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主词条：大韩国国制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强化君权的政策。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处于“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 的青黄不接状态，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并用旧历” ，8月又废二十三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只是由八道变为十三道 ，这些措施都是为恢复旧制做铺垫。同年9月，高宗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着手强化君权。 然后，高宗又构建独立国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建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确立了与中日平起平坐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然而，与高宗强化君权的目标相反，以开化派知识分子为主的独立协会伸张民权，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为此发起了“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于是在大韩帝国建国后的一年时间中，政局动荡，高宗朝廷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斗争，其本质则是君权与民权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斗争。到1898年底，高宗取缔了独立协会，为君权的进一步强化扫清障碍，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也开始顺利推进。
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君权不断膨胀。1899年8月，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了《大韩国国制》，借助万国公法的理念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 ，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君权的膨胀直接影响了大韩帝国的行政体制，虽然甲午更张以来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仍然保留，但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权力大肆扩张，议政府及其下属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度计划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完全有名无实。另一方面，高宗对适应帝国形式的独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在不断进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 其次，高宗于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 高宗还于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 ，体现了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举行了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了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同时还在各国公使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措施。总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强化君权、构建独立国家形象为中心，虽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万国公法、勋章绶带等），但总体上还是趋向复古与保守的。 主词条：大韩帝国军
光武改革在军事上下了很大功夫。1896年，朝鲜高宗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期间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其中规定由俄国派遣军事教官训练朝鲜军队。 1896年10月，以普提亚塔上校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来到朝鲜，并提出了在俄国军官160人的指导下，创设规模为6000人的朝鲜军的计划，这一计划是用3年时间使朝鲜新式军队的士兵和军官达到40000人的规模。 1897年8月，俄国又派由13名军官组成的第二批军事顾问团来朝鲜，协助训练军队。大韩帝国建立后，仍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国军官做顾问训练军队。俄国派遣军事教官等举动违背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均势的原则，因此遭到日本的不断抗议，同时韩国的独立协会也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俄国的干涉。俄国出于国际关系的考量，于1898年3月撤出了派往韩国的军事顾问，此后开始了韩国自主的军事改革。
1899年，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 此举将军权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适应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同时，高宗改革军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大韩帝国军，在中央设俄式训练的亲卫队和侍卫队，人数保持在5000—6000人；在地方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0000人。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号的形式颁布了《陆军法律》，规定了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 当时中国发生庚子事变，俄国进驻满洲，在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视国防建设。1900年以后，大韩帝国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到日俄战争前夕达到政府支出总预算的40%以上，将其用以购买武器，扩充军备。 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了日本军舰“扬武”号。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达诏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扩军。 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创设海军。
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是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为直接目的、以维护韩国独立地位为终极目标，是在日俄两强夹缝中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步骤。1900年7月，俄国驻韩公使巴甫洛夫向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提出由日俄分别驻军朝鲜半岛南北以防备义和团的入侵的建议，但他在向高宗要求驻军时却被高宗以韩国有能力镇压匪徒为由拒绝 ，从这一事例可见高宗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的目的，即通过维护韩国国内稳定来杜绝日俄的干涉。另一方面，高宗的军事改革也蕴含开疆拓土的意图，多次派李范允带兵越过图们江骚扰中国境内的“间岛”地区，1902年定平壤为陪都“西京”亦暗含北进之志向。然而，由于财力不足及日俄战争爆发等因素，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武改革亦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光武年间先后建立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1897年）、织造劝业场（1898年）、郑肯朝织造会社（1900年）、李仁荣织造所（1900年）、李仁基织造所（1900年）、艺洞织造缎布株式会社（1900年）、钟路织造社（1900年）、南竹洞组织所（1900年）、汉城制织会社（1901年）、中谷染织工所（1902年）等企业。 在海运业方面，先后创办了大韩协同邮船会社（1900年）、仁川邮船会社（1900年）、仁汉轮船株式会社（1900年）等企业；在陆运业方面，创建了利运社（1899年）、通运社（1900年）、京釜铁道役夫会社（1901年）等企业。 对外，大韩帝国政府则延续开港政策，于1897年10月开木浦、镇南浦二港，1898年5月开放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 ，同时大韩帝国还在铁路、矿山、电气等方面招商引资，不仅吸收先进技术，也作为维持各方均势的手段。
