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现代化所遇到的约束性条件
第1个回答 2015-10-26
当近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秩序时，欧美的政治制度也随之移入。晚清变法及新政时期参照西方的制度与经验进行行政革新，是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起始的明显标识。从十九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制度变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尝试与失败、挑战与冲突，一直贯穿着政治转化的过程之中，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作为典型传统政治型态的清政府，其政权合法性的内在价值，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益衰微。所谓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都根本上破除专制传统的神话，动摇传统政治结构的根基。其次，晚清面临国权丧失、中央控制力减弱、自足经济体制摧毁，造成清廷统治能力失调，政权合法性受到严酷挑战。政权的维系，只有靠政权合法性的重塑，办法是进行自强运动，改造或引介新的以能适应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救急之方。“近师日本，远摭欧墨”是晚清向列学习政制的策略。在内容上，一如康有为所说的在“变器”、“变事”、“变政”之外，尤重改定国宪作为变法之全体，[3]也就是说要在传统帝制中渗入近代民主宪政制度。此中涉及到中国犹是农业社会却引入工业化社会的政治体制，作为主权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犹待成型，新兴政治力量仍未完全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改革者如何掌握现实政治的需要，是一绝大考验。因此，1909、1910年议会机制：地方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虽然启动，仍难解决清廷政权的危机。[4]1911年一场政治革命，终究不能避免。
辛亥革命的目标，简单的综合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行民主政治。一开始，的确这两重任务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首要工作，同时，两重任务之间有联系，但非一回事。[5]从历史经验看，建立了共和制度并不等于实行了民主政治，而经济的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结构，有时反倒可以督促民主政治的推进。武昌起事之后，共和国体很快建立，其后虽有袁世凯、张勋的反复，但民国共和体制脚跟已经站稳。不过，民主政治的实行则显得摇摆不定。具体的争议，一是中央政府的体制是总统制或内阁制，一是权力的分配是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可说是总统制，但“临时约法”采取的是对总统权力的制衡，近于内阁制。至于国家实行单一制或联邦制问题，清末民初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自治实已成为一般社会思潮，导引出辛亥革命后几近于各省联盟的政治现象。[6]袁世凯上台后的办法，先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削弱省的权力；次则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削减国会的力量，结果走中央集权与专制的老路，最后演成君主制度的复辟。不幸的是，倒袁之后，全国失去政治中心，大小军阀穷兵黩武，在一定地域内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实行专制统治。1912－1913年，中国第一次可以试行政党政治的机会丧失了，此中值得反省的事有二：第一，孙文的革命同盟会，在1912年转化为国民党，表示由革命政党回归到近代议会普通政党的运作，如顺势而为，与立宪派演变来的进步党竞争，中国政党政治或有实现之日，可惜中途夭折。国民党一旦重新转入革命党，连结了1920年代的一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潮，两党政治短时间内在中国不复可期。主要困境一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之故。[7]一是早期先知先觉者，号召批判帝制、推翻专制王朝者多，讨论废集权、行民治之法者少，以为共和政府一经成立，民主政治乃水到渠成之事。事实上共和国体之下也有专制政治出现的可能。1912年4月，孙文辞卸临时大总统后，要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正式认定民族、民权主义已因民国成立而达成，[8]初始实未料袁世凯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反扑。到了1920年代，同样的情形是孙文提出“建国大纲”、“五权宪法”而不及于施行细节，结果国民党以“革命政党”自居，国民政府实行“训政”，保育式的民主，只能在尝试中改正错误，民主学步显得特别辛苦。
第二，1912、1913年，共和初建，试行欧美近代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正是其中之一，是舶来品，国人了解深浅不一。民初政党繁多，品流参差，主要政党确有政治改革运动的历史渊源，但一旦要实行政党政治，便必须以国会议员选举为运作中心。一旦实行内阁制，总统权力受限，国会议员选举便需与内阁的组成挂钩。不幸的是，这些发展均不符袁世凯的品味，宋教仁之死，敲响了民初政党政治的丧钟。[9]近代有些知识分子期望中国政治发展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变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功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10]其中较可讨论的一个环节是“绅权”。中国传统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绅士是知识分子，拥有特定意识形态，是社会变化的主力，他们出而为仕，退而为绅，“官于朝，绅于乡”，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管理阶层，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政治无为、绅权缓冲”，正是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安之道。[11]到了19世纪末，亦即距今百年之前（1905），科举制废除，更象征中国遭逢巨变，绅士也必得跟着转型。绅士到那里去?绅士进城，绅权进入城市，“欲与民权，宜先兴绅权”[12]，依晚清有识之士的规划，申明了“绅权”宜附丽于“民权”的时代意义，具体的说就是绅权如能靠议院来发挥，新知识分子多少取代了绅士的传统角色。[13]政治党派连结地方绅士进行政治运动，成了清末民初政党的活动路径。但直到民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都还难发挥应有的功能，政党何以无法吸收并透过知识阶层，填补传统社会绅士的原有角色，似乎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政治转型一个绝大的关键问题。[14]
三、“党国”：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从权力关系入手，国家乃由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所呈现，具体的体现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的有机统一，亦即与广义的“政府”概念互通。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不必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有作为政治制度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故而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迭，但二者之间仍是相对独立的。[15]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开始，中国受苏俄影响出现了排他性的执政党，党国合一，又逐步消融社会，形成长时期特殊的党国体制。[16]而后国、共两党走的正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程度不一的党国政治，这显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歧途，也是挑战。
