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9
文 | 行之
与其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不如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人身上，那股作死的劲。
作，拼命地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拍出来的玩意，大约100个观众，会有80个人献臭鸡蛋，10个人睡着，5个人冷笑。剩最后的5个，1个沉默，1个鼓掌，1个强烈推荐，1个胡说八道，1个泪流满面。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最后的那5个观众。按照比例，每收获5个死粉，要先承受95个黑粉的吊打。在商业社会里，这种自杀式的作死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我仍对他们保持敬意。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爽。爽得要命。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就是知道。某些时候，我也是那条梦到蝴蝶的咸鱼。
搞独立电影的，都很惨，要么财穷，要么才穷。两样都富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成大师了。
毕戆是搞独立电影里比较幸运的。 27岁，凑了20万拍的《路边野餐》火了。很多人质疑，根本没听过，哪儿火了？讲真，独立电影到这份上，就已经算是很火了。
火了后，有人给毕戆扣帽子，「大师的雏形」。这话，一来毕戆本人未必爱听。二来，纯粹是扯淡。大师这东西，和美女一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还分雏形和成形。
从1到2再到3，是凡人的进阶模式。对于天才而言，是从1到9再到10，没有道理可讲。
我并不想纠结，毕戆打底算不算大师。如果非要发表观点，我想说，他肯定算「小师」。这个词，是我瞎造的。小师，就是小号的大师。如果说大师是西瓜，那小师可能是木瓜、梨子，也可能是荔枝。越大的小师，越接近大师。但即便是一颗小草莓，也好过一筐烂茄子。
出于对《路边野餐》的喜欢，我翻看了毕戆更早的作品《金刚经》。毕戆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只有22分钟的短片，但他清楚，很少人会喜欢这部作品。
巧的是，我属于那少部分。《金刚经》算是《路边野餐》的前传。《路》里有的缺点，它都有。比如一言不合就念诗、好像永远都理不清的时间线、景观的铺陈、各种缘由的不交代。
但如果把这些缺点都去掉，电影就什么优点都没了。有的人搞创作，就是和稀泥，把明显的缺点和优点，哐哐砸碎，碾成粉，浇一瓢水揉在一起，比骨肉相连还相连。你想抽掉缺点，不行，抽掉一看，卧槽，原来这是优点。你想抽掉优点，也不行，一抽开，卧槽，居然全是缺点。
这世上的文艺作品，有两样最可怕。一种是优缺点连体的怪物，你拿它没办法，爱它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还有一种是两无产品，无缺点，也无亮点，更要命，看得人想拿根头发上吊。
所谓的独立电影、文艺片，就是第一种可怕的玩意。就算是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执导，照样让人怕到手哆嗦，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狂按快进键。
毕戆拍《金刚经》的时候，只有23岁。结合他的年龄，看这部短片，很吓人。不是才华吓人，是气场吓人。才华还可以锻炼，但气场纯粹靠自我发酵，无套路可寻，愣装也装不像。
一个23岁的导演，能那么不着急的叙事，每个镜头都透着一种老太太纳鞋底的从容，看着都恐怖。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百分之九十九，火气重，耐性差，情绪稍乱就着急。即使想装淡定，撑不过三两下，很快就端不住，露马脚。
但毕戆就是不着急，就是以心跳每分钟80的频率跟你讲故事，几乎不带任何起承转合的跌宕，更没有所谓的高潮。如果把这种频率做成一张图表，几乎就是死人心电图上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直线。
电影和文章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谁喜欢平的东西呢。但毕戆喜欢，他的平，又不是真平，是平成一个环状结构。环状结构，本质上是时间的迷宫，开头就是结尾，结尾也是开头，是一种利用视听，制造的思维的游戏。
会制造游戏的人，是奇技淫巧，也是天赋。有这种天赋，才有资格搞独立电影，否则就是瞎胡闹。
毕戆最幸运的事，不是在23岁就拍出《金刚经》，也不是27岁就火了，拿了一堆奖。而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姑父。
毕戆没搞电影之前，有一次去姑父家，看见水泥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他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就死了，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
他的姑父，以前混过黑社会，坐过牢。后来出狱，在一家美容院当保安。有一次，毕戆的爸爸被人打劫，连身上的夹克都被抢了。他的姑父出马，三天后把所有丢的东西都找了回来。
