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6-06-29
以趣约易”又做何解？对此我的“论证”如下:
第一，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概括的是隶变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隶变字的笔划有增有减，那么许慎只说一种现象，而不提另一种现象，这种文章就叫不通！所以，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的“约易”二字显然不指笔划的增减。
第二，如果“约易”指的是笔划的简化，那么按聂先生的也包括许多文改先生的结论，汉字的发展趋势只是笔划的简化，（1）那么从甲骨文到大篆，由大篆到小篆也都该是“约易”那么一下子了但是，为什么从甲骨文到小篆的简化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当然，甲骨文许慎当时还未见到)，从大篆到小篆的简化，也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偏偏隶变的简化被叫做“古文由此绝矣？”显然“约易”当另有所指，而且，指的是与以前的文字变化完全不同的一种变化。因此“约易”二字不做笔划的增减解，这又是我的第二个“论证”。
第三，也许是社会学者的职业病，总要搞个抽样调查才放心，虽曾被斥为“庸俗唯物论”也九而不悔。所以就选用《中国书法大字典》里的字来做样本。我之选用这本书首先是它太普及了，不是什么孤本秘笈，读者随便就可以找来核查，由不得我信口雌黄的。其次，它既收有《说文》的小篆，又收有(清)顾蔼吉的《隶辨》中的隶字和(清)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中的古籀(大篆)，所以，进行比较研究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合格的样本(即字典中可用的每种字体的字数)数和全及总体(现存的各该种字的体总数)之比很高，即抽样率很高，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就先谈小篆隶变的调查结果。（2）在该字典中可用为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宇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 ；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 ；笔划不增不减的占15%。结果如此，从小篆到隶书的发展，作为一种趋势来说，起码不能说是笔划的“简化”的！
第四，〈说文〉是许慎用隶字编的小篆字典，（3）所以他对这两种字体必定非常熟悉。如果他说的“约易”就是笔划的“简化”岂非是在瞪着眼睛说瞎话，所以，“约易”不应做“简化”解，其义甚明。而且，“约易”并非成词，应各有所指，此处的“约”指规范划一；“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则是一改古文与篆书的图画式的、圆曲纷乱上而又下，左而又右、逆顺倒笔、杂沓多变的笔划，而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部首偏旁，完全改变了圆曲的笔划走势，因此，被说成“古文绝矣”，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干余年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千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例如：将一划的圆、椭圆、方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口增为三笔的口；将两三笔的日、月增为四笔的日、月；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划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蝌蚪弯分别增为三笔的丐、么、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均增为三和六划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曲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4）笔划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有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但恰恰就是这十之一二却被某些文改先生用来当作汉字简化的例证，而绝口不提十之八九的汉字繁化的总趋势，这只能说是以偏盖全，任意取证了。至于聂先生是人云亦云，还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以趣约易”天晓得！
第五，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古人作正确解释者大有人在。如《说艾》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划俯仰之势”。这个“无点划（5）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以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的“以取约易”理解为笔划的“简化”可见误解古文和别有用心者远不像今天这样多的。不知聂先生和大讲汉字发展趋势“就是简化”的先生们对此有何论驳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其总体变化也不是“简化”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现在已经被定成为汉字“简化”趋势铁定的例证。尤其因为许慎在《说文》中说得十分清楚：“秦初并天下，六国文字异形，李斯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李斯作仓硕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一个“或颁省改”就成了盖棺论定。
