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那几个成功的富商
第1个回答 2017-03-30
春秋战国:
1 陶朱公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事情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刚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大儿子有意见了,这分明是看准他没有出息,便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夫人劝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让老大闹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测,岂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后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千万不要过问!"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蓬门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是这位大少爷不听告诫,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了一个楚国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这位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这位范大少爷哪知道!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见楚王,诡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解禳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颁,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讯,便告诉大少爷,说令兄得救了,国王马上要下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给庄生呢?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人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释放了,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掉金子,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进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爷终于哭哭啼啼带了兄弟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来的。他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出生后就在财富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前次坚决要派小的去,就是为此。这是事理之所当然,我早就料到这结果的。"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范蠡真可称古今一绝。
2 吕不韦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尤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游说口才,每次他都正中游说对象的下怀,都能够使对方欣然接受。这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洞察到对方的需求,能够预期到事情的未来变化,以替对方着想的角度来使对方轻易就范。说服对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
明: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元朝中叶,沈方三的父亲沈*由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迁徒至周东*(土宅),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清:
胡雪岩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
1 陶朱公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事情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刚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大儿子有意见了,这分明是看准他没有出息,便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夫人劝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让老大闹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测,岂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后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千万不要过问!"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蓬门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是这位大少爷不听告诫,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了一个楚国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这位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这位范大少爷哪知道!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见楚王,诡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解禳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颁,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讯,便告诉大少爷,说令兄得救了,国王马上要下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给庄生呢?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人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释放了,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掉金子,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进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爷终于哭哭啼啼带了兄弟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来的。他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出生后就在财富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前次坚决要派小的去,就是为此。这是事理之所当然,我早就料到这结果的。"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范蠡真可称古今一绝。
2 吕不韦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尤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游说口才,每次他都正中游说对象的下怀,都能够使对方欣然接受。这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洞察到对方的需求,能够预期到事情的未来变化,以替对方着想的角度来使对方轻易就范。说服对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
明: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元朝中叶,沈方三的父亲沈*由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迁徒至周东*(土宅),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清:
胡雪岩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