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玄宗现存世的书法作品，只有本件是墨迹，而其他的存世的只有碑刻，像：《裴光庭碑》《金仙长公主神道碑》《青城山长道观敕》《内侍省功德碑》等。
对本卷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大陆的研究往往限于介绍，在台湾对此卷的研究较为深入。
近代以来，对唐玄宗<鹡鸰颂>的讨论的重点似乎并不是在书法风格上，主要集中在：一、玄宗<鹡鸰颂>完成的时间；二、本卷是否是双钩廓填本。此外，还会涉及到<鹡鸰颂>的作者为谁；本卷的装裱形式；卷后蔡京、蔡卞的题跋以及本卷的流传状况。
对<鹡鸰颂>完成的时间，研究者的分歧比较大，众说纷纭。对完成年代的研究主要根据颂文中所记叙的内容结合史料来推断。颂文中含有时间暗示的句子是：“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和“秋九月辛酉”。第一句话虽然对“兄弟五人”有一点分歧（下文详叙），但是研究者普遍一致的理解是颂文写于兄弟回京（遥领节度）后，兄弟之中最早去世的宋王成义去世之前。对“秋九月辛酉”的一般理解是九月辛酉日（不同观点在下文中详叙）。
“开元二十年之前”是比较早提出的说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根据颂文的内容推定这篇颂文完成的时间不会晚于申王成义去世的时间，而申王死于开元二十年（另一说是开元十二年），因此，<鹡鸰颂>完成不会晚于开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岁之前的作品。
同样比较早提出的说法还有“开元七年”说，江兆申先生出版于1977年的《双溪读画随笔》中收录了<唐玄宗书鹡鸰颂完成年岁考>一文。文中，江兆申先生根据通鉴开元四年的记事“二王皆不出合，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断定<鹡鸰颂>书写一定是在开元四年之后。而在开元八年岐王范有谋反的意图，情况相当严重，兄弟之间产生了间隙，因此一定是在开元八年之前。而在四年和八年之间九月有辛酉日的是开元五年、七年和八年。而五年和八年通鉴上记录玄宗相当忙，不太可能完成，而在开元七年则有宋王劝谏之事，让玄宗很是感念。江兆申先生认为<鹡鸰颂>无疑是应和这一事件而写成的。“开元七年”说有相当广泛且持续的影响，1989年黄伟中先生曾作《唐玄宗<鹡鸰颂>与魏光乘》一文，运用他从史料中找到的关于魏光乘的两则材料来补充印证江兆申先生的“开元七年”说。之后1998年，林柏亭先生的《帝国的回忆国立故宫博物院瑰宝赴法展专辑——唐玄宗鹡鸰颂》，2003年，何传馨先生的《天子之宝——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展品系列（五）》，2010年，谭怡令先生的《当唐玄宗与鹡鸰相遇》等文章中都沿用了“开元七年”的说法。
2001年，方展里先生《<鹡鸰颂>赏析》中正面对“开元七年”说提出了质疑。方展里先生认为<鹡鸰颂>完成于开元四年之后的推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开元八年并非是下限。江兆申先生所提到的岐王范想要谋反之事，似乎没有江兆申先生说的那么严重。首先，岐王范本身并没有想要谋反，其次，虽然玄宗责罚了与岐王范交游的大臣但是对岐王范仍旧待之如故。因此兄弟之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间隙。下限应为申王成义去世之前，即开元十二年（徐邦达考证为开元二十年）。至于具体在何年写成，则取决于鹡鸰落于麟德殿此事发生于何时。因此，方展里先生认为<鹡鸰颂>应写于开元四年到开元十二年之间。
之后2008年何传馨先生在《唐玄宗<鹡鸰颂>》一文中，认为完成于开元五年也是可能的。因为“从前后文义看，先说“比为方伯，岁一朝见”， 继云“ 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 似是初发生之事。”因此何传馨先生挑选了一个距离开元四年最近的九月有辛酉日的一年，那就是开元五年。
起初，刘正成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中将“秋九月辛酉”中的辛酉解释为辛酉年，由此刘正成先生认为<鹡鸰颂>完成于开元九年（辛酉年）九月。似乎这种观点并不被认同。
