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4-04-28
两宋时期与外界的文化交流
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而且，因此形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
所谓“祖宗家法”，是指在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一直在遵循的政治准则。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决策集团对于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宽仁尚礼成为两宋时期统治方针的主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被认为是“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种精神首先贯彻到制度的设计之中。宋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用人格局中，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等原则。
“祖宗家法”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针上，更是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宋朝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在宋朝的许多士大夫看来，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哲宗时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八项。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宋人在许多时期的不同场合都谈到“祖宗家法”，很难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罗列。“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参见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核心精神就是宽仁尚礼的方针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这都与北宋的开国背景有关。
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大臣们相信祖宗之法已经完美，只需遵守，如果妄有更张，将对国家造成伤害。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太宗时的宰相赵普，在厅事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递交评论时政利害提出改革建议的文字，他都将其投入瓮中，根本不看，等到瓮满之后，即焚于通衢。又如，真宗时担任宰相的李沆说，自己多年做宰相，“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这种政治风气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贬为保守。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守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唐代以来“进士浮薄”风气的一种抑制。太宗真宗时期，用人极重资历履行，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淳化二年（991），在选拔翰林学士时，候选人有张洎、毕士安等。最后用了毕士安，太宗的考虑是，张洎与毕士安相比，词艺、践历固然不差，“但履行远在下尔”（《宋史·毕士安传》）。宋代科举实行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宋太宗常常亲临殿试，“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即如太宗时担任宰相的吕端，做了四十余年官后被提拔为宰相，还被认为是“骤被奖擢”。吕端老成持重，宽厚多恕，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对于各种争议和分歧，很少发表意见。太宗非常信任他，下令宰相们讨论的事情，只有经过吕端拍板才能向皇帝闻奏，并称赞吕端为“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
最先对北宋此种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和政治风气提出反对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敢于冲破祖宗家法的约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后三次做宰相，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有胆略，有锐气，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似嫌不足。真宗用人是各取所长，互相补充又互相牵制，既用“好刚使气”的寇准，同时又用“宽厚多恕”吕端、“端方沉雅”的毕士安等，目的是使“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北宋选官重资格，在当时高度专制和士大夫出路狭窄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保证选官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请托和侥幸，阻遏凭借门荫入仕的高官子弟过快升迁，保证一些具有基层历练的官员能够逐步提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掌握用人权的人进行一种无形的限制。要做到破格用人，保证破格提拔的是真正的贤能之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其难度很大。司马光曾经上过一道《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提出“朝廷执政止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 过于强调资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些有才华的人被资历限制，无法得到破格提拔，各级官府尤其是中央决策部门需要的特殊人才也无法选拔出来，而且在完全按照资历选官的制度下，用人权实际上旁落于一些倚仗“例簿”的胥吏之手。这是君主独裁制度的一种自我反动。
寇准做宰相期间，在选官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突破资历限制破格用人的措施，当寇准看到胥吏们拿着《例簿》准备任官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己售恩”，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动了皇帝的权威。因为在专制体制中，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僚，只能以资格用人，只有皇帝才有破格提拔、不次用人之权。寇准的作为，结果是触动了各方面的利益，不久被罢相。
寇准的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宋政治风气的大背景。不过，情况到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在新的政治形势面前，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动，宋朝士大夫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的学说被称为“新学”。他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法度，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变革”，面对变革，要有一种“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历练，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正如他自己在《登飞来峰》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即使风气有了变化，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主持变法改革，需要面对的同样还有祖宗家法和守成循默政风的束缚。我们暂且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仅从他提出的“三不足”精神来说，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就是十分可贵的了。他在提拔下层士大夫方面，与寇准有相同的思路，努力打破按资历升迁的成例，并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契丹出自东胡，与鲜卑同源。北魏时开始见于史籍，居住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分为八部，传说是契丹始祖所生八子之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以大贺氏为联盟长，称可汗。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生活在黑龙江的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唐朝中期，大贺氏联盟在动乱中瓦解，遥辇氏在重建的联盟中担任联盟长，耶律氏家族担任军事首领，称夷离堇。到9世纪末，契丹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开始有了农业，并不断向周围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战争。契丹人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迅速扩大。
