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9
文 | 行之
与其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不如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人身上,那股作死的劲。
作,拼命地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拍出来的玩意,大约100个观众,会有80个人献臭鸡蛋,10个人睡着,5个人冷笑。剩最后的5个,1个沉默,1个鼓掌,1个强烈推荐,1个胡说八道,1个泪流满面。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最后的那5个观众。按照比例,每收获5个死粉,要先承受95个黑粉的吊打。在商业社会里,这种自杀式的作死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我仍对他们保持敬意。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爽。爽得要命。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就是知道。某些时候,我也是那条梦到蝴蝶的咸鱼。
搞独立电影的,都很惨,要么财穷,要么才穷。两样都富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成大师了。
毕戆是搞独立电影里比较幸运的。 27岁,凑了20万拍的《路边野餐》火了。很多人质疑,根本没听过,哪儿火了?讲真,独立电影到这份上,就已经算是很火了。
火了后,有人给毕戆扣帽子,「大师的雏形」。这话,一来毕戆本人未必爱听。二来,纯粹是扯淡。大师这东西,和美女一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还分雏形和成形。
从1到2再到3,是凡人的进阶模式。对于天才而言,是从1到9再到10,没有道理可讲。
我并不想纠结,毕戆打底算不算大师。如果非要发表观点,我想说,他肯定算「小师」。这个词,是我瞎造的。小师,就是小号的大师。如果说大师是西瓜,那小师可能是木瓜、梨子,也可能是荔枝。越大的小师,越接近大师。但即便是一颗小草莓,也好过一筐烂茄子。
出于对《路边野餐》的喜欢,我翻看了毕戆更早的作品《金刚经》。毕戆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只有22分钟的短片,但他清楚,很少人会喜欢这部作品。
巧的是,我属于那少部分。《金刚经》算是《路边野餐》的前传。《路》里有的缺点,它都有。比如一言不合就念诗、好像永远都理不清的时间线、景观的铺陈、各种缘由的不交代。
但如果把这些缺点都去掉,电影就什么优点都没了。有的人搞创作,就是和稀泥,把明显的缺点和优点,哐哐砸碎,碾成粉,浇一瓢水揉在一起,比骨肉相连还相连。你想抽掉缺点,不行,抽掉一看,卧槽,原来这是优点。你想抽掉优点,也不行,一抽开,卧槽,居然全是缺点。
这世上的文艺作品,有两样最可怕。一种是优缺点连体的怪物,你拿它没办法,爱它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还有一种是两无产品,无缺点,也无亮点,更要命,看得人想拿根头发上吊。
所谓的独立电影、文艺片,就是第一种可怕的玩意。就算是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执导,照样让人怕到手哆嗦,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狂按快进键。
毕戆拍《金刚经》的时候,只有23岁。结合他的年龄,看这部短片,很吓人。不是才华吓人,是气场吓人。才华还可以锻炼,但气场纯粹靠自我发酵,无套路可寻,愣装也装不像。
一个23岁的导演,能那么不着急的叙事,每个镜头都透着一种老太太纳鞋底的从容,看着都恐怖。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百分之九十九,火气重,耐性差,情绪稍乱就着急。即使想装淡定,撑不过三两下,很快就端不住,露马脚。
但毕戆就是不着急,就是以心跳每分钟80的频率跟你讲故事,几乎不带任何起承转合的跌宕,更没有所谓的高潮。如果把这种频率做成一张图表,几乎就是死人心电图上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直线。
电影和文章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谁喜欢平的东西呢。但毕戆喜欢,他的平,又不是真平,是平成一个环状结构。环状结构,本质上是时间的迷宫,开头就是结尾,结尾也是开头,是一种利用视听,制造的思维的游戏。
会制造游戏的人,是奇技淫巧,也是天赋。有这种天赋,才有资格搞独立电影,否则就是瞎胡闹。
毕戆最幸运的事,不是在23岁就拍出《金刚经》,也不是27岁就火了,拿了一堆奖。而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姑父。
毕戆没搞电影之前,有一次去姑父家,看见水泥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他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就死了,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
他的姑父,以前混过黑社会,坐过牢。后来出狱,在一家美容院当保安。有一次,毕戆的爸爸被人打劫,连身上的夹克都被抢了。他的姑父出马,三天后把所有丢的东西都找了回来。
