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4
冯保在太监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可以从双方各自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首先，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的政治局势对他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其时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次辅。高拱其人，气量狭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30]，他骄傲独断，不把张居正等其他阁臣放在眼里，“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31]。胸怀大志的张居正耻居人下，想要施展抱负，摆在他前面的却是高拱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方面隆庆皇帝对高信任有加，在他的心目中，高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靠首辅，他称赞高为“振今豪杰之才，稽古圣贤之学。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32]，临死之时，“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33]，这样看来，高拱的地位是极其牢固的，不采取非常手段势难撼动其首辅地位；另一方面，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已经恶化，二人相互猜忌而互为戒备。高拱一直以副手视张居正，他只容许张居正以副手的身份在内阁驯顺办理，此焉能为以管仲、诸葛亮自比，自负为经国干济之才的张氏所乐于接受？于是从隆庆六年二三月间开始，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以言官为前哨的对垒攻击便开始了。高拱的得意门生、吏科给事中宋之韩首先发难，倡率另外两个给事中贾待问、匡铎连续上疏，攻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曾为居正会试座主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其致仕，“搏击取胜，时论不与”[34]，与此同时，对高拱的旁敲侧击和正式弹劾也已展开，以户部给事中曹大野的“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疏为甚，而后隆庆帝立即将曹大野谪外，还对高拱诚挚慰留，高度肯定他的人品和政绩。形势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常的程序和手段下，此时以张居正的实力还无法挑战高拱，不仅升任内阁首辅遥遥无期，因与高氏的矛盾激化，甚至连固守原位也几乎成了奢望。在自身难保的危急形势下，阳谋不能达到目的，张居正只好采取阴谋手段。事实上不管他愿不愿意与一个宦竖勾结，和当时李贵妃母子身边的红人——冯保结盟都将是他必然的选择：隆庆旦夕将亡，朱翊钧即位后，李贵妃势必母以子贵，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无疑将是冯保的。而在明代，内阁负责替皇帝拟旨，司礼监代皇帝“批红”。如能将内阁与司礼监联成一气，事情自然会好办得多。对这一点，久居内阁的张居正当然看得很清楚。何况此前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已激化，在张居正看来，与冯保结盟不仅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这样一来，张居正选择与冯保结盟，合力构陷高拱并将其驱逐，便成了势在必行之举了。
其次，从冯保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高拱不愿意司礼监分内阁之权，一心想将“批红”之权也收归内阁。而冯保在政治上具有野心，他因长期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一再受高拱的扼制，几次三番未能升任为掌印太监，由此深恨高拱：“初，司礼监之首珰缺，时冯保以次当进，而偶有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缘上意，荐陈洪。洪，故长御用者也，例不当司礼而得之，保恨洪因并恨拱。洪因而力为拱内主，然其人不甚识书，久之，以忤旨罢出外。而孟冲，长尚膳者也，与司礼远，而以割烹当上意，拱复荐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觉之。”[35]，冯保自知势难见容于高拱。在万历登极的第一天，高拱即上疏吁求皇帝及时视朝，亲览章奏，自主裁决政务，对一切重要政事俱直接批交内阁，而非转由司礼监处理，言下之意就是要将司礼监之权归于内阁，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已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可见二人矛盾由来已久。而冯保长期见宠于李贵妃，与万历和陈太后的距离也比高拱要近得多，他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选择张居正作为政治同盟也成了势所必然：张居正久屈高拱之下，也有驱逐高拱的强烈愿望；斗倒高拱后，张居正以次辅升任内阁首辅自是情理之中，到时候内外一气，朝廷上下将无人能与他二人为敌。而冯保长期在太后皇帝身边服侍，深受信任，要利用皇室“主少国疑”的敏感心理对高拱进行构陷几乎是易如反掌。于是在张居正与冯保紧锣密鼓的阴谋策划中，壬申政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实际上是被高拱逼成的。高拱同时与张冯两人都酿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迫使二人合力对付他，这不能不说是高拱的失策之处，抑或是他自信狂傲的性格所致。