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 赫然” 在古文中的意思
1.形容大怒的样子。
汉 桓宽 《盐铁论·褒贤》:“ 赵高 治狱於内, 蒙恬 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 秦 。 陈王 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
《汉书·枚乘传》:“ 汉 知 吴 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 唐 李群玉 《洞庭风雨》诗之一:“想赭 君山 日, 秦皇 怒赫然。”
《明史·李献可传》:“ 洮河 失事,陛下赫然震怒。” 2.形容奋发。
《后汉书·南匈奴传论》:“逮 孝武 亟兴边略,有志 匈奴 ,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 甘泉 。”《新唐书·吐蕃传下》:“ 宪宗 常览天下图,见 河 湟 旧封,赫然思经略之。”
清 龚自珍 《明良论四》:“圣天子赫然有意千载一时之治。” 3.形容光彩鲜明貌。
多指红色。《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
唐 封演 《封氏闻见记·明堂》:“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 宋 洪迈 《夷坚丙志·九圣奇鬼》:“ 宣 ( 薛季宣 )以剑拂其处,血光赫然。”
宋 洪迈 《夷坚乙志·更生佛》:“白光腾上,室宇赫然。” 4.形容醒目;警悚。
《公羊传·宣公六年》:“有人荷畚…… 赵盾 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 明 朱国祯 《涌幢小品·鹦鹉堕地》:“〔 陆纶 〕一日之野,有鹦鹉向前哀鸣,忽堕地,则赫然死人也,就而视之,已复为鹦鹉。”
鲁迅 《热风·估》:“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 5.形容名声昭著。
唐 韩愈 《与祠部陆员外书》:“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明 方孝孺 《赠河南王佥事序》:“於是 履道 之名,赫然闻于朝廷而播于四方。”
6.形容兴盛貌,显赫。 宋 石介 《上赵先生书》:“先生犄之, 介 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千年之弊,使 有宋 之文赫然为盛,与大 汉 相视、钜 唐 同风哉!” 宋 叶适 《梁父吟》:“嘉 梁父 之草木兮,被赫然之荣宠。”
元 刘祁 《归潜志》卷十:“〔 胥持国 〕由经童入仕,得幸於 章宗 ,擢为执政,一时权势赫然。”《续资治通鉴·宋孝宗乾道八年》:“於是 说 ( 张说 )势赫然,无敢撄之者。”
2. 文言文:宋史 薛季宣答案
薛季宣(1134~1173)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薛徽言子。历仕鄂州武昌令、大理寺主簿、大理正、知湖州,改常州,未赴而卒。薛季宣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志。著有《浪语集》、《书古文训》等。
薛季宣少孤,由伯父敷文阁待制薛弼收养。早年随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年十七,妻父荆南帅孙汝翼辟为书写机宜文字,师从程颐弟子袁溉。绍兴二十三年,入四川制置使萧振幕。次年,因论事不合归乡。二十六年,至毗陵探望孙汝翼。三十年,以二伯父昌年恩荫知鄂州武昌(今鄂县),推行保伍法,防备金兵南下,并力争罢籴。次年九月,金兵至蕲、黄以南,诸官均遣回眷属,系马于庭准备逃跑。唯季宣将家属留在城内死守不去,民心赖以振奋,并乞师于汪澈,得甲三百、楼船十艘,声气甚张,渡江来归者数千家,江西恃以无恐。三十二年,成《武昌土俗编》2卷,刊行。
隆兴元年(1163),赴调武林,得婺州司理参军,待次居乡。乾道元年(1165),上书枢密使汪澈,斥责主和派偷安误国。四年夏秋间,出任婺州司理参军。不久,因签书枢密院事王炎举荐,召赴临安审察。七年八月,任大理寺主簿。冬,江湖大旱,饥民流入淮西,季宣奉使安集流民,“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妄以邀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次年七月,回临安复命,言及以好名弃士大夫为非计,孝宗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官二等,升大理正。八月,改任湖州知州。九年春,解湖州任改知常州,待缺回家,因痔疾为庸医所误,七月十七日卒,年仅四十。
3. 朱熹“教明于上,俗美于下”的翻译是什么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以下简称《私议》)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不同者,是其以“德行道艺”为教学之目,而不仅是教以五伦。
其云: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
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
(《晦庵集》卷六十九)在这里,虽然“道德”为首要和终归,“艺为最下”,但其“犹有实用而不可阙”,成人材不仅是“厚风俗”,而且要“济世务”,如此才能“兴太平”。此中所表达的思想即是“明体达用之学”。
《私议》所针对的是当时科举教育的弊端: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
……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同上)所谓“程试文字”即后来八股文的起源,而“混补之说”即主张增加贡举的名额。
朱子认为,追求程试文字之工和滥增贡举名额,只会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而益增其弊。朱子的主张是: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 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
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
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同上)所谓“明道先生熙宁之议”就是前引程颢在熙宁初年所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朱子的《私议》就是本于程颢的“熙宁之议”而阐发其所“未备”[1],而其实更多地继承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解额”即通过解试(乡试)而参加省试(会试)的名额。
“舍选”即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以来的三舍(上舍、内舍、外舍)选察。朱子主张“均诸州之解额”,并且裁减参加省试和舍选的名额,意在使士人安心于学,不被读书做官所利诱。
关于学校所设科目,朱子主张首设“德行”科,罢去“词赋”科,又另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这是《私议》发前人所未发。
而分设“子、史、时务”等科,则继承了范仲淹和胡瑗的教育思想。朱子论证首设“德行”科的必要: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同上)以“德行”科为首,朱子当借鉴了孔子所设“四科”中首为“德行”(《论语·先进》)。
真能致力于“德行”者,“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因此,孔子所设四科中的“政事”亦应以“德行”为基础。而“德行”与四科中的“言语”和“文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朱子主张罢去“词赋”科,亦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孔子说“文学:子游、子夏”,后世之传诸经者实为子游、子夏之徒,而颜渊为“德行”第一,他并不是专以治经书为业)。
朱子说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即是以“德行”为先,可见《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教之目”亦是以“德行”为先,而并非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朱子论证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的必要: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
……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
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
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晦庵集》卷六十九)观此可知,朱子是主张分科教学的,这与他对《大学》之“格物致知”的解释相联系。
朱子否认了“通一经则能通群经”,亦否认了只读经书就能通天下之理。因此,诸子、诸史和时务是不可不学的。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等,都是“当世所须而不可阙”,亦不可不学。此“时务”科大致相当于胡瑗的“治事”斋。
朱子认识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过读书而“尽通”,故主张把所当读之书“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或四分之一。这样,在“诸经、子、史、时务”诸科中还要再分科,并分年考试。
“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同此,诸子分为四科;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