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旧上海极司菲尔路上有座小院，看起来极为普通，但经常从这里传出令人胆寒的哀嚎与惨叫声。一般上海市民走到这里，多选择绕道而行。可见，这里真的令人望而生畏。
这座小院就是汪伪特工总部。院门口从未挂牌，因坐落在极司菲尔路76号，小院也被称为“76号魔窟”。这里遍设牢房和审讯室，每每进到这里的人，总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可是，1939年初冬的一个清晨，一位文弱的女子来到小院门前。她停留了片刻，深呼吸后，扬起微笑走了进去。
她是谁？竟有勇气走进这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是关露。
关露，二、三十年代，凭借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文坛，与张爱玲、丁玲并称为“上海滩三大才女”。此后，她为电影《十字街头》作词的主题曲《春天里》，因为旋律轻快，朗朗上口，而红遍上海滩。
日军入侵上海时，她写下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一时间，激起了青年的爱国之志，被人称为“民族之妻”。
她也不负她所写的这句诗，在抗日战争年代，她两次深入敌营，为祖国为人民，她舍弃了一切。
承母志，自强不息
1907年7月25日，山西省右玉县的胡家传来一声清亮的啼哭声，一个女孩降生了。这个女孩就是关露。
关露的家庭很特别，父亲胡陔是前清举人，做过知县。母亲是父亲赢来的。当时，外祖父与人赌钱赌输了，将母亲输了出去。
关露出生后，父亲为她取名胡寿楣，意为即使是女孩也可以光耀门楣。关露是她为自己取的笔名。后来，母亲又给她添了个妹妹，取名胡寿华，后改名胡绣枫。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顺遂。
关露九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也随之中落，母亲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任。此时，母亲给人做家教，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人。
关露的母亲为人知书达理，开明，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关露的母亲从小教导她们要好好学习，要学会自立自强，要经济独立，要婚姻自主。
从小，母亲就将妇女解放的思想灌输到了俩姐妹的脑中。母亲可以说是她们的人生导师，为她们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露15岁时，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关露的姨妈将她们接到了家中。一段时间过后，姨妈称要为关露介绍对象。姨妈对关露说：“女孩子嫁人一定要嫁给有钱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
这与关露从小接受的教育相背，她不同意。于是，带着妹妹逃婚了。
这时，关露姐妹俩认识她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刘道衡。刘道衡得知她们是逃婚出来的，为她们的勇气所打动，决定资助她们上学。
就这样，姐妹俩来到了上海法科大学的法学院读书。后来，关露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上学后，接受到更多先进思想的洗礼，关露的内心越发独立、自强。
1932年，关露在文坛崭露头角，加入到左翼作家联盟。在这里，她结交包括丁玲、夏衍等在内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不久后，加入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入侵，一腔爱国热忱的关露用文字，激起不少进步青年的爱国之志。
此后，关露以文化人的身份，积极奔走在抗日救国的路上。她用文字激励着无数爱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这时的她，不知道她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误解与孤独。
为革命，打入敌营成为“汉奸”
1939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关露正在书桌前修改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这时，门口传来几声“砰砰砰”的敲门声。
来人是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他将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交给关露，密电上只有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任务。
这里的小廖是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的廖承志。看着密电，关露猜想应是调她到香港从事文化工作。她迅速收拾行李奔赴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就来到关露下榻的旅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潘汉年。
潘汉年给关露下达任务，打入76号，潜伏在李士群的身边，了解他的思想动向，适时策反李士群。
李士群曾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投靠日本人，加入了汪伪集团，掌管着汪伪上海特工总部。
当时，潘汉年心中合适的人选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后，他的妻子叶吉卿正好怀孕，生活艰难，是胡绣枫伸出援手。
