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0-08-05
在唐代末期，对中国诗学有一些理论研究的“夫子”，阐释前人的诗作，总结诗歌文论，自成一家且对后来诗坛有一定影响的人，便是司空图。
司图空生活的年代，是宦官争权夺利、战乱纷起，百姓民不聊生的时代，司图空在险恶的宦海风浪上拼搏几十年之后，几经沉浮，当他看到“朝廷微弱，纲纪大坏”，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已经无法挽回之时，于是隐居深山，诗酒自娱。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佛教的精神安逸学和无我空灵学对他有特别的启迪，他在诗中企图创造一个恬淡、超脱的佛教精神境界，来消除内心的恐惧、悲哀与痛苦，作为他精神上的寄托。司空图晚年的思想，兼容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然而他的诗论，特别是《诗品》，有浓厚的佛老思想成分，佛老哲学是《诗品》的主要思想源头。
司空图提出了诗歌的“韵味说”，他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含义是什么呢？他继承先秦以来的诗评理论思想，对这以前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诗歌的“味”作了深入的探讨，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与李生论诗书》）。他认为“味是诗歌必须具有的特殊属性，并且把能否辨识这种属性提到了创作与评论的首位。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为诗歌理论创立了“韵味说”。
在司空图369年之前，钟嵘提出了诗论“滋味说”，何为滋味？《说文》段注释曰：“滋，言多也。”味，《说文》解为“滋味”也，指人的器官对于食物的感觉或对气体的感受。滋味，指味觉上的综合快感。后来引申转化指审美快感，逐渐引入文艺领域。滋味与韵味，虽只一字之差，但就钟嵘和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钟嵘寻着魏国嵇康理论踪迹，把诗歌的“味”儿当作艺术的审美标准。他和司空图审美文化的情感传达功能不一样。（情感传达作为审美文化最基本的显在功能，是由审美文化的感性本质与该文化形式上的表情特征共同决定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不难看出，他所说的滋味是通过自己感性媒介尝到的那么一点儿味儿，他带着主观情感，不是斯多葛式的漠然。司空图似乎模糊情感，模糊品味者自己的创造和想象，强调诗歌的韵味是诗化表达的方式。他的《诗品》二十四目硬性规定了诗化的标准：雄浑、冲淡、纤脓、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司空图把诗的“味”提高到更深层次，有“意味性”地和主体发生联系，他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他的二十四目对诗性途径进行了总结性的概括，揭示了人类诗化深沉的内在精神领域，主体心灵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即所谓品味人生真谛，领悟自然的奥秘，用整个心怀去感受世界。钟嵘虽然也提到了诗化的“味”儿，但主观灵性这种深层的开挖远未及司空图，他只是从咀嚼回味所感到的诗的味道的香醇来评判诗的质量。
司空图和钟嵘的对诗评的范围旨趣不同。钟嵘的《诗品》是评论诗人，探索渊源，以上、中、下三品定优劣。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性情”而抒发感情的，他不太注意典故的迁移，他是坚持有感必发，有情必溢的“吟咏性情”论者。后来，钟嵘的思想受魏晋时期陆机的影响，摈弃了儒家义理对诗的束缚，开始注重诗言志与抒情的统一，力图艺术的美与功利作用的善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诗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应该说，司空图是在钟嵘的诗歌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味诗的质量，从二十四个品目大体可以看出，他是就诗的意境和风格来辨味的。每一品描绘一种诗化的境界，要求好诗内涵形象的寓意，比一般意识情感更恢弘、深广、追求较高的文化智慧与特殊的哲学境界。他的二十四品，就其意境来讲，大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识，界定了诗性及诗的意境的动因。因此，他的诗学理论不再模糊地统而论之，在思维的时空与思维的想象范畴上是一次难得的逾越。这些，都是钟嵘所无法企及的。
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明显地带有老庄的道家思想，主张一种恬淡、清丽的生活方式和为文方式。企图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物我两忘，天性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安静地享受那种清贫的隐居生活，不问政务和宦权之争，乐于过着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生活。他的“性情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诗品·实境》）幻化出诗国的天空，超脱自然时空的约束；他的“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元宗”（《诗品·高古》）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给神素般的田畦仙境，把道家骨风暴露得淋漓尽致；他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诗品·典雅》），抵达情感的启口是他体味自然的深刻感受；他的“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两忘，栩栩然，不辨蝴蝶与庄周了”，道家思想为他研究诗学理论提供了安逸的发展空间。清静寡欲、超然无外、远离“庙堂之高”和尘嚣之扰的佛道合一的思想，奠定了他的诗学探讨基础。这些对诗质的认识都是钟嵘没有达到的。钟嵘单从激情的土壤里寻觅到诗歌的灵性，受到了思维视野的局限。
钟嵘与司空图的诗学理论并不是没有共同之处，首先应该承认，钟嵘的思想是基础，是寻找诗源的小径，司空图凭着自己的灵性和钟嵘的思想雨露，尽享甘甜之美，在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找到了诗学的多种意境。其次，钟嵘对赋、比、兴三义的阐释和对情物关系的剖析也和司空图大致相近。只是在《诗品》的风格和评判视野上受到了局限，而未能接触诗论的本质。
