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简介:曾巩和王安石同是唐宋八大家中的杰出人物,均青史留名,有趣的是王安石甚至预言到曾巩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建树,但将以杰出的文章在历史留名。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交往几十年,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的疏远分离,是他们各自遵崇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分歧,还是因为王安石“非前人过多”呢?本文将为你一一讲述。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才16岁。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他科场并不顺利。转年,王安石先登进士第。庆历四年,曾巩祖母卒,就州学。作《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曾巩作《再与欧阳舍人书》,言:“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 这期间,王安石在《同学一首别子固》和《答段缝书》,也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 这一时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职。庆历七年起知鄞县,很有政绩。皇佑二年,30岁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满离任。皇佑五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巩则多次参加科考都不顺利,感叹自己“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但这也是他也“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在学业上大有进展。而且文章名气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段时间王安石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官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名声也越来越响,而曾巩科场、仕途不如意,但却得以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两个人各有收获。 王安石长期的官员经历,让他对当代政治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巩则缺乏这种了解。此间,王安石作《赠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一方面仍然称赞曾巩的文章,另方面则看到曾巩的弱点,最后的两句话“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巩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为,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章家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一年,曾巩已经37岁。而王安石虽然比曾巩小两岁,已有11年的从政经历。不过,两年之后,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也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不久,曾巩得到欧阳修的荐举,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从此至熙宁元年,曾巩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员。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转年,上书仁宗皇帝,力主“变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视。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发动“变法”。对于熙宁新法,曾巩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变法问题上确有分歧,曾巩曾劝说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曾巩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对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虽为仁宗朝的官员,但他对仁宗时期的政治是相当不满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无事札子》,更认为仁宗晚年社会问题严重:“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当时,大多数士人对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曾巩也是这样。早在嘉祐二年,即曾巩登进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拟岘台记》,写:“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体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虽写的是抚州,但这也是对仁宗朝的观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巩做《范贯之奏议序》,更说:“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表现了对仁宗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