毕戆小时候觉得姑父像个英雄,大学毕业后,去他家玩,见他在看电视,正播着《迁徙的鸟》。毕戆提议说,我们一起看个球赛吧。姑父说,这是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很好看,来一起看。毕戆很意外,和他聊,才知道,原来姑父是个文艺中年,热爱文学和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观。
后来毕戆打算拍电影,没钱请演员,问姑父,你可不可以来演我的电影?姑父说,「别人的忙我都会帮,更何况你的。」不愧是江湖中的文艺中年。
姑父成了毕戆的御用兼免费男主角。拍《金刚经》时,毕戆加进了老歪这个角色。姑父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姑父没当过演员,但他身上有种江湖人和诗人合体的气质。这来自他又混黑社会,又读诗、看文艺片得来的奇特修养。人已退隐江湖,但江湖留下的气味还在。
《路》里,姑父在理发店,洗头的女人跟他说,她想去看海豚。姑父拿手电筒,倒焖在洗头女的掌心,告诉她,手电的光透过掌背,就是海豚跌入云端的样子。那么郑重其事地诗意,而那个女人愣在那里,无法会意。
在那个破败的理发店里,他突然松闸了一样,说起自己的往事。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特别不像演的,让人感觉那就是姑父自己的心事。
那场戏,特别戳人,戳得我都差点抹眼泪。我的泪点约0.01平方毫米,偏偏那根针就刺中了这个地方。
《路》在放映前,姑父看那些素材,全程都在睡觉。等到去了电影节,和一千多人一起看成片的时候,毕戆看见他夹在人群中,哭了。毕赣说,「那一刻,姑父终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有这样一个乐意陪着作死的姑父,实在是一种幸运。
在拍《金刚经》时,23岁的毕戆就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到了《路》,这个地方再次浮现。没人知道它在哪,地图上无从显示,只有喜欢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抵达。
对于创作者而言,能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暗爽的一件事情。这种暗爽,不输秦始皇统一七国后,在梦中笑醒。
有种暗爽,当我去了「苍梧城」后,就会像幽灵一样附体。
塔科夫斯基说,「电影,应该像诗歌。」今天的大部分导演说,电影应该是票房,票房,票房。我永远不适应,有人问我,诗意顶个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很想回答,饭能当诗意吃吗?
看《权利的游戏》,我每次都感叹,现在的导演,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太懂得怎样设置色情暴力和悬念,时紧时松,以至于牢牢勾住你。你不看完,觉都睡不着。
相比起来,独立电影就像是高冷得冒凉气的插班生,独自在角落里扮高酷,找不到一起上厕所的同伴。这是市场使然,不值得痛心。但这些插班生,偶尔递来半只橡皮擦,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有小鸟在我的胸口跳伞。
所谓独立创作者,是可以为了等到最后的那5个目标受众,而甘愿被前95个过客,踩着自己的理想,把鞋底擦干净的偏执者。事实上,在烟火人间,这批人扛不了多久,年轻时,偏执地越用力,最终现实的反作用力会越大。
像毕赣这样的创作者,他自己都知道,这样任性不了多久。能做的,是在还可以暗爽的时候,赶紧爽个够。在各种镣铐还未到来之前,高歌到嘶哑,狂舞到双腿抽筋。
这样,即便在日后被市场摁在底线之下,不得不靠拍洗发水广告,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至少可以不带悔恨地说一句,「我爽过」。
这是中国现实,即便如拍出《长城》的张艺谋,也会在遭受吊打的时候,安慰自己,我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爽过。拍出《无极》的陈凯歌,照样念念不忘,我拍《霸王别姬》时,也爽过。
人设崩塌的时代,最好不要有偶像。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偶像会突然和自己玩命,半夜掐死那个从前的自己。然后抖擞精神,走进名利滚滚,人神共弃的新时代。
我从不指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最后逆袭市场,成为世俗上的人生赢家。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永远只可能小概率出现。夹在折中地带的窦唯,已算是活得品相良好,但动不动还被拎出来吊打「坐地铁、吃拉面」,更何况其他人。
我只是希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作死的时间,能扛得久一点。哪怕被生活一巴掌打翻,摔倒的姿势也好看点。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依旧会觉得,毕赣23岁拍的《金刚经》是最好看的。那时候,他除了自己都不知道灵不灵光的才气,一个力挺他的姑父,兜里的800块钱,站在大街上两眼无神,一无所有。但还是拍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这种作死的劲,是每个人生命里,不可再生的力量。有人选择引火点亮,燃烧殆尽,有人选择弃而不用,任它挥发。我永远对前者保持敬意,哪怕他是失败者。
从审美上讲,搞创作的,无论是拍电影,写作,还是跳大神,就应该自嗨。只是把别人逗嗨了,自己却郁闷了,这是莫大的失败。但从现实上讲,创作者沉迷自嗨,跟用毛衣针顶着自己的气管自残,没任何区别。万丈红尘必会赠以响亮的耳光。