大韩帝国还进行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宫内府权力扩张。甲午更张时期，实行财政一元化管理，统归度支部；光武改革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宫内府的权力极度膨胀，包揽了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从而与度支部分庭抗礼。光武改革时，宫内府增设西北铁道局（管理京义、京元铁路）、铁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铁路）、矿学局（管理矿山）、绥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邮政通讯）、警卫院（管理警务）等，只要有管理相关产业的需要，宫内府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可以明显看出宫内府对大韩帝国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权膨胀之状。宫内府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内藏院，原本该机构是管理皇室内帑，到光武年间对国家经济财政的管理职能及其管辖领域扩大，“凡国课、正供以外杂税皆属之，财与度支埒” ，此外内藏院还负责经营红参贸易、铸造白铜货、管理水利、矿山等业务。内藏院卿长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担任，还曾兼任宫内府及度支部多个要职，可以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垄断管理了大韩帝国的全盘财务，是韩国皇室的大管家。宫内府及内藏院权力膨胀，一方面表现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了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此外大韩帝国还引入了近代预算会计制度，从1900年开始公布国家预算，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资金参与下兴办了大韩天一银行（1899年）、汉城银行（1903年）等民间银行。1901年2月，高宗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韩国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大韩帝国还积极实施国土开发政策，主要包括铁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鲜政府发布了六条“铁道规则”，决定在国内兴建标准轨距铁路。铁路敷设成为日俄等列强在朝鲜半岛竞争的重点，日本很快就夺取了京仁线、京釜线两条铁路的敷设权，法国亦取得了京义线铁路的敷设权。但大韩帝国政府于1899年收回了京义线的权利，成立西北铁道局进行修筑与管理，这条铁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一直为日俄所垂涎，但韩国拒绝让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夺取。此外大韩帝国在全国进行铁路调查，英国顾问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订方案，规划了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的朝鲜半岛铁路网。 城市建设上，主要是展开对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改造工程，大韩帝国起用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汉城市政建设，并与美国企业合作，于1898年成立汉城电气会社，由汉城府判尹李采渊任社长。汉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模板，在市中心设置元标，增修和拓宽道路，1899年开始在市内运行电车，并安装了路灯，1903年又进行汉城的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此外还在汉城兴建公园、剧场等设施，从而在日俄战争前初步完成了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 光武改革期间另一个国土开发的重大举措则是“光武量田”，1898年设置量地衙门，开始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丈量全国土地，1901年10月设地契衙门，1902年3月将量地衙门合并入地契衙门中，在推进量田事业的同时根据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据“量案”对土地所有者发给“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发展成为现代产权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日俄战争以后，“光武量田”事业被迫中止。 随着光武改革的推进，韩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诸多变化。高宗虽然废除了甲午更张后期所颁布的断发易服的命令，但逐渐采用西式装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见清朝使臣徐寿朋时就穿的是西服戎装。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号的形式颁布“文官大礼服制式”，规定韩国文官大礼服用西式大礼帽、大礼衣，小礼服真丝高帽、燕尾服，常服等“并用欧制”。 此后韩国的大部分上层人士和一些百姓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在1902年后全部换上西式制服了。随着铁路的修筑和海陆运输业的发达，大韩帝国的交通亦变得极为便捷。通讯快速发展，邮政、电报网扩散到韩国全境，1900年韩国正式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电话也被引入韩国，到1902年汉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已开通长途电话。大韩帝国还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社会救济。1900年，设国家医院广济院，同时设汉城种痘司。 1901年10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8号的形式设立惠民院，作为“掌歉荒之岁，饥馑人民赈恤；年丰之时，鳏寡孤独至穷无依者救护” 的社会福利机构，同年12月又下令在汉城设总惠民社、在各郡设分惠民社，为筹集活动经费，皇室带头向惠民社捐赠2万元，并命敕任官捐赠半年薪俸的1/3 , 奏任官捐赠1/5 ，从而发展了大韩帝国的社会福利事业。
光武改革期间，高宗皇帝非常重视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诏：“国家之开设学校，作成人材，将以广知见而求进益，以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现今世界各国之蒸蒸日上，富强无敌者，岂有他哉？不过曰从事格致之学，究解物理之蕴，识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国之要务，宁有先于此哉？我国之人才，未必多让于外国，而特以教之无素，故人民之知见未开，农商之功业不兴，以致民产日蹙，国计日绌。…… 自政府另饬该部，无得踵前因循，一概认真办理，期有作成开进之功。” 高宗皇帝颁布了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成立了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从新设学校名称来看，大韩帝国重点发展的是职业学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技术人才。而灌输近代文明、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则未在考虑之列，并且在推进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高宗仍弘扬儒学，自封儒教宗主，尊崇箕子、孔子，并宣布在成均馆设置招贤堂，聘请在野儒士鉴评政务。 这反映出了大韩帝国进行改革的“旧本新参”路线。然而大韩帝国政府在教育开支上严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财政支出预算的2%左右 ，与连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日俄战争前的韩国新式教育尽管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事业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开花。
社会文化方面，光武改革期间，韩国报业发展很快，涌现了《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刊，对国民启蒙事业起到重要作用。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1902年设立了国文学校。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随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在持续输入韩国。社会文化的这些新变化为后来蓬勃发展的爱国启蒙运动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