但是，我认为这个定论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原因是清末民初的小学家之间，曾引起过一场论争。这场争主要虽是论古文和籀文和大篆是一是二？但其实质却是古文籀文较小篆为“简”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原来《说文》附古箍重文1100余字，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小篆较大篆籀文笔划简省的少而增繁的反多。殆金石文实有之字日众，这一情况又更为清楚。但可惜的是，竟无人考虑"或颇省改"四字既可能指笔划的简化，还可能另有所指。最后，罗振玉在《殷墟书考释》中说“古人文字有繁简二体”，接着王国维又在其《汉代古文考》中做出了令当时小学家们普遍认同的结论。他说:“秦之小篆本出大篆，六艺之书行於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及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为之，……而秦人所罢之文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籀文，是可识矣。是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当代文字学家郭绍虞先生在赞赏了王国维先生的创见之后，进一步阐释说：“……盖后人既称简体为古文，遂名繁体为籀文耳。东土行简体，秦域行繁体，此所以秦于兼并六国之后，遂有文字异形之感，而不得不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矣”。（6）这也就是说小篆是在秦籀繁体上“颇多省改”而成。许多古文所以较小篆为简，原来是由于它是东土本来所行的简体古籀之故。郭先生因此总结说:“综上所言，然后知许书(指《说文》)之古籀实为晚周之古籀，而古籀之异即在于体之繁简……。”这些卓越的见解虽然解决了古文籀文大篆是一是二之争。但是，我认为它并未解决文字发展的趋势问题。因为:
第一，东土行简体，西土行繁体，并没有说明文字发展的趋势是简化是繁化(当然，这并不是小学家们原本讨论与论辩的目的)。
第二，郭绍虞先生在《晚周古籀申王静安先生说》一文中说得好:“……周宣王时，太史病简体之易於混淆也，遂辑录繁体，定为《史籀》一篇以作准的……”郭先生在这里虽讲出了文字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简体易于混淆）可是如果说用繁用简只是任意选择，这也难令人释疑。
第三，史穗大篆虽被改并入小篆，但当时秦籀必在金石文中留有实字，所以不妨也做一实地考查，何况古籀较小篆为简是一些小学家已有的疑虑，只是碍于“或颇省改”的定论，只好另找解释理由。所以，我也用《中国书法大宇典》中的《说文古籀补》之古籀文字与所收之小篆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共用〈〈大宇典》中可用之古搐808宇，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较古籀增笔的共488字，占61%；为减笔的72宇，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7）
我认为这一结果还是符合古籀(大篆)改为小篆的改变的实际情况的。所以许慎才用了“颇”“改”来概括这种改变，而对于小篆到隶书的改变却用了“古文由此绝矣”来界定其改变的巨大。那么，许慎的“或颇省改”又何所指其实“或颇省改”是就古籀到小篆改变的总体情况而言。它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字数的省减;另方面才是指笔划的增减和宇形的改变。1934年徐文镜编《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宇为3445字……古籍重文为27772字……。”（8）这也就是说当时每个字平均可有10个字的异体重文：即使当时，许慎没能见到如此多的重文，但起码五六个是有的，而这些重文都在确定小篆时必需省减之列。所以许慎才说：“颇多省改”，而其中的“多”“省”实在是指大量异体重文之省减。其实，这种重文的省减，从《说文·叙》中“或颇省改”几个字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他说:“七国…文字异形……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政所谓小篆是也”。这里明明是说罢去大量不与秦文合者之六国文字而依秦籀字形统一为小篆。小篆之形成既是“颇”“省”七国异体重文，又是取秦籀为范本加以“颇”“改”的共同结果。许文明明是一气呵成，不知为什么偏要在，罢其不与奏文合者之后，读的人大喘一口气另起一段？而且，在“或顿首改”前该加逗的地方不加，结果就成了或颇省改的只是秦籀的笔划了。
自古以来汉字的发展总趋势就是由简到繁
拙文《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曾说:“最常用，最古老的宇，笔划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划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字向多音节字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于是聂鸿音先生就反驳我说:“被称为代表了美洲最古老文化的玛雅文字，字形之繁复是世界所公认的，不知毕先生是否对古玛稚人的思维进行过研究，能够证明他们的思维的“复杂深刻”远胜于现代人？”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讲的是汉字的发展，由于字数的增多笔划也随之增多，可聂先生一来就讲玛雅文字创始的复杂。请问汉字今天的繁化现状和古玛雅文是可比的吗而且，自称是能“综合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事实”的大文字学家聂先生，您知道十六世纪的玛雅文是怎样的吗？它比它自已上古时的文字是繁是简？其实如果找本来就复杂的文字， 何必用玛雅文吓人，中国的西夏文就够复杂的了。但这与文字发展规律的繁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玛雅文是拼音文字，它的发展规律是音节的增加和变化，不是笔划的繁化。逻辑学里最普通的原则是“不同类不相比”，甚至小学的数学都有这样的原则。像聂先生这样‘拉郎配’似的乱比一通，我看“违背逻辑学基本常识的论证”（聂文责我的原话）这个断语还是留给聂先生自已为好！
