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自立国以来便有着重文轻武的国策，在统治者的影响之下，宋朝科举之风盛行，举国上下以读书科举为一大人生追求目标。但是由于宋朝疆土较为辽阔且交通也不是十分便利，再加上经济、商业的发展，宋代举子们若是要进京赶考，其所要花费的费用也是十分惊人的。如果花费较少，可能会花销掉一个人十个月的生活费用，更有甚者会用掉一个两年半的生活费。高昂的赶考代价让许多偏远地区的读书人们望而却步。
从北宋太祖朝至南宋初期，政府断断续续对特定地区如四川、两广、福建的举子发放驿券、口券，借此资助他们入京赴试。南宋以后，特别是在宋理宗一朝，或由政府筹资，或由官民合资，贡士庄、贡士库普遍植立，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举子有稳定的旅费来源。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实行，也牵扯到了许多利益方，从而导致了许多分歧与问题。
一、财力与才气缺一不可：宋朝读书人赶考究竟要花费多少
宋代的读书人在通过地方上的考试后，便能取得获解资格。按照宋朝统治者的规定，这些读书人需要“冬集于礼部”，及为了办理来年省试的相关手续，省试通过后还要参加殿试。宋朝省试的时间一般在于正月下旬，而殿试则在一月之后。因此，对于一位获解的举子来说，他往返家乡和京城之间的食宿费、交通费，以及长达数月逗留京城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总计起来是一笔不少的开支。这边要求着这些来京城应试的读书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才气，也要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否则还为等到殿试，便在京城无法生存下去了。
宋朝读书人来京城应试的主要花销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路费盘缠，二是京城吃住花销。根据史料记载，在南宋时期，一名举子若是要赴京赶考，即使路途很近且注意节俭，也需要花费至少三万文钱，即30贯文，如果路途遥远一些，则多达6万甚至9万文以上。这还是在仅有半壁江山的南宋，北宋较于南宋，幅员广阔，偏远地区距离京城的距离更加遥远，路费必然也因此水涨船高，而这只是第一步，进京。到了京城之后，还需要在京城住上几月，对于读书人这种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来说，这也是一笔高额的开销。
那么在宋朝，在京城维持一个人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费究竟需要多少呢。以北宋为例，根据史学家的推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20文钱才能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所需，若是富裕人家，还需要50文左右。到了南宋的中后期，物价上涨，生活费用也随之提高。南宋宝祐六年，每人每天最少需要两升米，折合铜钱是30文。到了南宋后期，一个人每天在京城最低生活费已经高达110文。
高昂的旅费，使得宋代不少举子对入京赶考心生忧虑，畏而不前者并不少见。 嘉定年间，广东 连州，有新获解而不能行者，亦有已获免解资格而不能行者，新任知州吴纯臣了解实情后，喟然叹曰：士幸举于乡，其不能致者非贫则远，奈何其贫且远也！
而且科举考试历来的残酷，让许多读书人不得不权衡利弊，不禁问自己会考上吗？考上之后会有好前途吗？在一次次扪心自问后，这种举全家之甘旨而为自己一个人赶考的旅费，这由此产生的愧疚与心理压力，让许多路途遥远的才子们放弃了赴京补试。但不为放弃的还是大部分，毕竟科举考试成功后的丰厚回报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面对高昂的旅费，举子的家族或戚友往往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宋代著名的范氏家族，其设立的义庄，按初得解、免解、补入太学多种类型，各有支取标准，对家族成员赴举予以资助，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驿券、口券：宋朝政府为举子们开的第一道绿灯