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看，1920年代国民党一党治国体系的建立，是辛亥革命从帝制走向共和之后的另一大政治转折，是对民初多党政治教训的总结，也与长期革命运动理论和经验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治活动的表现不能尽如人意，孙文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及护法运动亦不能引人同情，都是明显例证，也是稍后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国民党的一党政治理论，可说发端于1905年同盟会组成之始，坚定于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际，成熟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而确立于1928年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实行。依据孙文晚年的主张，国民党在获得全国政权之后，要通过先一党后多党制的方式，由训政向宪政过渡，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确立了党治国家的模式。于是，1928年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继承了孙文的遗训，奉行“以党治国”的政治观念。
1920年代，中国政治寻求变化，从自由主义代议政治，走向政党操控的一党政治，[17]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俄为师”，直接的影响是政党由政见认同的议会党，变成意识形态认同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都不例外的成为宽严不一的列宁式政党。[18]1928年，当国民党跃升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政府的存在是为执行党制定的政策时，“党国”时代便正式来临。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党国，除了把党徽嵌入国徽，把党歌当作国歌的政治符号外，1928年开始的党国体制，有几个可注意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党在国上。这在“训政纲领”（1928年）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中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国民党是唯一合法政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中央政府由国民党中央产生，国民政府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国家重要事务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指导与监督，国家根本法及其它重要法律由国民党中央制订、修正和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法由党定，权由党来，行受党督。就制度面说，一切立法原则、施政大计，皆源于党内，成熟于中央政治会议，然后交国民政府执行。
首先，作为典型传统政治型态的清政府，其政权合法性的内在价值，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益衰微。所谓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都根本上破除专制传统的神话，动摇传统政治结构的根基。其次，晚清面临国权丧失、中央控制力减弱、自足经济体制摧毁，造成清廷统治能力失调，政权合法性受到严酷挑战。政权的维系，只有靠政权合法性的重塑，办法是进行自强运动，改造或引介新的以能适应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救急之方。“近师日本，远摭欧墨”是晚清向列学习政制的策略。在内容上，一如康有为所说的在“变器”、“变事”、“变政”之外，尤重改定国宪作为变法之全体，[3]也就是说要在传统帝制中渗入近代民主宪政制度。此中涉及到中国犹是农业社会却引入工业化社会的政治体制，作为主权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犹待成型，新兴政治力量仍未完全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改革者如何掌握现实政治的需要，是一绝大考验。因此，1909、1910年议会机制：地方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虽然启动，仍难解决清廷政权的危机。[4]1911年一场政治革命，终究不能避免。
辛亥革命的目标，简单的综合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行民主政治。一开始，的确这两重任务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首要工作，同时，两重任务之间有联系，但非一回事。[5]从历史经验看，建立了共和制度并不等于实行了民主政治，而经济的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结构，有时反倒可以督促民主政治的推进。武昌起事之后，共和国体很快建立，其后虽有袁世凯、张勋的反复，但民国共和体制脚跟已经站稳。不过，民主政治的实行则显得摇摆不定。具体的争议，一是中央政府的体制是总统制或内阁制，一是权力的分配是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可说是总统制，但“临时约法”采取的是对总统权力的制衡，近于内阁制。至于国家实行单一制或联邦制问题，清末民初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自治实已成为一般社会思潮，导引出辛亥革命后几近于各省联盟的政治现象。[6]袁世凯上台后的办法，先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削弱省的权力；次则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削减国会的力量，结果走中央集权与专制的老路，最后演成君主制度的复辟。不幸的是，倒袁之后，全国失去政治中心，大小军阀穷兵黩武，在一定地域内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实行专制统治。1912－1913年，中国第一次可以试行政党政治的机会丧失了，此中值得反省的事有二：第一，孙文的革命同盟会，在1912年转化为国民党，表示由革命政党回归到近代议会普通政党的运作，如顺势而为，与立宪派演变来的进步党竞争，中国政党政治或有实现之日，可惜中途夭折。国民党一旦重新转入革命党，连结了1920年代的一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潮，两党政治短时间内在中国不复可期。主要困境一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之故。[7]一是早期先知先觉者，号召批判帝制、推翻专制王朝者多，讨论废集权、行民治之法者少，以为共和政府一经成立，民主政治乃水到渠成之事。事实上共和国体之下也有专制政治出现的可能。1912年4月，孙文辞卸临时大总统后，要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正式认定民族、民权主义已因民国成立而达成，[8]初始实未料袁世凯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反扑。到了1920年代，同样的情形是孙文提出“建国大纲”、“五权宪法”而不及于施行细节，结果国民党以“革命政党”自居，国民政府实行“训政”，保育式的民主，只能在尝试中改正错误，民主学步显得特别辛苦。
