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政治理论的视角下，绝对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差异在于对君权范围设定的界定差异，这体现在它们对权力边界的处理上。
比较西欧的绝对主义与东方的专制主义，两者看似相似，皆强调中央集权，排斥贵族特权，追求单一的君主统治。表面上，它们可能呈现统一的常备军、官僚机构、全国市场以及扩张性的封建政策。然而，尽管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口号似乎揭示了专制色彩，但两者对待君权的边界有着根本的不同。
从法律的角度看，绝对主义理论家如博丹强调法律本质上是君主意志的体现，他指出法律是君主发布命令的工具，但并未完全剥夺臣民的权益。绝对主义保留了君主需经代议机构如议会或等级会议的同意才能征税或剥夺财产的封建原则。这与专制主义截然不同，如商鞅的“国强民弱”理论，主张削弱人民以强化君权。而博丹则认为代议制的存在有助于维护臣民对君权的尊重。
实践中，这在两国的历史差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代专制君主无需臣民同意即可调整赋税，而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则尊重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法国波旁王室虽为大君主国，但高等法院的司法独立就是对君权过度扩张的制约。这与东方专制主义中君主权力无边的设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绝对主义的诞生源于罗马法复兴，它强化了私有财产和公共权威的地位，但并未完全摒弃封建色彩。随着农奴制的衰落，封建领主权力削弱，中央集权成为趋势，但贵族依然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底层市民形成抗衡。这导致近代绝对主义国家并未实现彻底的行政和法制统一，如法国的三级会议和不同法律区域的存在。
因此，绝对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分野并非简单的权力大小，而是权力结构和贵族与臣民关系的微妙平衡。绝对主义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臣民自由，而专制主义则追求彻底的君主专制，忽视了贵族和地方的利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揭示了两种政体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