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有功于元朝国家建设的藏传佛教,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
自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南村辍耕录》卷三“受佛戒”记载:
在元朝,法会(元称好事)名目数量繁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好事”,就超过了三十多种。
皇室如此崇佛,佛教势力很快就渗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领域。 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设总制院,尊八思巴为“帝师”,统筹全国释教和蕃地(西藏)事务。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 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 嫌其地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
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宣政院还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不仅有了独立平行的任官系统,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
宣政院权势显赫,使得本就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猖狂。 少数僧人目无法纪,扰乱 社会 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僧人, 宣政院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甚至有“火上浇油”之嫌。 譬如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宣政院请“(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
尽管成宗、仁宗等曾试图加以拨乱反正,然而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
坦诚说,僧人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 僧人犯法,按例由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甚至可以操纵法律。 譬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常常以“好事”为由,请求元朝政府释放重囚(史书称之为“秃鲁麻”)。不过,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泼皮无赖。
本该受到法律严惩的重囚们,通过贿赂僧侣阶层,“顺利”逃之夭夭。 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顺利“大逃亡”的死囚犯,不下数百人。
至于释放这些重囚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晓,不少大臣上书屡次反对,几乎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 。
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
遗憾的是,皇庆二年秋七月,“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 可见事态很难得到有效抑制,“释囚”的场景一直屡禁不止。
元朝皇室崇佛,可谓“国策”之一。 自忽必烈开始,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好事”活动,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对僧人的赏赐也是毫无节制,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更是有增无减。
以大都为例,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寿寺、寿安山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国寺、兴国寺等。另外,在宫廷内也有佛寺。
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背后,是毫无节制地征调士兵、百姓和工匠,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耗费了大量的土地、物资、金银,使得国库愈发空虚,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资建寺之需! 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皇室的“过度”崇佛,让帝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深 谙儒学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为之愤慨。
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后,命笃信儒学的畏吾儿大臣廉希宪受国师佛戒。
廉希宪毫不客气地顶撞道:“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又问:“孔子亦有戒耶?”廉希宪回答:“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据说忽必烈不仅没有生气,还连连赞许。
纵观元朝诸帝,“崇佛”最荒唐的,莫过于元顺帝妥欢帖木尔。
扳倒权臣伯颜后,元顺帝“图治之意甚切”。
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恢复科举,颁行《农桑辑要》,实行儒治,整饬吏治,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国家一度有了“中兴之相”。
不过,罕见的天灾给了他当头棒喝。 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
天灾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 各地烽烟四起,不少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时间一长,元顺帝锐意进取的劲头,可谓消失殆尽。
丞相脱脱死后,元顺帝彻底堕落。
何谓“十六天魔舞”?史书记载, “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荡”:
尽管朝中大臣百般劝谏,可元顺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 。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八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领天下兵马。 次年闰月,元顺帝携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
同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 ,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尊号为“顺帝”。
在《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了一首元顺帝离京时所作的一首长诗:
总的来说,我们在审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 历史 作用时:
对于 历史 事实客观并理性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少走弯路,少走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