第二，1912、1913年，共和初建，试行欧美近代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正是其中之一，是舶来品，国人了解深浅不一。民初政党繁多，品流参差，主要政党确有政治改革运动的历史渊源，但一旦要实行政党政治，便必须以国会议员选举为运作中心。一旦实行内阁制，总统权力受限，国会议员选举便需与内阁的组成挂钩。不幸的是，这些发展均不符袁世凯的品味，宋教仁之死，敲响了民初政党政治的丧钟。[9]近代有些知识分子期望中国政治发展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变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功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10]其中较可讨论的一个环节是“绅权”。中国传统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绅士是知识分子，拥有特定意识形态，是社会变化的主力，他们出而为仕，退而为绅，“官于朝，绅于乡”，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管理阶层，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政治无为、绅权缓冲”，正是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安之道。[11]到了19世纪末，亦即距今百年之前（1905），科举制废除，更象征中国遭逢巨变，绅士也必得跟着转型。绅士到那里去?绅士进城，绅权进入城市，“欲与民权，宜先兴绅权”[12]，依晚清有识之士的规划，申明了“绅权”宜附丽于“民权”的时代意义，具体的说就是绅权如能靠议院来发挥，新知识分子多少取代了绅士的传统角色。[13]政治党派连结地方绅士进行政治运动，成了清末民初政党的活动路径。但直到民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都还难发挥应有的功能，政党何以无法吸收并透过知识阶层，填补传统社会绅士的原有角色，似乎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政治转型一个绝大的关键问题。[14]
三、“党国”：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从权力关系入手，国家乃由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所呈现，具体的体现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的有机统一，亦即与广义的“政府”概念互通。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不必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有作为政治制度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故而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迭，但二者之间仍是相对独立的。[15]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开始，中国受苏俄影响出现了排他性的执政党，党国合一，又逐步消融社会，形成长时期特殊的党国体制。[16]而后国、共两党走的正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程度不一的党国政治，这显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歧途，也是挑战。
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看，1920年代国民党一党治国体系的建立，是辛亥革命从帝制走向共和之后的另一大政治转折，是对民初多党政治教训的总结，也与长期革命运动理论和经验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治活动的表现不能尽如人意，孙文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及护法运动亦不能引人同情，都是明显例证，也是稍后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国民党的一党政治理论，可说发端于1905年同盟会组成之始，坚定于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际，成熟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而确立于1928年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实行。依据孙文晚年的主张，国民党在获得全国政权之后，要通过先一党后多党制的方式，由训政向宪政过渡，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确立了党治国家的模式。于是，1928年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继承了孙文的遗训，奉行“以党治国”的政治观念。
1920年代，中国政治寻求变化，从自由主义代议政治，走向政党操控的一党政治，[17]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俄为师”，直接的影响是政党由政见认同的议会党，变成意识形态认同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都不例外的成为宽严不一的列宁式政党。[18]1928年，当国民党跃升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政府的存在是为执行党制定的政策时，“党国”时代便正式来临。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党国，除了把党徽嵌入国徽，把党歌当作国歌的政治符号外，1928年开始的党国体制，有几个可注意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党在国上。这在“训政纲领”（1928年）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中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国民党是唯一合法政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中央政府由国民党中央产生，国民政府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国家重要事务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指导与监督，国家根本法及其它重要法律由国民党中央制订、修正和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法由党定，权由党来，行受党督。就制度面说，一切立法原则、施政大计，皆源于党内，成熟于中央政治会议，然后交国民政府执行。
第2个回答 2015-10-26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落后及其原因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是与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相比较而言的。由于长时期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中国与欧洲各自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科学技术传统。应该承认，不同的传统虽然不同，但也是可比较的。如果不进行比较，就谈不上先进与落后，谈不上中国在中世纪的遥遥领先和在近代的落后。
落后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它只意味着相比较的双方在发展速度上有快有慢。清朝在传统科学技术模式下仍有一些发展，只是速度较慢。与之相反，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这一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科学传统。它与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互响应，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于是两相比较，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显得十分落后。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原因，分解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不能在清代励精图治，达到更快的发展速度？第二，为什么欧洲新兴的近代科学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第三，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清朝也诞生一个类似的近代科学？ 假如中国科学技术能沿着自己的轨迹以自身传统的方式进一步加速发展，那么即使西方同时在大踏步前进，中国也决不至于大幅度落后。