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度低会有什么影响？

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后现代”的西方社会，个体通过向内用力，通过内在参照系统而形成了自我反思性，人们由此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个体是依据个体的经验所反思性的理解的自我。“自我认同”假定了反思性知觉的存在。但自我认同并不是被给定的，而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标志自我认同理论的时空转向个体性、个体本位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的确，在西方思想世界里，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 —元素、原子、单子、个人、法人、逻辑变元、主体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被公认为是经常的、独立自足的；在西方思想之父——亚里士多德那里， 个体是“ 种”、“ 类”、“ 属”的基础；在西方“ 现代性”的视野里，“ 现代性”的“逻辑”，不过是感知依存于个别感觉，集合依存于个体变元，物种之遗传与变异依存于生物个体，国家依存于公民……现代集合论作为数学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从而也理解“世界的逻辑构造”的真正基础，乃是西方第一实体观念的行动科学表达：集合的基础乃是元素，此元素可以是低级的集合，也可以是个体，但归根结底是个体，所以集体又叫“个体域”。显然西方的个体本位的价值观的后设理念是个体最后的单元。总之，个体乃是存在的根基。个体主义导致化约式的本质主义；无限理性主义，导致作为终级实体— —上帝之死。正是这样的个体主义的“逻辑”，在“后现代”面临着“动态性”、“关系性”“关联性”和“共生性”之逻辑的挑战。个体主义的逻辑（孤立性、静止性和僵死性）并不能帮助人类找到自己终极存有的根据（导致了“上帝之死”：终极个体的上帝—— 并不存在）。
而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使我们看到了个体主义（或“个体本位”）之“现代性”给个体的生存带来的危机。个体的自我常常在断裂的时空情景中被撕成碎片，现代性的视野里，我们该如何形成自我的确定性而又稳定性的认同呢？我是谁？我存在吗？如何超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个体主义的限制，实现自我的重构？显然，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尝试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情景（实际上就是所谓“后现代性情境）之中。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吉登斯已经从“现代性”迈入了“后现代性”，因为他看到了自我（或个体）在“现代性”中的危机与挑战，所以他重新刻画了“自我认同”的新特征。
在笔者看来，正是吉登斯的这种努力，才实现了将西方“现代性”的“个体”（亦即自我、自我认同）纳入“ 后现代” 情境之中。虽然吉登斯不愿意将自己的“自我认同”理论与“后现代”联系起来，其实他的“现代性”就是“后现代性”，只不过他是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在他看来，在高度现代性情境中，“自我认同”的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它也塑造着现代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性的实体。在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一方面无法逃离其行动背景的地方性、本土性；另一方面，在后果和内涵上，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
然而，我们当下却生活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不成体系的时空社会里，正如吉登斯所概括的：现代性的认识论特征就是“时空断裂”。在如此变动不居的现象界内生存着的“研究者”，是无法确信任何“科学理论”的。因为现代的一切“科学”都以统计规律为导引，以解释“ 统计现象”为理论的目的，而这样的规律和理论在上述的不确定世界里，无异于康德的“先验理性”，我们个性化的经验几乎不允许被这些先于我们个人经验的理性规则“套牢”，这种套牢了的理性行为，既不是我们每个人真切的生活，也违反了个人的个性。惟一的出路是搁置这样的理论，“直面现象”。那么，何以“直面现象”？能否建构直面现象的“逻辑”？显然，吉登斯试图“回返到现象本身”：从静态的、决定论转向动态性的情境场域中对“自我认同”的刻画。于是他的“自我认同”过程是一个动态性的连续体，即如前所述，自我认同是作为行动着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他那里，自我的认同不可能是个体的独立的行为。个体总是处在不断地相互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个体的相互作用而联系确立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自我以及“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中形成与发展出来的，自我状况的执行功能也同样只有通过社会才能揭示出自我与自我认同发生作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