聂先生将我的“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繁化”，斥为“古怪的命题”，可是找来的三个字例恰恰证明了文字是由简变繁的发展规律。他说：“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说文解字》中部首如：艹、ㄅ、囗等，已经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表思想含义了，可是人们却偏偏习惯写成草、包、围，如有人要把她们简化成艹、ㄅ、囗一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吧？”（原句如此）聂先生自己举的实例，自己却说不出原因。只好由我来解答。在《说文》的时代，这三个符号既是部首又是字。《说文》分别对她们解释说：“艹、百艹也，凡艹之属皆从艹，”但是，后来，艹之属的字越来越多，于是将艹加了声旁成为草本字，以区别于偏旁的艹；〈说文〉又说：“ㄅ，包也，像人曲形有所包，凡包之属皆从ㄅ。”但后来也许是为了本字的方正，加了意旁‘巳’（胚胎之意）成为包本字，以区别于部首的ㄅ；〈说文〉又说：“囗，回也像周匝之形，凡囗之属皆从囗。”但后来明显是为了避免混淆，将囗加了不同的偏旁成为回、围本字，并与口字加以区别，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这也就是汉字繁化一部份发展规律，可是聂文对此先是反对，接着又对自己反对的原则举例赞成。真是一张嘴怎么用都可以的。
所谓‘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即由‘不是某’变为‘是某’。所谓‘规律’也不应具有任意性。所以我对聂先生的反对‘繁化’却又从不变的角度赞成‘繁字’；以及小学家们的“东土行简，西土行繁”的古人任意性的选择文体的说法都不敢苟同。那么，古代文字体系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研究甲骨文有年的陈炜湛先生对古代文字的发展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之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甲骨文字的发展变化，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我们既要承认它的阶段性，同时又得注意其渐变性。”又说：“……甲骨文中富于变化的异体字，有些是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而产生的……。”（9）陈先生古代文字繁化的结论是正确认识汉字发展规律极有价值的论证。它也给“东土行简，西土行繁”不是任意选定的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这就是说，它们所以如此，是由于地域广阔，文字发展阶段差异造成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竟举了“车”的例子证明古文就是由繁而简（10），是简化。那么，也只好把所有可能找到的例子(即样本)来调查一下。我选用了李圃选注的《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做样本。调查结果是：该表共收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今字相比，今字繁化的计214字占80%，简化的计17字占6%，不繁不简的计35字占14%。由此，可以知道原来有些“学者”的研究就是如何用少数例证去掩盖大多数的实情。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这样出来的！
总括说来，汉字发展在楷书以前，是以繁化为主，每次大的文体变化与调整时，大约只有10%的字是简化了的。至于楷书以后，至少字数的增加是与笔划的繁化成正比例发展，而不是相反，否则汉字一路简下来岂非只剩下一、二、三了？在楷节定型的近两千年间，行、草和手头字、简化字始终作为楷书的辅助字体而流行于世。而且，古人一直以“识繁写简”或“正繁便简”，这种聪慧做法来协调“保持正体楷书传承一贯利于表现辨认”和“行、草、简手写方便”之间的矛盾。
汉语文“字词同一”的优越性
聂先生在反驳我的论点时说：“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直接反映的，是语言中的‘词’，而不是写下来的‘字’。”"聂先生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用得连中国的‘话也不会话’了。说聂先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是因为聂先生用了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却不知道按照西方语言学的基本常识来说中文是“词符和音节文字”（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401页）。这就是说中文除了少数联绵词中的字外，绝大部分的中国字都是‘词符’。中国的字和词是不分的。中国语文的基本表意单位是字也是词。而西方的文字是字母文字，字、词是不同的。不屑于“只对汉字和拉丁字有一点非理性印象”（聂文批我语）的聂先生，却连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用的基本词汇Lettre(法文)，Letter：vocable（法文），word的含义也没弄明白。说得通俗点，在这里Lettre和Letter的中文译意应是字母，而vocable和word才是词。就中文来说，我们只有单字词和多字词之分，而没有字、词之分。所以，从中文的发展上说，我们用不着像聂先生要求的那洋为近代东西找一个个单字词去表示，只用“火车”“电脑”等合成多字词表示就行了。这也就是中国语文的优越性所在。