可事实是，整个清代，中国传统的科技不仅没有加速发展，相反，其发展速度比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宋代低得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从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内部找原因，其次应该注意清朝特定的社会条件即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前者具有决定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的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与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希腊人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时隔一千年后仍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理论的力量。而实用性科学眼光不够远大，为自己设定的发展空间是极小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科技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需要，封建社会结构本身就为它设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过了这个极限，除非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实用型科学就只有停滞不前。不幸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实用型科学技术体系实际上在宋元时期(10到14世纪)就达到了其高峰，也就是达到了它的极限。此后，在封建社会结构的约束下不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与发展。明朝和清朝的发展明显变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要想在清代突飞猛进，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实用性特征，或者改造社会结构，使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空间。但是这两条道路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科学传统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要想彻底改变是还可能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历史变革(像中国近代史上多次残酷的流血战争)，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李约瑟所说，由于中国科学“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作为这一光辉传统的继承者的清朝学者们，根本不可能设想对自己传统的彻底改革和突破，相反每每表现出天朝大国的优越感。
至于改造社会结构更还可能。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实行极端严厉的控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思想自由。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改造社会结构的外部力量出现，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普遍意识到中国社会必须变革的时候，打破封建制度的时机才真正出现，才真正有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但这时中国的科学大大落后了。
为什么欧洲诞生的近代科学能如此富有活力、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呢？这个问题也是本书以后的部分所要着力探讨的。简单的概括，可以列出如下原因。首先，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随，并且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正好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加速过程。其次，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数学化的科学遗产，使自然知识的追求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再次，近代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相互加速，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最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识分子受约束的创造力，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人们一般把“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问题，等同于“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出近代欧洲所产生出近代欧洲所产生的那个科学”。这个等同不是特别的适当，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完全一样。首先，“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必然落后。其次，“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出现速度变现象)”的问题与“为什么历史不是这样(未出现近代科学)”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前者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积极的解答，而后者只能找到消极的解答。对后者的一般回答只能是，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因为中国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所有决定性条件。例如，中国缺乏足够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因为封建传统过于雄厚；中国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知识界流行的是有机自然观；中国的理论科学(自然哲学)与应用(技术)缺乏密切的联系，士大夫阶层与工匠阶层有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等等；但前一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对它的回答是：由于中国科学的发展速度变慢，西方发展变快，所以中国落后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在近代发展变慢了呢？因为其仅限于封建社会结构的实用性本质特性使然。
(本文节选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60-162页)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是与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相比较而言的。由于长时期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中国与欧洲各自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科学技术传统。应该承认，不同的传统虽然不同，但也是可比较的。如果不进行比较，就谈不上先进与落后，谈不上中国在中世纪的遥遥领先和在近代的落后。
