，农民的普遍贫困是不是土地兼并的后果……等等，都是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调查显示，民国农村大地主极少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条“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律：王朝越到末期，土地越集中到部分地主手里，农民越没活路，于是揭竿而起。近代“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也建筑在这一周期律之上。但考之史料，至少自北宋以来，这个周期律是不存在的自北宋到民国，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大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大地主数量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到明清两代，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就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之所以将讨论限定在“至少自北宋以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北宋之前留下的资料很少。二是北宋之前，朝廷经常搞“均田制”改革，即便存在所谓的的周期率，也会被改革打断。自北宋开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先河，放任民间土地自由买卖，此后各朝大体沿袭成例。按“常理”，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兼并理当愈演愈烈。但事实却相反。北宋时，地方政府登记在册的占地400亩以上的“一等主户”为数尚且不少，但到明、清两代的黄册和编审册里，这类规模的地主却已很难看到。以河北获鹿县为例，据该县编审册统计，占地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康熙四十五年只有1.19%，雍正四年只有1.54%。考虑到这些“大地主”大多几代未曾分家，其人均占地数与平常农户间的差距只会更小。正如台湾学者赵冈所说：“对明、清农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都同意，到了明、清，大地主已经消失，田产是分散在自耕农及中小业主的手中。” 进入民国，农村土地这种“越来越分散”的趋势仍在继续。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为侵略中国而设立的特殊企业，其重要业务之一是对中国国情做细致的实证调查。1935年，“满铁”调查了华北453个村落的土地分配状况，并记录了每个村庄最大地主拥有的田亩数。其中，占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2/3村庄的最大地主占田不超过200亩。同期，南方土地的分散状况更严重，据安徽、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939-1940年代“满铁”还调查了江苏南部4县11村，结果显示，这些村庄里，“地主户”有173户，“佃户”却只有159户，平均每户“地主”只出租4.92亩地。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已经非常之少(刘文彩这类特殊的官僚军阀地主，不在本期专题的讨论范围之内)。一个占田200亩的10口之家的“地主”，和一个占田20亩的3口之家的“自耕农”，区别其实没多大。把前者划归“大地主”，把后者划归“自耕农”，不过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字游戏罢了。 1940年代，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的中国南方农村。 人口激增导致“土地兼并”越来越难，已不具备产生大地主的土壤 上述事实会引发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政府放任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兼并不是愈来愈烈，反而越来越缓?大地主不是愈来愈多，反而越来越少?地主平均占地规模不是愈来愈大，反而越来越小? 答案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增长。自1072年到1950年，人口从1亿左右激增到超过5.5亿，人均耕地也从5.45亩降到了1.74亩。一方面，地少人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农民对土地越来越珍惜，除非万不得已，轻易不愿出卖田产。清代同治年间编纂的《黄县志》里记载：山东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农户储蓄剩余财富的速度，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变慢，土地价格则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上涨。这一降一涨的双重压力，使农户越来越难以扩充田产，在清代晚期，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或几代人，一个中产之家才有可能买进几十亩地。人口的增长，正是导致“兼并”越来越难、地主规模越来越小的主因。 另外，假设某中产之家用20年的时间顺利使耕地占有量翻倍，它也很难循着这一财富积累模式变身为大地主，因为它马上还会面临着一个诸子分家的问题。该中产之家若只生一个儿子，其户均田产会翻倍;若生了两个儿子，户均田产会维持不变;若生了三个儿子，户均田产就要减少了。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激增，平均每户人家的育子数量远不止两名，诸子均分家产的传统，破灭了许多中产之家的“大地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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