张冯的政治结盟彻底改变了万历一朝前十年的政治形态，二人几成只手遮天之势。由是张居正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新的政治理念，“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36]；而冯保得以巩固了自己宫内第一权宦的地位，也便利了借机敛财中饱私囊。张居正与冯保均知二人的联盟是危急之时的必然选择，二人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种认识客观上巩固了两人的关系，所以在外人企图离间张冯的时候，虽然“数用计使两人相疑”，但二人却“旋复相好”[37]。这并不是因为二人志趣相投、相交深挚，实在是形势所逼。只要二人稍生罅隙，便易为人所乘，重蹈高拱的覆辙。张居正作为一个从传统儒家教育走出来的官员，和一般士人所耻与为伍的宦官相交，与其共划阴谋，他对此需要作出道德操守上的牺牲；而冯保为了保持与张的融洽，也不得不约束党羽、稍事收敛。但这些所谓牺牲毕竟都是次要的，共同的利益才是动力的来源。所以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本质上讲是一种共同利益的结合体。
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政治结盟，走上了权势的顶峰。十年秉政，荣宠至极。身死之后，俄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一全过程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自嘉靖以来，内阁握有实权的官员相互倾轧、内讧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权力更替的方式。张璁、桂萼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严嵩之与夏言，徐阶之与严嵩，高拱之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与李春芳、赵贞吉，张居正之与高拱，这些内阁官员的纷争，无一例外是以斗倒了前任首辅作为上台方式的。历届首辅虽显赫一时，身败名裂却也在顷刻之间，极少有人能幸免。这种当权与失势之时的落差在张居正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方其秉政之时，皇帝亦尊其“元辅张先生”，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38]；然而居正身死之后，万历又是如何“阴佑先生子孙”的呢？万历十二年，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江陵府地方官闻风封了张宅，等到负责查抄的京官到来，张家已经饿死十余口。因对查抄出来的财产数量不满意，问官们对张家人重刑拷问。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苦不堪刑，自缢身亡，次子张懋修自杀未遂，侥幸保存一条性命，这就是张居正十年辛劳于国家所得到的酬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可以从双方各自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首先，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的政治局势对他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其时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次辅。高拱其人，气量狭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30]，他骄傲独断，不把张居正等其他阁臣放在眼里，“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31]。胸怀大志的张居正耻居人下，想要施展抱负，摆在他前面的却是高拱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方面隆庆皇帝对高信任有加，在他的心目中，高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靠首辅，他称赞高为“振今豪杰之才，稽古圣贤之学。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32]，临死之时，“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33]，这样看来，高拱的地位是极其牢固的，不采取非常手段势难撼动其首辅地位；另一方面，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已经恶化，二人相互猜忌而互为戒备。高拱一直以副手视张居正，他只容许张居正以副手的身份在内阁驯顺办理，此焉能为以管仲、诸葛亮自比，自负为经国干济之才的张氏所乐于接受？于是从隆庆六年二三月间开始，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以言官为前哨的对垒攻击便开始了。高拱的得意门生、吏科给事中宋之韩首先发难，倡率另外两个给事中贾待问、匡铎连续上疏，攻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曾为居正会试座主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其致仕，“搏击取胜，时论不与”[34]，与此同时，对高拱的旁敲侧击和正式弹劾也已展开，以户部给事中曹大野的“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疏为甚，而后隆庆帝立即将曹大野谪外，还对高拱诚挚慰留，高度肯定他的人品和政绩。形势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常的程序和手段下，此时以张居正的实力还无法挑战高拱，不仅升任内阁首辅遥遥无期，因与高氏的矛盾激化，甚至连固守原位也几乎成了奢望。在自身难保的危急形势下，阳谋不能达到目的，张居正只好采取阴谋手段。事实上不管他愿不愿意与一个宦竖勾结，和当时李贵妃母子身边的红人——冯保结盟都将是他必然的选择：隆庆旦夕将亡，朱翊钧即位后，李贵妃势必母以子贵，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无疑将是冯保的。而在明代，内阁负责替皇帝拟旨，司礼监代皇帝“批红”。如能将内阁与司礼监联成一气，事情自然会好办得多。对这一点，久居内阁的张居正当然看得很清楚。何况此前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已激化，在张居正看来，与冯保结盟不仅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这样一来，张居正选择与冯保结盟，合力构陷高拱并将其驱逐，便成了势在必行之举了。
