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机。这次改革，在原来的金融贵族与土地贵族的联盟中，又加进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在政治舞台上，托利党逐渐衰落，而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日益居于优势。当改革运动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脱离了托利党明确投身到辉格党方面。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作某些让步，会使英国宪制更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说：资产阶级“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三十年代以后，帕麦斯顿一方面热心于自由贸易和完全经济自由的原则，支持1834年新济贫法，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积极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两院制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着民主方向发展的革命运动。继格雷之后担任首相的梅尔本子爵被威廉四世革职，正如帕麦斯顿所说：“我们全都下了台----这种让托利党人重现掌权的企图不可能长久，这个国家不会容忍这样下去，现在我要到布罗兰兹去打猎了。”使他那些过多劳累的官员不悦的是，五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外交部。可是，他失去了议员席位，后来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暂时挫折。他付给蒂弗顿的一位议员2000英镑使之辞职让位，从而他又代表这个选区重返议会，没有遭到反对。气候几年，他致力于维护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土耳其和中东的利益。他的办法是投机取巧，恐吓与欺骗并用。总的来看这些办法是成功的。
事业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生活，1839年，55岁的帕麦斯顿与他的情妇，考珀伯爵52岁的遗孀结婚。他是个精力旺盛、工作勤奋，玩得痛快的人，而她则是一位精明娇媚的主妇。他们生活的非常幸福，除了都有一点反复无常的性情以外，彼此之间还是相当忠诚的。
然而，帕麦斯顿的恶习还没有完全改掉。在他结婚的同一年，他在温莎破坏了女王的一个侍女的贞操。维多利亚女王很震惊，阿尔伯特亲王更为震惊。更重要的是帕麦斯顿难以驾驭的政策惹恼了女王，而且使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惊慌不安。帕麦斯顿被解职了，借口是他没有禀告女王就承认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军事政变。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使罗素政府下了台，从而报了此仇。
从1830年直到1865年逝世，帕麦斯顿是每届辉格党政府的重要成员。1851年之前，他担任辉格党政府的外交大臣，1852—1855年是阿伯丁内阁的内务大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除了1858—1859年很短时间外，均为自由党内阁首相。帕麦斯顿政治生活的后35年中，英国资产阶级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大量侵占殖民地，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和扩大英国工商业霸权地位。他无论在外交部或任内阁首相时，几乎没有间断地支配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外交政策20余年。他的名言大家很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掠夺野心的忠实体现者和代表人物。
帕麦斯顿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例如在中东，他说，英国和法国就象两个男人追求着同一个女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张充实英国的军事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他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强硬。恰如英国近代外交史专家韦伯斯特所言：“舰队是其外交的主要工具。”他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最发达的工业作后盾，帕麦斯顿在外交上常常表现得毫不妥协，甚至随时准备动武。
那时，唐·帕西菲科事件彻底而集中的体现了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唐·帕西非科是葡萄牙犹太人，由于他出生在直布罗陀，因此是英国公民，曾任葡萄牙驻摩洛哥领事，驻希腊总领事，后再雅典任职。1847年复活节期间，一伙雅典暴徒在反犹骚乱中袭击了他的住宅，拷打了他的家人，他的房子也被防火烧了，警察坐视不救。帕西菲科要求希腊政府赔偿损失，而希腊政府拒绝对暴徒的罪行承担责任。帕西菲科遂前往英国求助，英国上院以其不过是个双重国籍的商人，拒绝受理。帕西菲科转而求助于帕麦斯顿，1850年1月，帕麦斯顿命令舰队去雅典示威，武力逼迫希腊政府赔偿帕西菲科6400英镑的损失。他在下院发表了一个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演讲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古罗马人从会说我是罗马公民时就知道保护自己不受侮辱。英国臣民，不论他在那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这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帕麦斯顿充当了那个时代英国的代言人。他还以公民权利和自由卫护者的姿态，别有用心地攻击欧洲政府镇压1848年革命的反动政策。从此以后,他被英国的资产阶级誉为“民族英雄”。但与帕麦斯顿这篇蛊惑人心的演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52年，他下令对居住在英国的各国政治流亡者进行迫害，要求司法当局暗中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并把情况告诉给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警察局，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政治流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