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有功于元朝国家建设的藏传佛教，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
自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南村辍耕录》卷三“受佛戒”记载：
在元朝，法会（元称好事）名目数量繁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好事”，就超过了三十多种。
皇室如此崇佛，佛教势力很快就渗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领域。 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设总制院，尊八思巴为“帝师”，统筹全国释教和蕃地（西藏）事务。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 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 嫌其地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
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宣政院还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不仅有了独立平行的任官系统，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
宣政院权势显赫，使得本就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猖狂。 少数僧人目无法纪，扰乱 社会 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僧人， 宣政院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甚至有“火上浇油”之嫌。 譬如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宣政院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
尽管成宗、仁宗等曾试图加以拨乱反正，然而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
坦诚说，僧人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 僧人犯法，按例由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甚至可以操纵法律。 譬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常常以“好事”为由，请求元朝政府释放重囚（史书称之为“秃鲁麻”）。不过，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泼皮无赖。
本该受到法律严惩的重囚们，通过贿赂僧侣阶层，“顺利”逃之夭夭。 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顺利“大逃亡”的死囚犯，不下数百人。
至于释放这些重囚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晓，不少大臣上书屡次反对，几乎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 。
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
遗憾的是，皇庆二年秋七月，“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 可见事态很难得到有效抑制，“释囚”的场景一直屡禁不止。
元朝皇室崇佛，可谓“国策”之一。 自忽必烈开始，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好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也是毫无节制，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更是有增无减。
以大都为例，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寿寺、寿安山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国寺、兴国寺等。另外，在宫廷内也有佛寺。
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背后，是毫无节制地征调士兵、百姓和工匠，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耗费了大量的土地、物资、金银，使得国库愈发空虚，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资建寺之需！ 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皇室的“过度”崇佛，让帝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深 谙儒学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为之愤慨。
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后，命笃信儒学的畏吾儿大臣廉希宪受国师佛戒。
廉希宪毫不客气地顶撞道：“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又问：“孔子亦有戒耶？”廉希宪回答：“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据说忽必烈不仅没有生气，还连连赞许。
纵观元朝诸帝，“崇佛”最荒唐的，莫过于元顺帝妥欢帖木尔。
扳倒权臣伯颜后，元顺帝“图治之意甚切”。
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恢复科举，颁行《农桑辑要》，实行儒治，整饬吏治，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国家一度有了“中兴之相”。
不过，罕见的天灾给了他当头棒喝。 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
天灾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 各地烽烟四起，不少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时间一长，元顺帝锐意进取的劲头，可谓消失殆尽。
丞相脱脱死后，元顺帝彻底堕落。
何谓“十六天魔舞”？史书记载， “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尽管朝中大臣百般劝谏，可元顺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 。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八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领天下兵马。 次年闰月，元顺帝携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
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 ，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尊号为“顺帝”。
在《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了一首元顺帝离京时所作的一首长诗：
总的来说，我们在审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 历史 作用时：
对于 历史 事实客观并理性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少走弯路，少走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