李士群一直谨记胡绣枫的恩情。胡绣枫此时正在宜昌执行任务，无法分身，她向潘汉年推荐了姐姐关露。就这样，关露成为了接近李士群的人选。关露在心里已暗下决心，要奔赴这看不见硝烟的前线。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一辩护就完了。”
关露明白此后她面临的不仅是生命危险，还将失去名誉，孤独和世人的误解。她坚定说：“我不辩解。”
从香港回来后，关露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士群。李士群对她的造访显得特别热情，他命人开着自己的黑车去接关露。
关露清楚来到这里，就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此后，关露便成为了76号的常客。
叶吉卿爱打牌，经常会召集富太太来家打牌。关露虽不会，仍陪着叶吉卿打，一陪就是一天。
（右1李士群）
有时，也与叶吉卿结伴逛街，开着李士群的车招摇过市。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露慢慢取得了李士群夫妇的信任。她的任务顺利地进行着，此时，另一种压力也随之而来。
关露经常出入76号，与李士群交好的消息在坊间流传开来。她被当成“汉奸”，为人所耻，好友们一个个对她敬而远之。
一次，关露与叶吉卿从一家商店出来，刚要上车，不经意间，关露看到了自己的好友蓝兰。蓝兰此时正带着鄙夷、仇恨的目光，瞪了关露几秒钟，轻蔑地哼了一声，白了关露一眼，扭头走开了。
关露内心泛起疼痛，虽已做好被误解的准备，可她没有想到这种感觉是如此的难受。
这之后，她又被摒弃在文化界之外。这一切，关露在内心默默消化。她知道自己的任务高于一切。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关露发现李士群是个投机主义者，在战争局势不明朗时，他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她将自己观察到的信息如实上报，组织认为李士群还是可以策反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露来到李士群的家里对他说：“李先生，老朋友想要见见你。”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一听明白其中的意思。李士群对她说：“如果老朋友真的要我，我愿意帮忙。”
当晚，关露将李士群的意向及76号所有的一切，写成报告寄给了潘汉年。潘汉年收到后，立刻返回上海与李士群见面。
两年了，关露的任务结束了。潜伏在李士群身边，她始终坚守“我不辩护”，忍受着朋友的误解、厌恶、远离，将一切埋在心里。
现在终于可以洗去“汉奸”的罪名，重回自己最爱的文化界了，关露内心雀跃不已。
然而，此时的关露还不知道，不久后，另一个重任会落在她身上，她将会遭受更严重的误解。
为信仰，二入敌营甘背污名
结束潜伏任务的关露，内心已遍体鳞伤，急需休养。她给妹妹胡绣枫写了封信：“我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这里的父母指的是延安，是党的怀抱。然而，关露等来的是让她继续留在上海的命令。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关露的联系人给她带来一个任务，打入《女声》杂志社。
《女声》杂志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一份中文妇女杂志。读者对象是日占区广大妇女同志，由日本著名作家左藤俊子出面负责。
左藤俊子有不少日本左翼朋友，组织上想通过左藤结识这些左翼分子，或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中共打探情报。
左藤俊子中文不好，需要物色一名中文编辑，关露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关露开始了新的潜伏工作。
当时，《女声》杂志创刊的政治性很强，规定只能为大东亚圣战服务。因此，销量低，为了改善这一情况，他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规定只要不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以及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表。
关露抓住这一漏洞，发表了大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等先进进步思想。她钻了敌人的空子，让《女声》彻底为己所用。
1943年7月的一天，左藤俊子通知关露，让她参加8月份在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要附上照片登报，关露想这要是去了，势必要坐实“文化汉奸”的名声，内心极度抗拒的她找借口推掉了。
没成想，几天后，关露主动找到左藤俊子说要去参加这个会议。
原来，就在她拒绝后的一天晚上，她收到潘汉年的信。潘汉年要她带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点名要关露亲自交到秋田的手中。
关露内心挣扎不已，一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更加地鄙夷自己，她忍受不了那样的目光，想想都脊背发凉。
可关露还是那个关露，她想到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为了国家，她选择了去，即便知道自己的污名是洗不清了。
来到东京后，信顺利地交给了秋田教授。
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关露在街头买了份报纸，还没看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夕阳西下，关露拿起报纸，就被报纸上的大标题吸引了，标题赫然讲的是她去东京参会的事情。