其次，从冯保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高拱不愿意司礼监分内阁之权，一心想将“批红”之权也收归内阁。而冯保在政治上具有野心，他因长期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一再受高拱的扼制，几次三番未能升任为掌印太监，由此深恨高拱：“初，司礼监之首珰缺，时冯保以次当进，而偶有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缘上意，荐陈洪。洪，故长御用者也，例不当司礼而得之，保恨洪因并恨拱。洪因而力为拱内主，然其人不甚识书，久之，以忤旨罢出外。而孟冲，长尚膳者也，与司礼远，而以割烹当上意，拱复荐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觉之。”[35]，冯保自知势难见容于高拱。在万历登极的第一天，高拱即上疏吁求皇帝及时视朝，亲览章奏，自主裁决政务，对一切重要政事俱直接批交内阁，而非转由司礼监处理，言下之意就是要将司礼监之权归于内阁，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已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可见二人矛盾由来已久。而冯保长期见宠于李贵妃，与万历和陈太后的距离也比高拱要近得多，他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选择张居正作为政治同盟也成了势所必然：张居正久屈高拱之下，也有驱逐高拱的强烈愿望；斗倒高拱后，张居正以次辅升任内阁首辅自是情理之中，到时候内外一气，朝廷上下将无人能与他二人为敌。而冯保长期在太后皇帝身边服侍，深受信任，要利用皇室“主少国疑”的敏感心理对高拱进行构陷几乎是易如反掌。于是在张居正与冯保紧锣密鼓的阴谋策划中，壬申政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实际上是被高拱逼成的。高拱同时与张冯两人都酿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迫使二人合力对付他，这不能不说是高拱的失策之处，抑或是他自信狂傲的性格所致。张冯的政治结盟彻底改变了万历一朝前十年的政治形态，二人几成只手遮天之势。由是张居正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新的政治理念，“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36]；而冯保得以巩固了自己宫内第一权宦的地位，也便利了借机敛财中饱私囊。张居正与冯保均知二人的联盟是危急之时的必然选择，二人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种认识客观上巩固了两人的关系，所以在外人企图离间张冯的时候，虽然“数用计使两人相疑”，但二人却“旋复相好”[37]。这并不是因为二人志趣相投、相交深挚，实在是形势所逼。只要二人稍生罅隙，便易为人所乘，重蹈高拱的覆辙。张居正作为一个从传统儒家教育走出来的官员，和一般士人所耻与为伍的宦官相交，与其共划阴谋，他对此需要作出道德操守上的牺牲；而冯保为了保持与张的融洽，也不得不约束党羽、稍事收敛。但这些所谓牺牲毕竟都是次要的，共同的利益才是动力的来源。所以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本质上讲是一种共同利益的结合体。
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政治结盟，走上了权势的顶峰。十年秉政，荣宠至极。身死之后，俄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一全过程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自嘉靖以来，内阁握有实权的官员相互倾轧、内讧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权力更替的方式。张璁、桂萼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严嵩之与夏言，徐阶之与严嵩，高拱之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与李春芳、赵贞吉，张居正之与高拱，这些内阁官员的纷争，无一例外是以斗倒了前任首辅作为上台方式的。历届首辅虽显赫一时，身败名裂却也在顷刻之间，极少有人能幸免。这种当权与失势之时的落差在张居正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方其秉政之时，皇帝亦尊其“元辅张先生”，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38]；然而居正身死之后，万历又是如何“阴佑先生子孙”的呢？万历十二年，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江陵府地方官闻风封了张宅，等到负责查抄的京官到来，张家已经饿死十余口。因对查抄出来的财产数量不满意，问官们对张家人重刑拷问。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苦不堪刑，自缢身亡，次子张懋修自杀未遂，侥幸保存一条性命，这就是张居正十年辛劳于国家所得到的酬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4-05-31
坏追问
能和张居正做政治同盟的人应该坏不到哪里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