毕戆小时候觉得姑父像个英雄，大学毕业后，去他家玩，见他在看电视，正播着《迁徙的鸟》。毕戆提议说，我们一起看个球赛吧。姑父说，这是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很好看，来一起看。毕戆很意外，和他聊，才知道，原来姑父是个文艺中年，热爱文学和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观。
后来毕戆打算拍电影，没钱请演员，问姑父，你可不可以来演我的电影？姑父说，「别人的忙我都会帮，更何况你的。」不愧是江湖中的文艺中年。
姑父成了毕戆的御用兼免费男主角。拍《金刚经》时，毕戆加进了老歪这个角色。姑父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姑父没当过演员，但他身上有种江湖人和诗人合体的气质。这来自他又混黑社会，又读诗、看文艺片得来的奇特修养。人已退隐江湖，但江湖留下的气味还在。
《路》里，姑父在理发店，洗头的女人跟他说，她想去看海豚。姑父拿手电筒，倒焖在洗头女的掌心，告诉她，手电的光透过掌背，就是海豚跌入云端的样子。那么郑重其事地诗意，而那个女人愣在那里，无法会意。
在那个破败的理发店里，他突然松闸了一样，说起自己的往事。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特别不像演的，让人感觉那就是姑父自己的心事。
那场戏，特别戳人，戳得我都差点抹眼泪。我的泪点约0.01平方毫米，偏偏那根针就刺中了这个地方。
《路》在放映前，姑父看那些素材，全程都在睡觉。等到去了电影节，和一千多人一起看成片的时候，毕戆看见他夹在人群中，哭了。毕赣说，「那一刻，姑父终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有这样一个乐意陪着作死的姑父，实在是一种幸运。
在拍《金刚经》时，23岁的毕戆就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到了《路》，这个地方再次浮现。没人知道它在哪，地图上无从显示，只有喜欢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抵达。
对于创作者而言，能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暗爽的一件事情。这种暗爽，不输秦始皇统一七国后，在梦中笑醒。
有种暗爽，当我去了「苍梧城」后，就会像幽灵一样附体。
塔科夫斯基说，「电影，应该像诗歌。」今天的大部分导演说，电影应该是票房，票房，票房。我永远不适应，有人问我，诗意顶个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很想回答，饭能当诗意吃吗？
看《权利的游戏》，我每次都感叹，现在的导演，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太懂得怎样设置色情暴力和悬念，时紧时松，以至于牢牢勾住你。你不看完，觉都睡不着。
相比起来，独立电影就像是高冷得冒凉气的插班生，独自在角落里扮高酷，找不到一起上厕所的同伴。这是市场使然，不值得痛心。但这些插班生，偶尔递来半只橡皮擦，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有小鸟在我的胸口跳伞。
所谓独立创作者，是可以为了等到最后的那5个目标受众，而甘愿被前95个过客，踩着自己的理想，把鞋底擦干净的偏执者。事实上，在烟火人间，这批人扛不了多久，年轻时，偏执地越用力，最终现实的反作用力会越大。
像毕赣这样的创作者，他自己都知道，这样任性不了多久。能做的，是在还可以暗爽的时候，赶紧爽个够。在各种镣铐还未到来之前，高歌到嘶哑，狂舞到双腿抽筋。
这样，即便在日后被市场摁在底线之下，不得不靠拍洗发水广告，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至少可以不带悔恨地说一句，「我爽过」。
这是中国现实，即便如拍出《长城》的张艺谋，也会在遭受吊打的时候，安慰自己，我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爽过。拍出《无极》的陈凯歌，照样念念不忘，我拍《霸王别姬》时，也爽过。
人设崩塌的时代，最好不要有偶像。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偶像会突然和自己玩命，半夜掐死那个从前的自己。然后抖擞精神，走进名利滚滚，人神共弃的新时代。
我从不指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最后逆袭市场，成为世俗上的人生赢家。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永远只可能小概率出现。夹在折中地带的窦唯，已算是活得品相良好，但动不动还被拎出来吊打「坐地铁、吃拉面」，更何况其他人。
我只是希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作死的时间，能扛得久一点。哪怕被生活一巴掌打翻，摔倒的姿势也好看点。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依旧会觉得，毕赣23岁拍的《金刚经》是最好看的。那时候，他除了自己都不知道灵不灵光的才气，一个力挺他的姑父，兜里的800块钱，站在大街上两眼无神，一无所有。但还是拍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这种作死的劲，是每个人生命里，不可再生的力量。有人选择引火点亮，燃烧殆尽，有人选择弃而不用，任它挥发。我永远对前者保持敬意，哪怕他是失败者。
从审美上讲，搞创作的，无论是拍电影，写作，还是跳大神，就应该自嗨。只是把别人逗嗨了，自己却郁闷了，这是莫大的失败。但从现实上讲，创作者沉迷自嗨，跟用毛衣针顶着自己的气管自残，没任何区别。万丈红尘必会赠以响亮的耳光。
所以，创作者是生活在边缘的群体，努力保持清醒，又拒绝清醒。永远保持自嗨，又永远避免自嗨。哦，不对，这不应该局限于创作者，应该放之全人类，皆准。