关露一字不落地看完了报道，尤其是那句：“关露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绝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
关露看到这里，内心一片凄然，她知道“文化汉奸”的名声，自己是摘不掉了。
从名噪一时才女，到成为众人唾骂的汉奸，她始终谨记那句“我不辩护”。
为信仰，舍弃爱情
在那段苦难难熬的岁月里，唯一能给关露慰藉，支撑她走下来是远方爱人王炳南的来信。与王炳南之间的爱情，大概是关露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1937年，关露与王炳南第一次相识。相识之初，王炳南就对关露心生好感。第二天，俩人正式相识，彼此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天晚上，关露送给王炳南一本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她在给王炳南写赠言时，不小心将自己墨绿色派克笔夹在了书中。
在递给王炳南时，关露无意间触摸到他的手，她下意识地攥住王炳南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快放到口袋里暖暖。”
一句普通的问候，在王炳南的心中留下了温暖。第二天，王炳南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不久后，他给关露寄来一封信，还有一张他的个人照。在照片的背后，他写下了一行字：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王炳南是周恩来的秘书，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这次去武汉也是周恩来召他去的。
此时，关露与王炳南已多年未见。距离未能阻隔俩人之间的爱情，他们一直通过书信往来。王炳南一直知道关露的身份，此时，他也能体会到关露心中的苦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被国民党列入了锄奸的名单中。她的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她，将她转移到了苏北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来到根据地的关露心情舒畅，她终于不用再伪装了，也能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了。在艰难的岁月里，是王炳南一封封来信让她心生希望。关露在王炳南那里从来无需辩解，他一直都懂。
关露来到根据地后不久，便因外界的评价，从而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国民党对外散布消息，称新四军公然收留“汉奸”，迫于外力，关露被关押了起来，她的精神开始出现异常，她时常胡言乱语。
王炳南得知消息后，便提出要与关露结婚的意愿。但，周恩来与邓颖超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劝王炳南说：“关露对外的名声不好，此时，与她结婚有损党的名誉。要他以国家大事为重。”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王炳南又一直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王炳南考虑良久后，给关露写了封分手信，信中如实地写了分手的原因。
关露明白王炳南心中的纠结和不舍，她懂得当下确实不是好时机，遂同意分手。
自此，关露身边只余王炳南当初的照片，陪伴她度过余生。
为了民族，为了信仰，继牺牲自己的名声后，关露又献上了自己的爱情。
为革命，此生无怨无悔
关露一生有两大喜好，一是写作，二是喜爱孩子。
她的挚友陈慧芝见她喜欢孩子，就给她买了一个大的塑料娃娃。她对这个娃娃喜欢得不得了，经常为它缝制衣服，有时还抱在怀里亲一亲。此后，这个娃娃一直陪伴着她。
因为关露早年的卧底生涯，背负了太多的心理压力。面对好友们的误解，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她只能默默忍受，久而久之，她的精神出现异常，身体开始出现疼痛。去医院检查，却又查不出什么。
这种疼痛一直伴随着关露，疼得厉害时，满床打滚。即便如此，关露也未放弃写作。晚年时，她为潘汉年写下了回忆录。
回忆录写完，关露觉得自己内心再无牵挂与遗憾。1982年12月5日，关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75岁。
关露死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的是那只大塑料娃娃，还有王炳南的照片。照片的背后，不知何时关露给加上了一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潘汉年曾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关露这一生，无疑是验证了潘汉年的观点。为了革命，为了信仰，为了民族大义，她献上了自己的忠诚与生命，更难的是，她为此献上了自己的名誉和爱情。
对此，关露无怨无悔。她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
在战争年代，关露是无数隐蔽战线上战士的缩影。为中华之崛起，他们以身伺虎，行走在黑暗中。为了信仰，他们甘愿舍弃一切，燃烧自己。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浇灌这片热土，成就伟大的事业。谨以此文，向隐蔽战线的英烈们致敬！
. END .
【文| 幽】
【编辑| 毛毛雨】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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