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商业的国家之一，《易经·系辞》中最早记载了我国商人的活动：“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虽然我国商业兴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个特殊阶层，社会地位并不高。自西汉以来，各王朝都在扶持农业打压商业。尤其是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准”物价，使商贾“无所谋其利”；盐铁专卖、手工业官营之制来制约工商业发展；禁止商贾之家占有土地；规定商人另立户籍，且地位低于普通农民；不准商人子弟涉足仕途，进入官场，加上“算缗令”和“告缗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产，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
“农之为本，商之为末”、“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延续千年，导致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商人一直都是社会底层人民。
不过，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陈桥兵变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代又是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尤其是商业发展，尤为显著，那么在宋代，商人还是人人都瞧不起，看不上的底层人们吗？
统治者为何执着于“抑商”？
其实，在早期的古代社会，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农抑商”
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开始松动，独立的商人相继出现，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商业发展，许多大商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比如：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齐国国相管仲、齐国大夫鲍叔牙等，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商业有了粗浅认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赚钱，还得发展商业，重视商人。
战国中期，统治者们对工商业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重农抑商”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这还得归功于商鞅。
商鞅觉得农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业”，弃本求末之人皆是游手好闲之徒，都应该罚去做奴隶！“戮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中，事未力，怠而贫者举以为孥”《史记》
也就是他，在变法时变着法儿的打压商人，压制商业发展。不许商人经营粮食生意，还要给商人加重税，
让老百姓都觉得做商人没前途，从而乖乖去种地，商鞅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自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将工商称为“五蠹”，农民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收获粮食，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处，而商人买进卖出，靠耍小聪明赚钱，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啊！经过法家几代的人辛苦努力，“重农抑商”终于成了主流政策，一用就是千年。
商鞅、荀子、韩非子及各朝代统治者目标一致地降低商人社会地位，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并不是出于偏见，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康，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农民种田辛苦劳作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而商人和手工业者赚得有多又轻松，封建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可以转行的佃农，农民看见商人赚钱“便且利也”，自然想转行，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大家都经商去了，谁种田啊？所以统治者们才会“重农抑商”，让老百姓觉得商人是个苦职业，被人瞧不起税又多。
商业发达的宋代商人地位还低么？
宋朝建立前，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经济严重受损，北宋建立后并没有等待经济自然恢复，而是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农业、手工业、商业多方面入手，使经济快速恢复。
首先，农业仍在宋代经济发展的首位，改进农具，奖励开垦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其次是手工业，指南针、造纸术、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航海、出版、纺织、矿冶等各种作坊规模越来越大。
农业、手工业的规模直超前代，商业发展势必会成为新趋势。农民有了余粮，就有了专供出售的农作物，就有了收售粮食的商人。制造铁艺、瓷器、布匹的手工业者自然需要寻找买家进行销售。贸易越来越多，集市越来越大，甚至有些粮食物品已脱离产地，销往其他城镇。
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大城市的商业活动愈发繁荣，商人的势力不断加强，地位也顺着水涨船高。
最为显著的是，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宋初，商人还如前代一样禁止搞仕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人参加科举的禁令已有松动，据《宋会要》记载：“工商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虽然要求有“奇才异行”才可入仕，但对于长期以来禁止商人入仕的观念相比，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法律上提供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据，富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解除权力中心。
除了科举考试，富商们还可以买官。宋朝冗兵、冗官，朝廷财政压力极大，所以常通过卖官来筹集军费和必要开支，商人有钱但没地位，买官制度一出，钱就可以变成权，社会地位自然会提高。宋徽宗时买官达到高峰，一人买官还可荫及子孙，“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
此外，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对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一直以前商人都是被社会鄙视的群体，“无商不奸”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最尊贵，“商”最低贱。但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眼中，商人并不低贱，就如范仲淹在《四民诗》中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不少文人士大夫皆与范仲淹持相同观点，在社会对商人观念改革中起重要作用。
最后，从宋代商人税的变化中也能看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宋初，为保护商业流通，商税较轻，商业得以发展，经济趋于稳定后，宋政府便不再减轻商税，反而越加越重，毕竟商税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上宋代军费俸禄等支出无度，政府压力山大，商税越来越重，强行分割商人利润，商人也很头大。
不过宋代重商税的目的与前代不同，前代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而宋代是依赖这笔钱来维持开支，“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这也从侧面反映“商”对宋代有多重要。
宋代虽然商业繁荣，但毕竟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加上长期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引导，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一时难以转变，商人若想根本摆脱“贱者”的地位，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不过对比前代，宋代的商人可以入仕、可以大规模从事商业活动，“商税”还承担宋政府重要收入，商人的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