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上，古代用偏旁部首生成的新字(亦即单字词)较多。如：各种颜色的马是用马字旁分别加上因、辛、佳、俞、皇等形成新字来表示的。而到了近现代，基本上不再造新字(单字词)而用已有的字生成新的多字词了。乔姆斯基发现了人类语言的“生成性”，并把这种生成性看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能智慧(用通俗的话说，当一个人掌握了母语的一些词汇和句式后，他就会自已生成无限的新句来。这种生成性无疑会激活人的思维，促进人的创造力、理解力等。——此系我的理解，如有差误由我负责)。乔姆斯基说的西方语言的生成性是从句子开始的。可是，汉语文的生成性却是从字词就开始了。例如我的被聂先生讥为错别词的“扼止”就是我的生成词，因为“扼止”并不是“遏止”，前者是“扼杀阻止”合义。而后者只是“用力阻止”的成词而已。其实，在聂文中这种词典上没有的生成词是很不少的，如：捧出、复杂化、真如、远胜、预置、侈谈等。这种字词的生成性是汉语文最大的优越性之一。如果从宏观上考查一下，那么这种优越性也许可以更清楚些。《中文大辞典》共收字5万，多字合成辞37万条。这些多字合成词，大体上约有80%是由6000至7000常用字生成的成词，也就是说用六七千常用字生成的成词共有30万。相反，《英汉辞海》(所据原本基本上为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和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共收英文辞条，52万条，其中合成词约有4万条，减去1\3后缀不同的派生词等，余下31万单词，如再尽最大估计减去1万口语使用的词(这就是卢赣章和某些文改家所说的“字母与切法习完，基于字话一律，凡字能无师自读”的神话所涉及的范围。)那么，剩下的30万个词都是知识词、学术词，技术词、专业词、外来词，就是说英语民族的人也要通过习得才能学会的。30万单词和30万生成词,哪个好学？对比之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这也许就是唐德刚先生曾说过，他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往往连《纽约时报》也看不下来的原因吧！
语言(口头语言)与文字的辨证发展关系
聂先生抓住我的‘岐异’有时写成‘歧异’，‘笔画’写成‘笔划’，就要证明我是脑子中先想到语言声音，因而才发生这样的同音笔误(我主张“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与口头语言等同地一样都是表达思维的符号。因此，人在写文章时是用文字来思维的——见拙著《汉字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聂先生是少见多怪了。岐、歧本来就相同(这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就有)，画、划的繁体字也是同用的。它们都不是同音假借，而是‘同’用的异体字。如果聂先生对此不清楚不妨查查字典。至於说到写文章是用文字思维。还是用语言思维？却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明。汉语有音节506个，分音调后为1295个，可是汉字共有五、六万，每个音节后的同音字平均约有40至5O个。例如，JI音节和SHl音节在国际一、二级字库中就分别有105和67个同音字。所以，我们写文章时，如果脑子里想的是语言声音而不是文字，岂非要写出连篇的错别同音字了吗由此又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文中要有如此多的同音字？热衷于拉丁拼音文字的文改先生们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就栽在了这上面。难道是仓颉先生在造字时预见到有此劫难，而设置了什么密码使文改先生永远不能得逞当然，这只是笑谈。然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不能不便我们寻找答案，解开谜底。我们知道文字起源于图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书写这种图画，又是出于记录和向远处传送人的思维和信息的社会需要。所以，文字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为了表达语言，而是为了满足人类思维和信息的积累与远播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淮南子》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虽系神话。但按我的理解(我不同意原注的解释)它意指自此以往“天道得行、故雨粟:鬼祟难逞，故夜哭。”人类从此将进入一个文明智慧的时代!人类自已的创造发明反过来又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得多的物种层次和社会阶段。语言的出现可能先于文字，但语言的思维与文字的思维是不同的。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11），语言的陈述快捷而尽情，文字的表达慎密而艰深。语言在没有文字的引导下的思维将很难超脱生活的园囿。而文字在文化与智慧积累基础上的思维却常常活动在一个领先的更高的层次上。汉文字是由540个偏旁部首，“生成”的，而这些偏旁部首95%以上是有明确意指的。所以，当人们有了新的概念，就可以不管语音创造出新字来，何况汉字又可以无限地生成新的多字词来。所以，从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上看，语言并不永远超前于文字。而文字却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领先于语言的产生。语言与文字的发展关系就是一种这样的辨证关系。这就是从汉字同音字词很多这一现象引发出来的一个语言文字发展模式的‘猜想’。如果说文字只是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只能永远被动地落在了语言发展的后面。所以，西方语言学那个借以建立学科存在基础的“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基本命题，实在是一个只从拼音文字出发，颠倒错误的概括。
