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年号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纪年,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起始于汉武帝。终结于满清溥仪,汉武帝的年号为建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第一个年号,此后形成制度。新君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溥仪登基后,年号是宣统,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年号。建元宣统听着挺押韵。年号由新君登基开始计算,到皇帝驾崩结束。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有14个,武则天36个。明清皇帝大多一帝一号,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所谓“正朔”,就是合法,顺天应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体现。
再就是为了颁布“黄历”的方便,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证明。封建时代历法频繁。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将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年号也是国家正统的体现,东汉光武帝刘秀已经在洛阳登基以后,建立政权,但当时还有许多割据政权、在当时的河西,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五个小军阀等一致推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在刘秀登基以后,很有政治头脑,主动接受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刘秀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南唐皇帝李弁为表达服从领导,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还去帝号,改用周世宗年号,行后周正朔。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也就证明已经不是国家了,靠着这一招,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赵匡胤篡位登基以后,南唐采用赵匡胤年号,直到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李煜也知道自己亡国了。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同一个皇帝君主用两个以上年号的,是为改元。年号,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拟制,或者由礼部提出,朝臣协商核定。交皇帝裁决,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和皇帝国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的年号,基本上都是寓意深刻,有内涵的年号,年号很少有重的,基本都是独一份的。北宋初,赵匡胤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为年号,结果就在当年,赵匡胤发现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立即让人去查,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还是一个亡国的年号,赵匡胤气个半死,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由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那从建元到宣统,中国封建时代一共用了多少个年号呢,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话,中国古代一共使用过911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在这些年号之中,两汉、唐、两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王朝国祚长久,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皇帝大都喜欢更改年号,譬如唐立国289年就有75个年号,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换一个年号,特别是高宗后到玄宗初这段时期,几乎是一年一号,令人眼花缭乱。
实际上,明清以前的帝王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立太子,新立皇后,大赦天下,就宣布与民更始,改元启用年号以示政治从此焕然一新。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废太子李忠,改立由皇后武则天生下的儿子李弘为太子,为了以示国有储君,宣布改元“显庆”,后来废李弘,改立英王李哲(唐中宗)为太子,于是又宣布改元为“永隆”。实际上,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是改元狂人,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他们改元的理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元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象征除旧布新君臣同乐政治表演,当然也有不改年号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登基以后第二个年号的显德,这个年号柴荣在位六年没有改年号,其子登基还没来得急改,赵匡胤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年号太多是国国家政治混乱的体现,这一点明清两代就不错,一帝一个年号很清晰。年号不仅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日本现在还保留年号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