与其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不如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人身上，那股作死的劲。
作，拼命地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拍出来的玩意，大约100个观众，会有80个人献臭鸡蛋，10个人睡着，5个人冷笑。剩最后的5个，1个沉默，1个鼓掌，1个强烈推荐，1个胡说八道，1个泪流满面。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最后的那5个观众。按照比例，每收获5个死粉，要先承受95个黑粉的吊打。在商业社会里，这种自杀式的作死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我仍对他们保持敬意。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爽。爽得要命。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就是知道。某些时候，我也是那条梦到蝴蝶的咸鱼。
搞独立电影的，都很惨，要么财穷，要么才穷。两样都富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成大师了。
毕戆是搞独立电影里比较幸运的。 27岁，凑了20万拍的《路边野餐》火了。很多人质疑，根本没听过，哪儿火了？讲真，独立电影到这份上，就已经算是很火了。
火了后，有人给毕戆扣帽子，「大师的雏形」。这话，一来毕戆本人未必爱听。二来，纯粹是扯淡。大师这东西，和美女一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还分雏形和成形。
从1到2再到3，是凡人的进阶模式。对于天才而言，是从1到9再到10，没有道理可讲。
我并不想纠结，毕戆打底算不算大师。如果非要发表观点，我想说，他肯定算「小师」。这个词，是我瞎造的。小师，就是小号的大师。如果说大师是西瓜，那小师可能是木瓜、梨子，也可能是荔枝。越大的小师，越接近大师。但即便是一颗小草莓，也好过一筐烂茄子。
出于对《路边野餐》的喜欢，我翻看了毕戆更早的作品《金刚经》。毕戆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只有22分钟的短片，但他清楚，很少人会喜欢这部作品。
巧的是，我属于那少部分。《金刚经》算是《路边野餐》的前传。《路》里有的缺点，它都有。比如一言不合就念诗、好像永远都理不清的时间线、景观的铺陈、各种缘由的不交代。
但如果把这些缺点都去掉，电影就什么优点都没了。有的人搞创作，就是和稀泥，把明显的缺点和优点，哐哐砸碎，碾成粉，浇一瓢水揉在一起，比骨肉相连还相连。你想抽掉缺点，不行，抽掉一看，卧槽，原来这是优点。你想抽掉优点，也不行，一抽开，卧槽，居然全是缺点。
这世上的文艺作品，有两样最可怕。一种是优缺点连体的怪物，你拿它没办法，爱它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还有一种是两无产品，无缺点，也无亮点，更要命，看得人想拿根头发上吊。
所谓的独立电影、文艺片，就是第一种可怕的玩意。就算是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执导，照样让人怕到手哆嗦，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狂按快进键。
毕戆拍《金刚经》的时候，只有23岁。结合他的年龄，看这部短片，很吓人。不是才华吓人，是气场吓人。才华还可以锻炼，但气场纯粹靠自我发酵，无套路可寻，愣装也装不像。
一个23岁的导演，能那么不着急的叙事，每个镜头都透着一种老太太纳鞋底的从容，看着都恐怖。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百分之九十九，火气重，耐性差，情绪稍乱就着急。即使想装淡定，撑不过三两下，很快就端不住，露马脚。
但毕戆就是不着急，就是以心跳每分钟80的频率跟你讲故事，几乎不带任何起承转合的跌宕，更没有所谓的高潮。如果把这种频率做成一张图表，几乎就是死人心电图上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直线。
电影和文章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谁喜欢平的东西呢。但毕戆喜欢，他的平，又不是真平，是平成一个环状结构。环状结构，本质上是时间的迷宫，开头就是结尾，结尾也是开头，是一种利用视听，制造的思维的游戏。
会制造游戏的人，是奇技淫巧，也是天赋。有这种天赋，才有资格搞独立电影，否则就是瞎胡闹。
毕戆最幸运的事，不是在23岁就拍出《金刚经》，也不是27岁就火了，拿了一堆奖。而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姑父。
毕戆没搞电影之前，有一次去姑父家，看见水泥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他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就死了，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
他的姑父，以前混过黑社会，坐过牢。后来出狱，在一家美容院当保安。有一次，毕戆的爸爸被人打劫，连身上的夹克都被抢了。他的姑父出马，三天后把所有丢的东西都找了回来。
毕戆小时候觉得姑父像个英雄，大学毕业后，去他家玩，见他在看电视，正播着《迁徙的鸟》。毕戆提议说，我们一起看个球赛吧。姑父说，这是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很好看，来一起看。毕戆很意外，和他聊，才知道，原来姑父是个文艺中年，热爱文学和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观。