第一，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概括的是隶变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隶变字的笔划有增有减，那么许慎只说一种现象，而不提另一种现象，这种文章就叫不通！所以，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的“约易”二字显然不指笔划的增减。
第二，如果“约易”指的是笔划的简化，那么按聂先生的也包括许多文改先生的结论，汉字的发展趋势只是笔划的简化，（1）那么从甲骨文到大篆，由大篆到小篆也都该是“约易”那么一下子了但是，为什么从甲骨文到小篆的简化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当然，甲骨文许慎当时还未见到)，从大篆到小篆的简化，也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偏偏隶变的简化被叫做“古文由此绝矣？”显然“约易”当另有所指，而且，指的是与以前的文字变化完全不同的一种变化。因此“约易”二字不做笔划的增减解，这又是我的第二个“论证”。
第三，也许是社会学者的职业病，总要搞个抽样调查才放心，虽曾被斥为“庸俗唯物论”也九而不悔。所以就选用《中国书法大字典》里的字来做样本。我之选用这本书首先是它太普及了，不是什么孤本秘笈，读者随便就可以找来核查，由不得我信口雌黄的。其次，它既收有《说文》的小篆，又收有(清)顾蔼吉的《隶辨》中的隶字和(清)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中的古籀(大篆)，所以，进行比较研究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合格的样本(即字典中可用的每种字体的字数)数和全及总体(现存的各该种字的体总数)之比很高，即抽样率很高，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就先谈小篆隶变的调查结果。（2）在该字典中可用为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宇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 ；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 ；笔划不增不减的占15%。结果如此，从小篆到隶书的发展，作为一种趋势来说，起码不能说是笔划的“简化”的！
第四，〈说文〉是许慎用隶字编的小篆字典，（3）所以他对这两种字体必定非常熟悉。如果他说的“约易”就是笔划的“简化”岂非是在瞪着眼睛说瞎话，所以，“约易”不应做“简化”解，其义甚明。而且，“约易”并非成词，应各有所指，此处的“约”指规范划一；“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则是一改古文与篆书的图画式的、圆曲纷乱上而又下，左而又右、逆顺倒笔、杂沓多变的笔划，而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部首偏旁，完全改变了圆曲的笔划走势，因此，被说成“古文绝矣”，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干余年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千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例如：将一划的圆、椭圆、方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口增为三笔的口；将两三笔的日、月增为四笔的日、月；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划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蝌蚪弯分别增为三笔的丐、么、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均增为三和六划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曲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4）笔划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有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但恰恰就是这十之一二却被某些文改先生用来当作汉字简化的例证，而绝口不提十之八九的汉字繁化的总趋势，这只能说是以偏盖全，任意取证了。至于聂先生是人云亦云，还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以趣约易”天晓得！
第五，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古人作正确解释者大有人在。如《说艾》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划俯仰之势”。这个“无点划（5）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以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的“以取约易”理解为笔划的“简化”可见误解古文和别有用心者远不像今天这样多的。不知聂先生和大讲汉字发展趋势“就是简化”的先生们对此有何论驳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其总体变化也不是“简化”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现在已经被定成为汉字“简化”趋势铁定的例证。尤其因为许慎在《说文》中说得十分清楚：“秦初并天下，六国文字异形，李斯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李斯作仓硕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一个“或颁省改”就成了盖棺论定。