所以,创作者是生活在边缘的群体,努力保持清醒,又拒绝清醒。永远保持自嗨,又永远避免自嗨。哦,不对,这不应该局限于创作者,应该放之全人类,皆准。
与其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不如说,我喜欢独立电影人身上,那股作死的劲。
作,拼命地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拍出来的玩意,大约100个观众,会有80个人献臭鸡蛋,10个人睡着,5个人冷笑。剩最后的5个,1个沉默,1个鼓掌,1个强烈推荐,1个胡说八道,1个泪流满面。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最后的那5个观众。按照比例,每收获5个死粉,要先承受95个黑粉的吊打。在商业社会里,这种自杀式的作死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我仍对他们保持敬意。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爽。爽得要命。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就是知道。某些时候,我也是那条梦到蝴蝶的咸鱼。
搞独立电影的,都很惨,要么财穷,要么才穷。两样都富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成大师了。
毕戆是搞独立电影里比较幸运的。 27岁,凑了20万拍的《路边野餐》火了。很多人质疑,根本没听过,哪儿火了?讲真,独立电影到这份上,就已经算是很火了。
火了后,有人给毕戆扣帽子,「大师的雏形」。这话,一来毕戆本人未必爱听。二来,纯粹是扯淡。大师这东西,和美女一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还分雏形和成形。
从1到2再到3,是凡人的进阶模式。对于天才而言,是从1到9再到10,没有道理可讲。
我并不想纠结,毕戆打底算不算大师。如果非要发表观点,我想说,他肯定算「小师」。这个词,是我瞎造的。小师,就是小号的大师。如果说大师是西瓜,那小师可能是木瓜、梨子,也可能是荔枝。越大的小师,越接近大师。但即便是一颗小草莓,也好过一筐烂茄子。
出于对《路边野餐》的喜欢,我翻看了毕戆更早的作品《金刚经》。毕戆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只有22分钟的短片,但他清楚,很少人会喜欢这部作品。
巧的是,我属于那少部分。《金刚经》算是《路边野餐》的前传。《路》里有的缺点,它都有。比如一言不合就念诗、好像永远都理不清的时间线、景观的铺陈、各种缘由的不交代。
但如果把这些缺点都去掉,电影就什么优点都没了。有的人搞创作,就是和稀泥,把明显的缺点和优点,哐哐砸碎,碾成粉,浇一瓢水揉在一起,比骨肉相连还相连。你想抽掉缺点,不行,抽掉一看,卧槽,原来这是优点。你想抽掉优点,也不行,一抽开,卧槽,居然全是缺点。
这世上的文艺作品,有两样最可怕。一种是优缺点连体的怪物,你拿它没办法,爱它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还有一种是两无产品,无缺点,也无亮点,更要命,看得人想拿根头发上吊。
所谓的独立电影、文艺片,就是第一种可怕的玩意。就算是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执导,照样让人怕到手哆嗦,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狂按快进键。
毕戆拍《金刚经》的时候,只有23岁。结合他的年龄,看这部短片,很吓人。不是才华吓人,是气场吓人。才华还可以锻炼,但气场纯粹靠自我发酵,无套路可寻,愣装也装不像。
一个23岁的导演,能那么不着急的叙事,每个镜头都透着一种老太太纳鞋底的从容,看着都恐怖。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百分之九十九,火气重,耐性差,情绪稍乱就着急。即使想装淡定,撑不过三两下,很快就端不住,露马脚。
但毕戆就是不着急,就是以心跳每分钟80的频率跟你讲故事,几乎不带任何起承转合的跌宕,更没有所谓的高潮。如果把这种频率做成一张图表,几乎就是死人心电图上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直线。
电影和文章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谁喜欢平的东西呢。但毕戆喜欢,他的平,又不是真平,是平成一个环状结构。环状结构,本质上是时间的迷宫,开头就是结尾,结尾也是开头,是一种利用视听,制造的思维的游戏。
会制造游戏的人,是奇技淫巧,也是天赋。有这种天赋,才有资格搞独立电影,否则就是瞎胡闹。
毕戆最幸运的事,不是在23岁就拍出《金刚经》,也不是27岁就火了,拿了一堆奖。而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姑父。
毕戆没搞电影之前,有一次去姑父家,看见水泥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他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就死了,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
他的姑父,以前混过黑社会,坐过牢。后来出狱,在一家美容院当保安。有一次,毕戆的爸爸被人打劫,连身上的夹克都被抢了。他的姑父出马,三天后把所有丢的东西都找了回来。
毕戆小时候觉得姑父像个英雄,大学毕业后,去他家玩,见他在看电视,正播着《迁徙的鸟》。毕戆提议说,我们一起看个球赛吧。姑父说,这是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很好看,来一起看。毕戆很意外,和他聊,才知道,原来姑父是个文艺中年,热爱文学和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观。
