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为写了《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而遭到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争，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