综上所述，钟嵘的思想是司空图思维的载体，他们共同完善了诗学理论的研究，对后世的诗作和诗论都有启迪和指导，为我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开辟了思想道路.。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司图空生活的年代，是宦官争权夺利、战乱纷起，百姓民不聊生的时代，司图空在险恶的宦海风浪上拼搏几十年之后，几经沉浮，当他看到“朝廷微弱，纲纪大坏”，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已经无法挽回之时，于是隐居深山，诗酒自娱。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佛教的精神安逸学和无我空灵学对他有特别的启迪，他在诗中企图创造一个恬淡、超脱的佛教精神境界，来消除内心的恐惧、悲哀与痛苦，作为他精神上的寄托。司空图晚年的思想，兼容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然而他的诗论，特别是《诗品》，有浓厚的佛老思想成分，佛老哲学是《诗品》的主要思想源头。
司空图提出了诗歌的“韵味说”，他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含义是什么呢？他继承先秦以来的诗评理论思想，对这以前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诗歌的“味”作了深入的探讨，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与李生论诗书》）。他认为“味是诗歌必须具有的特殊属性，并且把能否辨识这种属性提到了创作与评论的首位。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为诗歌理论创立了“韵味说”。
在司空图369年之前，钟嵘提出了诗论“滋味说”，何为滋味？《说文》段注释曰：“滋，言多也。”味，《说文》解为“滋味”也，指人的器官对于食物的感觉或对气体的感受。滋味，指味觉上的综合快感。后来引申转化指审美快感，逐渐引入文艺领域。滋味与韵味，虽只一字之差，但就钟嵘和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钟嵘寻着魏国嵇康理论踪迹，把诗歌的“味”儿当作艺术的审美标准。他和司空图审美文化的情感传达功能不一样。（情感传达作为审美文化最基本的显在功能，是由审美文化的感性本质与该文化形式上的表情特征共同决定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不难看出，他所说的滋味是通过自己感性媒介尝到的那么一点儿味儿，他带着主观情感，不是斯多葛式的漠然。司空图似乎模糊情感，模糊品味者自己的创造和想象，强调诗歌的韵味是诗化表达的方式。他的《诗品》二十四目硬性规定了诗化的标准：雄浑、冲淡、纤脓、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司空图把诗的“味”提高到更深层次，有“意味性”地和主体发生联系，他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他的二十四目对诗性途径进行了总结性的概括，揭示了人类诗化深沉的内在精神领域，主体心灵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即所谓品味人生真谛，领悟自然的奥秘，用整个心怀去感受世界。钟嵘虽然也提到了诗化的“味”儿，但主观灵性这种深层的开挖远未及司空图，他只是从咀嚼回味所感到的诗的味道的香醇来评判诗的质量。
司空图和钟嵘的对诗评的范围旨趣不同。钟嵘的《诗品》是评论诗人，探索渊源，以上、中、下三品定优劣。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性情”而抒发感情的，他不太注意典故的迁移，他是坚持有感必发，有情必溢的“吟咏性情”论者。后来，钟嵘的思想受魏晋时期陆机的影响，摈弃了儒家义理对诗的束缚，开始注重诗言志与抒情的统一，力图艺术的美与功利作用的善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诗歌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应该说，司空图是在钟嵘的诗歌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味诗的质量，从二十四个品目大体可以看出，他是就诗的意境和风格来辨味的。每一品描绘一种诗化的境界，要求好诗内涵形象的寓意，比一般意识情感更恢弘、深广、追求较高的文化智慧与特殊的哲学境界。他的二十四品，就其意境来讲，大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识，界定了诗性及诗的意境的动因。因此，他的诗学理论不再模糊地统而论之，在思维的时空与思维的想象范畴上是一次难得的逾越。这些，都是钟嵘所无法企及的。
司空图的诗学理论，明显地带有老庄的道家思想，主张一种恬淡、清丽的生活方式和为文方式。企图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物我两忘，天性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安静地享受那种清贫的隐居生活，不问政务和宦权之争，乐于过着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生活。他的“性情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诗品·实境》）幻化出诗国的天空，超脱自然时空的约束；他的“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元宗”（《诗品·高古》）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给神素般的田畦仙境，把道家骨风暴露得淋漓尽致；他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诗品·典雅》），抵达情感的启口是他体味自然的深刻感受；他的“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两忘，栩栩然，不辨蝴蝶与庄周了”，道家思想为他研究诗学理论提供了安逸的发展空间。清静寡欲、超然无外、远离“庙堂之高”和尘嚣之扰的佛道合一的思想，奠定了他的诗学探讨基础。这些对诗质的认识都是钟嵘没有达到的。钟嵘单从激情的土壤里寻觅到诗歌的灵性，受到了思维视野的局限。
钟嵘与司空图的诗学理论并不是没有共同之处，首先应该承认，钟嵘的思想是基础，是寻找诗源的小径，司空图凭着自己的灵性和钟嵘的思想雨露，尽享甘甜之美，在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找到了诗学的多种意境。其次，钟嵘对赋、比、兴三义的阐释和对情物关系的剖析也和司空图大致相近。只是在《诗品》的风格和评判视野上受到了局限，而未能接触诗论的本质。
综上所述，钟嵘的思想是司空图思维的载体，他们共同完善了诗学理论的研究，对后世的诗作和诗论都有启迪和指导，为我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开辟了思想道路.。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