后来毕戆打算拍电影,没钱请演员,问姑父,你可不可以来演我的电影?姑父说,「别人的忙我都会帮,更何况你的。」不愧是江湖中的文艺中年。
姑父成了毕戆的御用兼免费男主角。拍《金刚经》时,毕戆加进了老歪这个角色。姑父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姑父没当过演员,但他身上有种江湖人和诗人合体的气质。这来自他又混黑社会,又读诗、看文艺片得来的奇特修养。人已退隐江湖,但江湖留下的气味还在。
《路》里,姑父在理发店,洗头的女人跟他说,她想去看海豚。姑父拿手电筒,倒焖在洗头女的掌心,告诉她,手电的光透过掌背,就是海豚跌入云端的样子。那么郑重其事地诗意,而那个女人愣在那里,无法会意。
在那个破败的理发店里,他突然松闸了一样,说起自己的往事。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特别不像演的,让人感觉那就是姑父自己的心事。
那场戏,特别戳人,戳得我都差点抹眼泪。我的泪点约0.01平方毫米,偏偏那根针就刺中了这个地方。
《路》在放映前,姑父看那些素材,全程都在睡觉。等到去了电影节,和一千多人一起看成片的时候,毕戆看见他夹在人群中,哭了。毕赣说,「那一刻,姑父终于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有这样一个乐意陪着作死的姑父,实在是一种幸运。
在拍《金刚经》时,23岁的毕戆就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到了《路》,这个地方再次浮现。没人知道它在哪,地图上无从显示,只有喜欢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抵达。
对于创作者而言,能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暗爽的一件事情。这种暗爽,不输秦始皇统一七国后,在梦中笑醒。
有种暗爽,当我去了「苍梧城」后,就会像幽灵一样附体。
塔科夫斯基说,「电影,应该像诗歌。」今天的大部分导演说,电影应该是票房,票房,票房。我永远不适应,有人问我,诗意顶个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很想回答,饭能当诗意吃吗?
看《权利的游戏》,我每次都感叹,现在的导演,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太懂得怎样设置色情暴力和悬念,时紧时松,以至于牢牢勾住你。你不看完,觉都睡不着。
相比起来,独立电影就像是高冷得冒凉气的插班生,独自在角落里扮高酷,找不到一起上厕所的同伴。这是市场使然,不值得痛心。但这些插班生,偶尔递来半只橡皮擦,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有小鸟在我的胸口跳伞。
所谓独立创作者,是可以为了等到最后的那5个目标受众,而甘愿被前95个过客,踩着自己的理想,把鞋底擦干净的偏执者。事实上,在烟火人间,这批人扛不了多久,年轻时,偏执地越用力,最终现实的反作用力会越大。
像毕赣这样的创作者,他自己都知道,这样任性不了多久。能做的,是在还可以暗爽的时候,赶紧爽个够。在各种镣铐还未到来之前,高歌到嘶哑,狂舞到双腿抽筋。
这样,即便在日后被市场摁在底线之下,不得不靠拍洗发水广告,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至少可以不带悔恨地说一句,「我爽过」。
这是中国现实,即便如拍出《长城》的张艺谋,也会在遭受吊打的时候,安慰自己,我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爽过。拍出《无极》的陈凯歌,照样念念不忘,我拍《霸王别姬》时,也爽过。
人设崩塌的时代,最好不要有偶像。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偶像会突然和自己玩命,半夜掐死那个从前的自己。然后抖擞精神,走进名利滚滚,人神共弃的新时代。
我从不指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最后逆袭市场,成为世俗上的人生赢家。这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永远只可能小概率出现。夹在折中地带的窦唯,已算是活得品相良好,但动不动还被拎出来吊打「坐地铁、吃拉面」,更何况其他人。
我只是希望这些喜欢作死的人,作死的时间,能扛得久一点。哪怕被生活一巴掌打翻,摔倒的姿势也好看点。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依旧会觉得,毕赣23岁拍的《金刚经》是最好看的。那时候,他除了自己都不知道灵不灵光的才气,一个力挺他的姑父,兜里的800块钱,站在大街上两眼无神,一无所有。但还是拍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这种作死的劲,是每个人生命里,不可再生的力量。有人选择引火点亮,燃烧殆尽,有人选择弃而不用,任它挥发。我永远对前者保持敬意,哪怕他是失败者。
从审美上讲,搞创作的,无论是拍电影,写作,还是跳大神,就应该自嗨。只是把别人逗嗨了,自己却郁闷了,这是莫大的失败。但从现实上讲,创作者沉迷自嗨,跟用毛衣针顶着自己的气管自残,没任何区别。万丈红尘必会赠以响亮的耳光。
所以,创作者是生活在边缘的群体,努力保持清醒,又拒绝清醒。永远保持自嗨,又永远避免自嗨。哦,不对,这不应该局限于创作者,应该放之全人类,皆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