近期侯怡利先生也提出了开元九年说，此九年非彼九年。侯怡利先生根据通鉴开元九年玄宗的诏书“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认为开元九年才是<鹡鸰颂>完成时间的上限。而申王死于开元十二年，这一定是<鹡鸰颂>完成的下限。在开元九年和十二年之间只有九年和十二年的九月有辛酉。然而开元十二年与开元九年诸王回京的气氛之间有相当的时间差而且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申王去世，因此<鹡鸰颂>完成于开元九年最为合适。
在这场关于书写年代的讨论中，除了前文所说的颂文内容作为对照之外，还有几个历史记录是讨论的基点。首先是通鉴开元四年的记事“二王皆不出合，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和通鉴开元九年玄宗的诏书“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根据这两则不同的文献记录分别得出了不同的<鹡鸰颂>完成时间的上限。前者最先由江兆申先生提出，在侯怡利先生之前，对这一点研究者是没有怀疑的。纵使是方展里先生的“开元四年到开元十二年”说和何传馨先生的“开元五年”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点上的。而侯怡利先生提出的后后一则文献记录则将这个基点打破了，从而将上限后延到开元九年。而细读这两则文献，我们不得不说事情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开元四年是“诸王遥领节度”的开始而并非所有的诸王都已经“遥领节度”了，而开元九年则是玄宗明确下诏，意味着所有诸王都要“遥领节度”了。申王去世无疑是<鹡鸰颂>完成的最晚下限（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开元十二年和二十年两种说法，似乎开元十二年更为可能。）。但是在这之前曾经发生过岐王范交游大臣的事件。“开元七年”说认为这一时间严重影响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但是也有人认为并没有那么严重。至于对“辛酉”的理解虽有异议但是基本是一边倒的认为“辛酉”表示的是日期而非年份。
除了完成时间的问题，还有关于本卷是不是双钩廓填的问题。最早的质疑出现在《东图玄览》,徐邦达先生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对这个问题更多的人则保持存疑的态度，像江兆申先生、何传馨先生等。但是侯怡利先生在经过目鉴和高清数字的观看之后，认为此卷是写本。至于《东图玄览》上所记录的是否是此卷，侯怡利先生也有讨论，认为如果《东图玄览》上所述的徽宗题签是写在前隔水上的话，本卷就并非彼卷。因为本卷的前隔水上并无徽宗题签，但是有明早期梁王的收藏印（印之真伪尚需证实）。
至于拖尾上的跋文，前人一般都认为是蔡京和蔡卞的真迹，但是侯怡利先生在对比蔡京的《江雪归棹图》《致节夫亲契》和蔡卞的《致四兄相公尺牍》后认为，跋文书写质量稍差，并且有较多笔误，因此并非真迹而是有根据的临写本。《东图玄览》记录还有元危素的跋，可能已经被割去。同样的明林佑的跋文也被割去。
至于装裱方式，一般认为是“宣和装”。但是本卷并非标准，因为缺少徽宗题签及双龙园印，宣龢、御书印也仅存半，有学者也因此质疑本卷的真伪。侯怡利先生考证认为本卷是在宣和年间由册页改成手卷的，也正因为如此骑缝的“开元”印鉴应该是伪造。
除此之外，关于本卷还有一些小问题：关于<鹡鸰颂>的作者，江兆申先生认为是玄宗和魏光乘合作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方展里先生认为<鹡鸰颂>是玄宗为唱和魏光乘所作颂文而独自又写成的一篇。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俯同”的理解。对“兄弟五人”也有不同的解读。江兆申先生认为是宋王成器、申王成义、玄宗、岐王范和薛王业，这一说法有较大的影响力。侯怡利先生则提出除此之外还有邠王守礼，即除去玄宗之外的“兄弟五人”。关于本卷的流传，张光宾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法书与碑帖》之中，试图梳理其流传状况，但是因为南宋、元的数据缺失，难以形成系统。对于本卷书法风格的研究则比较概括，一般认为是承袭了王羲之的书风，又有盛唐的丰腴之美的审美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