落后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它只意味着相比较的双方在发展速度上有快有慢。清朝在传统科学技术模式下仍有一些发展，只是速度较慢。与之相反，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这一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科学传统。它与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互响应，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于是两相比较，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显得十分落后。 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原因，分解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不能在清代励精图治，达到更快的发展速度？第二，为什么欧洲新兴的近代科学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第三，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清朝也诞生一个类似的近代科学？ 假如中国科学技术能沿着自己的轨迹以自身传统的方式进一步加速发展，那么即使西方同时在大踏步前进，中国也决不至于大幅度落后。可事实是，整个清代，中国传统的科技不仅没有加速发展，相反，其发展速度比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宋代低得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从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内部找原因，其次应该注意清朝特定的社会条件即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前者具有决定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与希腊人所开创的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与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希腊人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时隔一千年后仍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理论的力量。而实用性科学眼光不够远大，为自己设定的发展空间是极小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科技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需要，封建社会结构本身就为它设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过了这个极限，除非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实用型科学就只有停滞不前。不幸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实用型科学技术体系实际上在宋元时期(10到14世纪)就达到了其高峰，也就是达到了它的极限。此后，在封建社会结构的约束下不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与发展。明朝和清朝的发展明显变慢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要想在清代突飞猛进，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实用性特征，或者改造社会结构，使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空间。但是这两条道路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科学传统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要想彻底改变是还可能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历史变革(像中国近代史上多次残酷的流血战争)，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李约瑟所说，由于中国科学“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作为这一光辉传统的继承者的清朝学者们，根本不可能设想对自己传统的彻底改革和突破，相反每每表现出天朝大国的优越感。
至于改造社会结构更还可能。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实行极端严厉的控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思想自由。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改造社会结构的外部力量出现，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普遍意识到中国社会必须变革的时候，打破封建制度的时机才真正出现，才真正有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但这时中国的科学大大落后了。
为什么欧洲诞生的近代科学能如此富有活力、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呢？这个问题也是本书以后的部分所要着力探讨的。简单的概括，可以列出如下原因。首先，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随，并且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正好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加速过程。其次，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数学化的科学遗产，使自然知识的追求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再次，近代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相互加速，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最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识分子受约束的创造力，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人们一般把“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问题，等同于“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出近代欧洲所产生出近代欧洲所产生的那个科学”。这个等同不是特别的适当，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完全一样。首先，“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必然落后。其次，“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出现速度变现象)”的问题与“为什么历史不是这样(未出现近代科学)”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前者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积极的解答，而后者只能找到消极的解答。对后者的一般回答只能是，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因为中国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所有决定性条件。例如，中国缺乏足够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因为封建传统过于雄厚；中国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知识界流行的是有机自然观；中国的理论科学(自然哲学)与应用(技术)缺乏密切的联系，士大夫阶层与工匠阶层有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等等；但前一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对它的回答是：由于中国科学的发展速度变慢，西方发展变快，所以中国落后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在近代发展变慢了呢？因为其仅限于封建社会结构的实用性本质特性使然。
(本文节选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60-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