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4-03-02
【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然而最后一次南巡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相隔仅一年多。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輗、杨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玎、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輗（巴黎外方传教雹肢段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饥闭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700年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进入了高潮，影响波及中国。1702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广泛征集对祭祖祭孔礼仪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一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为教皇裁定作参考。多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教皇克莱门十一世（1700—1721）之命出使远东，来华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多罗1703年离开欧洲，经印度、菲律宾，于1705年4月到达澳门，之后启程北上，于当年12月4日抵京。一开始多罗隐瞒了来华的真实使命，对于皇帝的询问含糊其辞，只是说感谢康熙对传教士的“柔远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之接见。
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住，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跸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详情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輗、杨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玎、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輗（巴黎外方传教雹肢段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饥闭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700年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进入了高潮，影响波及中国。1702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广泛征集对祭祖祭孔礼仪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一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为教皇裁定作参考。多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教皇克莱门十一世（1700—1721）之命出使远东，来华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多罗1703年离开欧洲，经印度、菲律宾，于1705年4月到达澳门，之后启程北上，于当年12月4日抵京。一开始多罗隐瞒了来华的真实使命，对于皇帝的询问含糊其辞，只是说感谢康熙对传教士的“柔远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之接见。
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住，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跸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