但是，我认为这个定论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原因是清末民初的小学家之间，曾引起过一场论争。这场争主要虽是论古文和籀文和大篆是一是二？但其实质却是古文籀文较小篆为“简”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原来《说文》附古箍重文1100余字，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小篆较大篆籀文笔划简省的少而增繁的反多。殆金石文实有之字日众，这一情况又更为清楚。但可惜的是，竟无人考虑"或颇省改"四字既可能指笔划的简化，还可能另有所指。最后，罗振玉在《殷墟书考释》中说“古人文字有繁简二体”，接着王国维又在其《汉代古文考》中做出了令当时小学家们普遍认同的结论。他说:“秦之小篆本出大篆，六艺之书行於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及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为之，……而秦人所罢之文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籀文，是可识矣。是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当代文字学家郭绍虞先生在赞赏了王国维先生的创见之后，进一步阐释说：“……盖后人既称简体为古文，遂名繁体为籀文耳。东土行简体，秦域行繁体，此所以秦于兼并六国之后，遂有文字异形之感，而不得不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矣”。（6）这也就是说小篆是在秦籀繁体上“颇多省改”而成。许多古文所以较小篆为简，原来是由于它是东土本来所行的简体古籀之故。郭先生因此总结说:“综上所言，然后知许书(指《说文》)之古籀实为晚周之古籀，而古籀之异即在于体之繁简……。”这些卓越的见解虽然解决了古文籀文大篆是一是二之争。但是，我认为它并未解决文字发展的趋势问题。因为:
第一，东土行简体，西土行繁体，并没有说明文字发展的趋势是简化是繁化(当然，这并不是小学家们原本讨论与论辩的目的)。
第二，郭绍虞先生在《晚周古籀申王静安先生说》一文中说得好:“……周宣王时，太史病简体之易於混淆也，遂辑录繁体，定为《史籀》一篇以作准的……”郭先生在这里虽讲出了文字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简体易于混淆）可是如果说用繁用简只是任意选择，这也难令人释疑。
第三，史穗大篆虽被改并入小篆，但当时秦籀必在金石文中留有实字，所以不妨也做一实地考查，何况古籀较小篆为简是一些小学家已有的疑虑，只是碍于“或颇省改”的定论，只好另找解释理由。所以，我也用《中国书法大宇典》中的《说文古籀补》之古籀文字与所收之小篆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共用〈〈大宇典》中可用之古搐808宇，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较古籀增笔的共488字，占61%；为减笔的72宇，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7）
我认为这一结果还是符合古籀(大篆)改为小篆的改变的实际情况的。所以许慎才用了“颇”“改”来概括这种改变，而对于小篆到隶书的改变却用了“古文由此绝矣”来界定其改变的巨大。那么，许慎的“或颇省改”又何所指其实“或颇省改”是就古籀到小篆改变的总体情况而言。它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字数的省减;另方面才是指笔划的增减和宇形的改变。1934年徐文镜编《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宇为3445字……古籍重文为27772字……。”（8）这也就是说当时每个字平均可有10个字的异体重文：即使当时，许慎没能见到如此多的重文，但起码五六个是有的，而这些重文都在确定小篆时必需省减之列。所以许慎才说：“颇多省改”，而其中的“多”“省”实在是指大量异体重文之省减。其实，这种重文的省减，从《说文·叙》中“或颇省改”几个字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他说:“七国…文字异形……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政所谓小篆是也”。这里明明是说罢去大量不与秦文合者之六国文字而依秦籀字形统一为小篆。小篆之形成既是“颇”“省”七国异体重文，又是取秦籀为范本加以“颇”“改”的共同结果。许文明明是一气呵成，不知为什么偏要在，罢其不与奏文合者之后，读的人大喘一口气另起一段？而且，在“或顿首改”前该加逗的地方不加，结果就成了或颇省改的只是秦籀的笔划了。
自古以来汉字的发展总趋势就是由简到繁
拙文《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曾说:“最常用，最古老的宇，笔划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划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字向多音节字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于是聂鸿音先生就反驳我说:“被称为代表了美洲最古老文化的玛雅文字，字形之繁复是世界所公认的，不知毕先生是否对古玛稚人的思维进行过研究，能够证明他们的思维的“复杂深刻”远胜于现代人？”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讲的是汉字的发展，由于字数的增多笔划也随之增多，可聂先生一来就讲玛雅文字创始的复杂。请问汉字今天的繁化现状和古玛雅文是可比的吗而且，自称是能“综合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事实”的大文字学家聂先生，您知道十六世纪的玛雅文是怎样的吗？它比它自已上古时的文字是繁是简？其实如果找本来就复杂的文字， 何必用玛雅文吓人，中国的西夏文就够复杂的了。但这与文字发展规律的繁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玛雅文是拼音文字，它的发展规律是音节的增加和变化，不是笔划的繁化。逻辑学里最普通的原则是“不同类不相比”，甚至小学的数学都有这样的原则。像聂先生这样‘拉郎配’似的乱比一通，我看“违背逻辑学基本常识的论证”（聂文责我的原话）这个断语还是留给聂先生自已为好！