901年，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907年，阿保机取得可汗之位，成为契丹的最高首领。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后追尊辽太祖），建元神册，没有专定国号，仍以契丹为国名。五代时的后晋、南方的吴越、渤海、高句丽、回鹘、党项、波斯、大食、日本等政权，都先后派使臣来到契丹。契丹占有中国北方的草原和华北农耕区的北缘，在当时的亚洲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
契丹建国后，在一些汉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委派汉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修建都城，称上京。还下令修建孔子庙、佛寺和道观。又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和各种职官制度。
926年，契丹攻灭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后为辽太宗）利用中原的混乱局势，帮助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取得了长城沿线的燕云十六州。947年，德光灭后晋，在汴梁模仿汉族礼仪接受百官朝贺，始建国号为辽。契丹在中原立足未稳，很快北撤，德光病卒于归途。
983年，年幼的辽圣宗即位，皇太后萧氏主持政务。在萧太后的主持下，辽击败了北宋的北伐，并转守为攻，迫使北宋签定澶渊之盟。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到十一世纪中期以后，辽统治区域内边境民族的反抗日益频繁，尤其是东北的女真，开始对辽形成威胁。1114年，女真联盟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辽天祚帝御驾亲征，被金击败。1125年，金兵俘天祚帝，辽亡。
由于契丹处在游牧、狩猎的北方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对于不同的人口，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契丹本身也具有半游牧半农耕的色彩，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形态中，辽朝契丹国显示出独特的国家风貌。在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中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方式并存，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制度。
在中央，分设两套相当于宰相机构的最高机构。由于对太阳的崇拜，契丹皇帝的御帐朝东，在御帐南北分设枢密院，南北枢密院分别按照不同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处理政务。总的原则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分工是“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一》）。
在北枢密院以下的北面官系统中，大量保存契丹部落旧制，官职名称还采用了突厥、回纥以至汉族政权的一些职名，如称宰相、大王等。北面官系统除了按照契丹部落形式治理契丹本部族事务之外，还包括对被征服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管理。如奚、室韦等被征服后，按照契丹八部的体制，分编为新八部，后扩大为数十部，保留其部落的组织形式，由契丹委派节度使进行管理。
南枢密院以下是一个基本仿照唐宋国家体制建立的官僚系统，设有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翰林院等机构。南面官系统面对的是农耕地区的汉人和东部的渤海人，设置州县，基本按照中原传统的土地法令和赋税制度进行管理。不过，州县不完全由国家直接管理，有一些州县是皇室下属的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有一些则成为贵族的领地，称为头下军州，又称投下。
辽朝的选官制度也是两套体制。高级官员一般是世袭的，称为世选。科举选官的地位并不重要，一般契丹人和北方民族并不参加科举，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也多不由此途，只有农耕地区的汉人，才走科举之路。
此外，辽朝皇帝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处无常，四时迁徙，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僚要随着皇帝的行营活动。行营是皇帝进行军事训练和笼络归附民族首领的重要途径。由于皇帝并不固定居住在某一处，所以真正的首都是皇帝所在的流动的行营。而其所建立的五京，包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都相当于镇守地方的首府。
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而且，因此形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
所谓“祖宗家法”，是指在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一直在遵循的政治准则。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决策集团对于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宽仁尚礼成为两宋时期统治方针的主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被认为是“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种精神首先贯彻到制度的设计之中。宋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用人格局中，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等原则。
“祖宗家法”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针上，更是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宋朝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在宋朝的许多士大夫看来，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哲宗时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八项。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宋人在许多时期的不同场合都谈到“祖宗家法”，很难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罗列。“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参见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核心精神就是宽仁尚礼的方针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这都与北宋的开国背景有关。
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大臣们相信祖宗之法已经完美，只需遵守，如果妄有更张，将对国家造成伤害。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太宗时的宰相赵普，在厅事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递交评论时政利害提出改革建议的文字，他都将其投入瓮中，根本不看，等到瓮满之后，即焚于通衢。又如，真宗时担任宰相的李沆说，自己多年做宰相，“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这种政治风气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贬为保守。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守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唐代以来“进士浮薄”风气的一种抑制。太宗真宗时期，用人极重资历履行，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淳化二年（991），在选拔翰林学士时，候选人有张洎、毕士安等。最后用了毕士安，太宗的考虑是，张洎与毕士安相比，词艺、践历固然不差，“但履行远在下尔”（《宋史·毕士安传》）。宋代科举实行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宋太宗常常亲临殿试，“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即如太宗时担任宰相的吕端，做了四十余年官后被提拔为宰相，还被认为是“骤被奖擢”。吕端老成持重，宽厚多恕，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对于各种争议和分歧，很少发表意见。太宗非常信任他，下令宰相们讨论的事情，只有经过吕端拍板才能向皇帝闻奏，并称赞吕端为“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
