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原本是以教育为主,为何在明代会逐渐走向政治化?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0-09-10

一、教育的重要性,促使经筵制度逐步形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

为了能够使王朝能够顺利的传承交接下去,历任的皇帝都重视修身,因为只有修身了,才能最大几率的保证贤明,让百姓安居,从而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而修身最为常规的手段,一般就是教育——而作为皇帝不仅在小时候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便是在长大后登基了,也依旧要接受一些教育。

后来随着教育的深化,对于这种皇帝即位后的再教育,甚至还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称之为“经筵制度”,经筵即帝王特设的御前讲席。

“自宣帝甘露中,始诏诸儒讲五经于石渠,经筵之所始乎此,厥后遂为常制……——南宋林《古今源流至论》

从上可以看出,其实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经筵的开始。不过虽然在汉即有,但是它是在宋时期才形成,而直到有明一代的时候才走向成熟。在明朝时期,不仅有经筵,随着时间的发展,还甚至衍生出了日讲——最初的经筵太过于繁琐,讲课之前有许多仪式,目的是为了使得皇帝尊崇儒学;不过后来因为这种繁琐的行为太过重视礼仪性,于是造就了一个日讲,也就是小经筵,这个与之前相比则较为务实。

然而,从上可以看出,这种学习制度,终究与皇帝有关,是与皇权有着密切联系的,那么在明代这个发展成熟期,它究竟是纯粹的传授皇帝教育?还是有涉及政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时代背景作用下,明朝从随意而为的学习到重视经筵

明朝初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国家开始休养生息。朱元璋因为从小家贫,靠着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上九五至尊的位置,他深知权力来之不易,对权力掌控欲自然更加强烈。而当时的经筵主要是一些儒学知识,掌控欲极强的朱元璋自然与儒学格格不入,因此经筵制度在此时发展极其缓慢。

要是后来的建文帝能够统治长久,或许经筵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但可惜的是他的皇位没热乎多久,就被叔叔朱棣给抢走了。朱棣一生戎马,久经沙场,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与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性格极其霸道。而朱棣后来的皇帝,不管是洪熙帝,还是宣德帝,虽说性格并不是偏霸道那种,但由于较为年长的缘故,对于经筵这种成熟的再教育模式也是有些排斥的。

《明史》卷五十五礼九经筵条载:“ 明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

因此,这个时候的经筵发展,一度出现停滞现象——经筵是否开展几乎全靠皇帝的心情好坏,以及皇帝的突发奇想。

“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

然而世事无常,由于朱瞻基的突然暴毙,使得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突然上了皇位。皇帝年幼,对朝政自然难以理解——因此为了能够让皇帝更好的利用皇权,朝廷开始重视经筵,并让顾命大臣亲自担当经筵官。正是在这个时候,经筵制度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并且由于是朝廷的顾命大臣担任经筵官,这就使得最初的单纯教育逐渐的与政治扯上了关系。从此,经筵成为了朝廷的一大盛事,被明人认为讲学第一事,并且制度化下来。

三、随着教育的深入,经筵逐渐趋于政治化

1、作为臣子与皇帝连结的重要纽带之一,经筵注定会带上政治色彩。

《晋书·天文志上》:“五诸侯五星,在东井北……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下,大臣们有三种境界,上则为帝师,教导皇帝,中则为帝友,与皇帝成为朋友,下则为帝臣,只是单纯的臣子关系。作为帝师,皇帝见了也要行礼,也要礼让三分。

而因为受到皇帝尊敬的缘故,在教导过程中,帝师若在讲学中灌输一些治国理念,皇帝自然很容易就接纳了。因此帝师很多时候都会讲学政治。

而除此之外,作为皇上的老师,必定要那些名师大儒们担任。而同样的,这些担任经筵讲师的大名士们,他们的待遇非常好,皇帝经常会赏赐一些财物来显示对他们的尊敬——而这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成皇帝对于这些名士们的笼络,使其变得更加的忠心。

而带上了这些政治色彩,经筵就注定不再会是纯粹的教育制度。

2、“小经筵”日讲的出现,其实也是政治化加深的具体体现

我们前头有提到日讲的出现是由于原本经筵太过于繁琐。那为何之前不嫌弃繁琐,后来就突然嫌弃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过于繁琐的礼仪太过于压抑了,这并不利于皇帝获取政治知识。所以日讲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政治服务的。

《明史》记载:“若小经筵,必择端方博雅之臣,更番进讲。凡所未明,辄赐清问。”

《春明梦余录》则提到:“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

从上可以看出,不管是选“博雅之臣”,还是讲官“口讲无讲章”,都是要更好的上升到政治层面。毕竟口讲无讲章使得讲官们可以随意扩展视野,自由发挥,而他们都是臣子,若自由发挥的话,自然都会往政治上延伸讲学。

3、内阁大臣担任经筵讲师,经筵政治化形成

《皇明大政记》:“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明史》记载:“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

从以上可以看出,明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建立内阁进行辅助,到了明朝后期,内阁成为了一个执掌大权的机构,哪怕是嘉靖皇帝二十年没有上朝,内阁依然在正常的运转,权势几乎可以擅国柄。

而明朝负责经筵的讲师,大部分都是出自于内阁。讲师们来自于内阁的这个性质,决定了他们给皇帝出谋划策与宣传政治的作用大于原本的讲解知识——当时这些出身内阁的大臣在给皇帝上课前,往往会准备好讲义,然而这些讲义往往是内阁的大臣们决定的,用来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进而影响皇帝的心理。

所以说到底,这经筵只是内阁们借着讲课的名义趁机向皇帝诉说自己政治理念的一个地方罢了,当然他们并不会明确讲出来,而是凭借着自己对皇帝的了解,想好一些托词来让皇帝便于理解接受。

《日讲世 庙识余录》:“经筵讲章必送内阁裁定,是其意尽出阁臣,讲官不过口宣之耳。此于大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远。

而随着经筵与内阁之间关系逐渐加深,经筵这个原本单纯的负责教育作用的制度逐渐的就成为了皇帝选拔内阁大臣的一个标准。并且因为负责经筵的官员往往由内阁进行设置,所以经筵也成为了内阁进行权利扩张的一种方式。

四、总结

虽然说经筵由原本的教育逐步政治化,并且对皇帝权力存在一定的限制,但并不能说它对皇权能够构成威胁,毕竟经筵能不能开展主动权还是在于皇帝自身。

比如在明朝后期,由于明朝的皇帝大部分比较任性妄为,往往不上朝,只顾着自己享乐,而此时经筵往往成为了大臣们能够见到皇帝的唯一地方,于是大臣们就明面上开始在经筵上商议国家大事,而皇帝最终在厌恶至极之际,一度曾将其废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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