聂先生将我的“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繁化”，斥为“古怪的命题”，可是找来的三个字例恰恰证明了文字是由简变繁的发展规律。他说：“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说文解字》中部首如：艹、ㄅ、囗等，已经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表思想含义了，可是人们却偏偏习惯写成草、包、围，如有人要把她们简化成艹、ㄅ、囗一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吧？”（原句如此）聂先生自己举的实例，自己却说不出原因。只好由我来解答。在《说文》的时代，这三个符号既是部首又是字。《说文》分别对她们解释说：“艹、百艹也，凡艹之属皆从艹，”但是，后来，艹之属的字越来越多，于是将艹加了声旁成为草本字，以区别于偏旁的艹；〈说文〉又说：“ㄅ，包也，像人曲形有所包，凡包之属皆从ㄅ。”但后来也许是为了本字的方正，加了意旁‘巳’（胚胎之意）成为包本字，以区别于部首的ㄅ；〈说文〉又说：“囗，回也像周匝之形，凡囗之属皆从囗。”但后来明显是为了避免混淆，将囗加了不同的偏旁成为回、围本字，并与口字加以区别，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这也就是汉字繁化一部份发展规律，可是聂文对此先是反对，接着又对自己反对的原则举例赞成。真是一张嘴怎么用都可以的。
所谓‘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即由‘不是某’变为‘是某’。所谓‘规律’也不应具有任意性。所以我对聂先生的反对‘繁化’却又从不变的角度赞成‘繁字’；以及小学家们的“东土行简，西土行繁”的古人任意性的选择文体的说法都不敢苟同。那么，古代文字体系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研究甲骨文有年的陈炜湛先生对古代文字的发展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之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甲骨文字的发展变化，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我们既要承认它的阶段性，同时又得注意其渐变性。”又说：“……甲骨文中富于变化的异体字，有些是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而产生的……。”（9）陈先生古代文字繁化的结论是正确认识汉字发展规律极有价值的论证。它也给“东土行简，西土行繁”不是任意选定的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这就是说，它们所以如此，是由于地域广阔，文字发展阶段差异造成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竟举了“车”的例子证明古文就是由繁而简（10），是简化。那么，也只好把所有可能找到的例子(即样本)来调查一下。我选用了李圃选注的《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做样本。调查结果是：该表共收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今字相比，今字繁化的计214字占80%，简化的计17字占6%，不繁不简的计35字占14%。由此，可以知道原来有些“学者”的研究就是如何用少数例证去掩盖大多数的实情。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这样出来的！
总括说来，汉字发展在楷书以前，是以繁化为主，每次大的文体变化与调整时，大约只有10%的字是简化了的。至于楷书以后，至少字数的增加是与笔划的繁化成正比例发展，而不是相反，否则汉字一路简下来岂非只剩下一、二、三了？在楷节定型的近两千年间，行、草和手头字、简化字始终作为楷书的辅助字体而流行于世。而且，古人一直以“识繁写简”或“正繁便简”，这种聪慧做法来协调“保持正体楷书传承一贯利于表现辨认”和“行、草、简手写方便”之间的矛盾。
汉语文“字词同一”的优越性
聂先生在反驳我的论点时说：“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直接反映的，是语言中的‘词’，而不是写下来的‘字’。”"聂先生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用得连中国的‘话也不会话’了。说聂先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是因为聂先生用了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却不知道按照西方语言学的基本常识来说中文是“词符和音节文字”（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401页）。这就是说中文除了少数联绵词中的字外，绝大部分的中国字都是‘词符’。中国的字和词是不分的。中国语文的基本表意单位是字也是词。而西方的文字是字母文字，字、词是不同的。不屑于“只对汉字和拉丁字有一点非理性印象”（聂文批我语）的聂先生，却连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用的基本词汇Lettre(法文)，Letter：vocable（法文），word的含义也没弄明白。说得通俗点，在这里Lettre和Letter的中文译意应是字母，而vocable和word才是词。就中文来说，我们只有单字词和多字词之分，而没有字、词之分。所以，从中文的发展上说，我们用不着像聂先生要求的那洋为近代东西找一个个单字词去表示，只用“火车”“电脑”等合成多字词表示就行了。这也就是中国语文的优越性所在。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上，古代用偏旁部首生成的新字(亦即单字词)较多。如：各种颜色的马是用马字旁分别加上因、辛、佳、俞、皇等形成新字来表示的。