宋朝是一个重文的朝代，统治者本就十分推崇科举考试，在这么多举子因为路费而没法参加考试的时候，宋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住天下读书人的心，增加政权的政治向心力，在立国之初就对偏远地区的举子们给予帮助，以解决他们来往京城参加考试的旅费问题。在开宝二年十月，皇帝曾下诏给西川、山南、荆湖等道的举子们提供往来公券。开宝二年这道诏令中所谓“西川” “山南” “荆湖”等地，即新近被纳入宋朝版图的原属五代割据政权的区域。由此看来，这道诏令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可以借此安抚新归明的士人；另一方面，借此仁厚，也许能够对尚未归明的士人起到一种招徕的心理作用，从而为进一步收复南汉、南唐做好政治上的准备。
在诏令中所提到的“公券”其实就是驿券。宋代的驿券就是公差人员入驿食宿的一大凭证，也是其获得政府物质补给的凭证。这种驿券的发放权力一直由枢密院所掌控，所以举子所能拿到的驿券数目与面值也是由枢密院所决定的。枢密院根据赶考的读书人赴京城的一个来回路程来制定相应的发放规则。
这种发放公券的举措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末年，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乱，宋朝统治者一直为偏远地区赶考的举子们网开一面，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虽然公券初衷较好，但效果却是有限的，其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类省试录取较礼部试比例高，川陕举子自然不愿意赴京参加省试。其二是殿试恩数较厚。在绍兴十七年以前，四川类省试第一人，来不及赴殿试者，视第三人恩数授官，其余并赐同进士出身。这是一项相当优惠的政策四川省试高等人，为见先有推恩等第，虑御试却致低甲，往往在路迁延，不肯前来趁试。第三便是因为虽然有了政府资助，但是资助力度还是不够，导致有些寒门学子仍然是无力进京赶考。
三、鹿鸣宴：州郡长官对于地方学子的期待
除了宋朝中央政府发放福利之外，州郡长官往往也会给地方举子们提供一些充满着地方政府厚望的福利。在宋代举子通过发解试以后，州郡长官往往招集乡贤，设鹿鸣宴，为获解举子饯行。 有时与宴的举子或多或少会得到一笔馈赠。但是与中央政府诏令所规定的公券制度不同，鹿鸣宴上的福利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补贴来源。受各地政府财力的影响，州郡劝驾时，馈赠之有无，皆无定数。 地方政府若财政收入稳定，则举办鹿鸣宴时，照例有钱物等赠予举子，但一旦歉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也就难以再继续照例行事了。
在有些地方政府因为遇到财政困难时，鹿鸣宴甚至还有停办的风险，鹿鸣馈赠也就无从谈起或者是流于形式，即使依然存在鹿鸣馈赠，那也是相当微薄的。相反，个别地方政府财力雄厚，有大量学田或者其他类型的财政收入的时候，州郡劝驾之费则有了稳定的来源，鹿鸣馈赠不仅会呈现常规化的趋势，还会扩大资助对象，加大资助的力度。
根据史书的记载，我们对鹿鸣馈赠也有些许了解。根据建康府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地鹿鸣津送的一些特点：比如馈赠对象仅限于“本府新旧文武及漕司新举人”，太学赴补等不包括在内；有着浓厚的地方本位主义色彩，在建康府馈赠的对象中，包括建康府正请士人、江东漕司正请士人、淮郡附试正请士人、建康府免解士人、淮郡免解士人五类。在这五类之中，建康府正请士人得到的馈赠最为丰厚，建康府免解士人所得钱物也优于淮郡免解士人，这种有意识的厚此薄彼、区别对待正是地方本位主义的一大特点，也是宋朝各地方政府中常见的一种做法。
从现存史料来看，南宋鹿鸣宴“赆送”，与当时较为普遍的贡士庄相比，有两点略有差异。一是赆送的对象不全是各类举子，与宴主宾有时皆获馈赠。与前者宋朝政府所特批的公券相比，鹿鸣宴上读书人所受的“赆金”则更类似于今天人们的考试奖金，使用途径也比公券更为宽广。
结语
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花费也随之水涨船高，其所带来的生活花费提高给那些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带来了十分大的困难。一面是统治者极力推崇的科举考试，一面是大量的举子连参加考试的钱财都难以筹措，这种极端矛盾的局面给宋朝统治者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论是宋朝的中央统治者还是地方的权力中心，都对读书人进京赶考提供了一定的补助。虽然这些补助并不能解决那些地处偏远、家境贫寒的读书人的所有问题，但是却也是为他们的科举之路大开了绿灯。不仅政府官方的扶持，根据记载，地方也还存在着如贡士院等民间公益性组织为举子解决路费问题，虽然其常常引发各种纷争，但也不难看出宋朝举国上下对于“读书科举”极端重视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