最先对北宋此种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和政治风气提出反对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敢于冲破祖宗家法的约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后三次做宰相，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有胆略，有锐气，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似嫌不足。真宗用人是各取所长，互相补充又互相牵制，既用“好刚使气”的寇准，同时又用“宽厚多恕”吕端、“端方沉雅”的毕士安等，目的是使“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北宋选官重资格，在当时高度专制和士大夫出路狭窄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保证选官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请托和侥幸，阻遏凭借门荫入仕的高官子弟过快升迁，保证一些具有基层历练的官员能够逐步提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掌握用人权的人进行一种无形的限制。要做到破格用人，保证破格提拔的是真正的贤能之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其难度很大。司马光曾经上过一道《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提出“朝廷执政止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 过于强调资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些有才华的人被资历限制，无法得到破格提拔，各级官府尤其是中央决策部门需要的特殊人才也无法选拔出来，而且在完全按照资历选官的制度下，用人权实际上旁落于一些倚仗“例簿”的胥吏之手。这是君主独裁制度的一种自我反动。
寇准做宰相期间，在选官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突破资历限制破格用人的措施，当寇准看到胥吏们拿着《例簿》准备任官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己售恩”，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动了皇帝的权威。因为在专制体制中，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僚，只能以资格用人，只有皇帝才有破格提拔、不次用人之权。寇准的作为，结果是触动了各方面的利益，不久被罢相。
寇准的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宋政治风气的大背景。不过，情况到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在新的政治形势面前，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动，宋朝士大夫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的学说被称为“新学”。他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法度，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变革”，面对变革，要有一种“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历练，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正如他自己在《登飞来峰》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即使风气有了变化，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主持变法改革，需要面对的同样还有祖宗家法和守成循默政风的束缚。我们暂且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仅从他提出的“三不足”精神来说，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就是十分可贵的了。他在提拔下层士大夫方面，与寇准有相同的思路，努力打破按资历升迁的成例，并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契丹出自东胡，与鲜卑同源。北魏时开始见于史籍，居住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分为八部，传说是契丹始祖所生八子之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以大贺氏为联盟长，称可汗。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生活在黑龙江的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唐朝中期，大贺氏联盟在动乱中瓦解，遥辇氏在重建的联盟中担任联盟长，耶律氏家族担任军事首领，称夷离堇。到9世纪末，契丹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开始有了农业，并不断向周围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战争。契丹人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迅速扩大。
901年，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907年，阿保机取得可汗之位，成为契丹的最高首领。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后追尊辽太祖），建元神册，没有专定国号，仍以契丹为国名。五代时的后晋、南方的吴越、渤海、高句丽、回鹘、党项、波斯、大食、日本等政权，都先后派使臣来到契丹。契丹占有中国北方的草原和华北农耕区的北缘，在当时的亚洲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
契丹建国后，在一些汉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委派汉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修建都城，称上京。还下令修建孔子庙、佛寺和道观。又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和各种职官制度。
926年，契丹攻灭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后为辽太宗）利用中原的混乱局势，帮助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取得了长城沿线的燕云十六州。947年，德光灭后晋，在汴梁模仿汉族礼仪接受百官朝贺，始建国号为辽。契丹在中原立足未稳，很快北撤，德光病卒于归途。
983年，年幼的辽圣宗即位，皇太后萧氏主持政务。在萧太后的主持下，辽击败了北宋的北伐，并转守为攻，迫使北宋签定澶渊之盟。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到十一世纪中期以后，辽统治区域内边境民族的反抗日益频繁，尤其是东北的女真，开始对辽形成威胁。1114年，女真联盟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辽天祚帝御驾亲征，被金击败。1125年，金兵俘天祚帝，辽亡。
由于契丹处在游牧、狩猎的北方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对于不同的人口，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契丹本身也具有半游牧半农耕的色彩，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形态中，辽朝契丹国显示出独特的国家风貌。在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中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方式并存，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制度。
在中央，分设两套相当于宰相机构的最高机构。由于对太阳的崇拜，契丹皇帝的御帐朝东，在御帐南北分设枢密院，南北枢密院分别按照不同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处理政务。总的原则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分工是“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一》）。
在北枢密院以下的北面官系统中，大量保存契丹部落旧制，官职名称还采用了突厥、回纥以至汉族政权的一些职名，如称宰相、大王等。北面官系统除了按照契丹部落形式治理契丹本部族事务之外，还包括对被征服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管理。如奚、室韦等被征服后，按照契丹八部的体制，分编为新八部，后扩大为数十部，保留其部落的组织形式，由契丹委派节度使进行管理。
南枢密院以下是一个基本仿照唐宋国家体制建立的官僚系统，设有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翰林院等机构。南面官系统面对的是农耕地区的汉人和东部的渤海人，设置州县，基本按照中原传统的土地法令和赋税制度进行管理。不过，州县不完全由国家直接管理，有一些州县是皇室下属的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有一些则成为贵族的领地，称为头下军州，又称投下。
辽朝的选官制度也是两套体制。高级官员一般是世袭的，称为世选。科举选官的地位并不重要，一般契丹人和北方民族并不参加科举，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也多不由此途，只有农耕地区的汉人，才走科举之路。
此外，辽朝皇帝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处无常，四时迁徙，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僚要随着皇帝的行营活动。行营是皇帝进行军事训练和笼络归附民族首领的重要途径。由于皇帝并不固定居住在某一处，所以真正的首都是皇帝所在的流动的行营。而其所建立的五京，包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都相当于镇守地方的首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