而到了近现代，基本上不再造新字(单字词)而用已有的字生成新的多字词了。乔姆斯基发现了人类语言的“生成性”，并把这种生成性看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能智慧(用通俗的话说，当一个人掌握了母语的一些词汇和句式后，他就会自已生成无限的新句来。这种生成性无疑会激活人的思维，促进人的创造力、理解力等。——此系我的理解，如有差误由我负责)。乔姆斯基说的西方语言的生成性是从句子开始的。可是，汉语文的生成性却是从字词就开始了。例如我的被聂先生讥为错别词的“扼止”就是我的生成词，因为“扼止”并不是“遏止”，前者是“扼杀阻止”合义。而后者只是“用力阻止”的成词而已。其实，在聂文中这种词典上没有的生成词是很不少的，如：捧出、复杂化、真如、远胜、预置、侈谈等。这种字词的生成性是汉语文最大的优越性之一。如果从宏观上考查一下，那么这种优越性也许可以更清楚些。《中文大辞典》共收字5万，多字合成辞37万条。这些多字合成词，大体上约有80%是由6000至7000常用字生成的成词，也就是说用六七千常用字生成的成词共有30万。相反，《英汉辞海》(所据原本基本上为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和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共收英文辞条，52万条，其中合成词约有4万条，减去1\3后缀不同的派生词等，余下31万单词，如再尽最大估计减去1万口语使用的词(这就是卢赣章和某些文改家所说的“字母与切法习完，基于字话一律，凡字能无师自读”的神话所涉及的范围。)那么，剩下的30万个词都是知识词、学术词，技术词、专业词、外来词，就是说英语民族的人也要通过习得才能学会的。30万单词和30万生成词,哪个好学？对比之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这也许就是唐德刚先生曾说过，他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往往连《纽约时报》也看不下来的原因吧！
语言(口头语言)与文字的辨证发展关系
聂先生抓住我的‘岐异’有时写成‘歧异’，‘笔画’写成‘笔划’，就要证明我是脑子中先想到语言声音，因而才发生这样的同音笔误(我主张“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与口头语言等同地一样都是表达思维的符号。因此，人在写文章时是用文字来思维的——见拙著《汉字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聂先生是少见多怪了。岐、歧本来就相同(这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就有)，画、划的繁体字也是同用的。它们都不是同音假借，而是‘同’用的异体字。如果聂先生对此不清楚不妨查查字典。至於说到写文章是用文字思维。还是用语言思维？却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明。汉语有音节506个，分音调后为1295个，可是汉字共有五、六万，每个音节后的同音字平均约有40至5O个。例如，JI音节和SHl音节在国际一、二级字库中就分别有105和67个同音字。所以，我们写文章时，如果脑子里想的是语言声音而不是文字，岂非要写出连篇的错别同音字了吗由此又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文中要有如此多的同音字？热衷于拉丁拼音文字的文改先生们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就栽在了这上面。难道是仓颉先生在造字时预见到有此劫难，而设置了什么密码使文改先生永远不能得逞当然，这只是笑谈。然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不能不便我们寻找答案，解开谜底。我们知道文字起源于图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书写这种图画，又是出于记录和向远处传送人的思维和信息的社会需要。所以，文字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为了表达语言，而是为了满足人类思维和信息的积累与远播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淮南子》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虽系神话。但按我的理解(我不同意原注的解释)它意指自此以往“天道得行、故雨粟:鬼祟难逞，故夜哭。”人类从此将进入一个文明智慧的时代!人类自已的创造发明反过来又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得多的物种层次和社会阶段。语言的出现可能先于文字，但语言的思维与文字的思维是不同的。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11），语言的陈述快捷而尽情，文字的表达慎密而艰深。语言在没有文字的引导下的思维将很难超脱生活的园囿。而文字在文化与智慧积累基础上的思维却常常活动在一个领先的更高的层次上。汉文字是由540个偏旁部首，“生成”的，而这些偏旁部首95%以上是有明确意指的。所以，当人们有了新的概念，就可以不管语音创造出新字来，何况汉字又可以无限地生成新的多字词来。所以，从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上看，语言并不永远超前于文字。而文字却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领先于语言的产生。语言与文字的发展关系就是一种这样的辨证关系。这就是从汉字同音字词很多这一现象引发出来的一个语言文字发展模式的‘猜想’。如果说文字只是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只能永远被动地落在了语言发展的后面。所以，西方语言学那个借以建立学科存在基础的“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基本命题，实在是一个只从拼音文字出发，颠倒错误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