后来毕戆打算拍电影，没钱请演员，问姑父，你可不可以来演我的电影？姑父说，「别人的忙我都会帮，更何况你的。」不愧是江湖中的文艺中年。
姑父成了毕戆的御用兼免费男主角。拍《金刚经》时，毕戆加进了老歪这个角色。姑父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姑父没当过演员，但他身上有种江湖人和诗人合体的气质。这来自他又混黑社会，又读诗、看文艺片得来的奇特修养。人已退隐江湖，但江湖留下的气味还在。
《路》里，姑父在理发店，洗头的女人跟他说，她想去看海豚。姑父拿手电筒，倒焖在洗头女的掌心，告诉她，手电的光透过掌背，就是海豚跌入云端的样子。那么郑重其事地诗意，而那个女人愣在那里，无法会意。
在那个破败的理发店里，他突然松闸了一样，说起自己的往事。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特别不像演的，让人感觉那就是姑父自己的心事。
那场戏，特别戳人，戳得我都差点抹眼泪。我的泪点约0.01平方毫米，偏偏那根针就刺中了这个地方。
《路》在放映前，姑父看那些素材，全程都在睡觉。等到去了电影节，和一千多人一起看成片的时候，毕戆看见他夹在人群中，哭了。毕赣说，「那一刻，姑父终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有这样一个乐意陪着作死的姑父，实在是一种幸运。
在拍《金刚经》时，23岁的毕戆就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到了《路》，这个地方再次浮现。没人知道它在哪，地图上无从显示，只有喜欢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抵达。
对于创作者而言，能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暗爽的一件事情。这种暗爽，不输秦始皇统一七国后，在梦中笑醒。
有种暗爽，当我去了「苍梧城」后，就会像幽灵一样附体。
塔科夫斯基说，「电影，应该像诗歌。」今天的大部分导演说，电影应该是票房，票房，票房。我永远不适应，有人问我，诗意顶个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很想回答，饭能当诗意吃吗？
看《权利的游戏》，我每次都感叹，现在的导演，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太懂得怎样设置色情暴力和悬念，时紧时松，以至于牢牢勾住你。你不看完，觉都睡不着。
相比起来，独立电影就像是高冷得冒凉气的插班生，独自在角落里扮高酷，找不到一起上厕所的同伴。这是市场使然，不值得痛心。但这些插班生，偶尔递来半只橡皮擦，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有小鸟在我的胸口跳伞。
所谓独立创作者，是可以为了等到最后的那5个目标受众，而甘愿被前95个过客，踩着自己的理想，把鞋底擦干净的偏执者。事实上，在烟火人间，这批人扛不了多久，年轻时，偏执地越用力，最终现实的反作用力会越大。
像毕赣这样的创作者，他自己都知道，这样任性不了多久。能做的，是在还可以暗爽的时候，赶紧爽个够。在各种镣铐还未到来之前，高歌到嘶哑，狂舞到双腿抽筋。
这样，即便在日后被市场摁在底线之下，不得不靠拍洗发水广告，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至少可以不带悔恨地说一句，「我爽过」。
这是中国现实，即便如拍出《长城》的张艺谋，也会在遭受吊打的时候，安慰自己，我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爽过。拍出《无极》的陈凯歌，照样念念不忘，我拍《霸王别姬》时，也爽过。
人设崩塌的时代，最好不要有偶像。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偶像会突然和自己玩命，半夜掐死那个从前的自己。然后抖擞精神，走进名利滚滚，人神共弃的新时代。
我从不指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最后逆袭市场，成为世俗上的人生赢家。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永远只可能小概率出现。夹在折中地带的窦唯，已算是活得品相良好，但动不动还被拎出来吊打「坐地铁、吃拉面」，更何况其他人。
我只是希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作死的时间，能扛得久一点。哪怕被生活一巴掌打翻，摔倒的姿势也好看点。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依旧会觉得，毕赣23岁拍的《金刚经》是最好看的。那时候，他除了自己都不知道灵不灵光的才气，一个力挺他的姑父，兜里的800块钱，站在大街上两眼无神，一无所有。但还是拍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这种作死的劲，是每个人生命里，不可再生的力量。有人选择引火点亮，燃烧殆尽，有人选择弃而不用，任它挥发。我永远对前者保持敬意，哪怕他是失败者。
从审美上讲，搞创作的，无论是拍电影，写作，还是跳大神，就应该自嗨。只是把别人逗嗨了，自己却郁闷了，这是莫大的失败。但从现实上讲，创作者沉迷自嗨，跟用毛衣针顶着自己的气管自残，没任何区别。万丈红尘必会赠以响亮的耳光。
所以，创作者是生活在边缘的群体，努力保持清醒，又拒绝清醒。永远保持自嗨，又永远避免自嗨。哦，不对，这不应该局限于创作者，应该放之全人类，皆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