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商代与西周绿漆古青铜器，绿漆古部位，触摸粉滑，破口处微观可见粉末结构。器表因为常年浸水，浮锈自然脱落，铜器自身材质自然质变，形成一层具有厚度的绿皮，绝少形成复杂不规则又形状不一的铜绿斑晶状体与沾粘外来物质，造假者埋土腐蚀电解酸咬沾粘等障眼技巧，无用武之地，故难仿造到位.市场少见商代与西周绿漆古青铜器。浅谈天价青铜器商周“原始青铜”杂谈。
汉代与唐代黑漆古，仅是铜器表面轻薄一层黑皮，易仿。
原始青瓷，是学术界对夏商至西汉时期烧造的高温青釉窑器的称法，有研究资料表明，原始青瓷在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其中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出土较多，而考古发现最早生产原始青瓷和生产窑址最为集中的则是浙江地区。
浅谈天价青铜器商周“原始青铜”杂谈。
原始青瓷的品类也十分丰富，从功用上可大致划分为立国安邦的重器礼乐器、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器皿以及兵器和农具。器物大多为尊、卣、簋、壶、豆、罐、鼎、杯、盂等，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部分钟、錞等仿青铜礼器。
原始青瓷作为一个少有出现在展场的瓷器种类，一直以来少为大众所熟悉。据广州市普公古陶瓷博物馆馆长蒲重良介绍，原始青瓷自商代开始创烧，历经西周时期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最终在秦汉时期进行了演变，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的演化。
夏商时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夏代，烧陶窑炉的改进，为烧制出耐温度较高的原始青瓷创造了条件。商代早期的陶瓷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原始青瓷有坚固耐用、器表有釉不易污染而又容易清洗等特点，到了西周时期，原始青瓷已逐步发展成为日常器具。
历史如此悠久的原始瓷器，在相关的名称以及类型界定上一直存在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原始青瓷”这个名称也不过是学术争论后妥协的产物。这是因为在已知的所有原始青瓷器物上，至今仍都没有发现过这类器物的自铭，甚至连文献也没有关于这类器物的明确记载。为此，今人便只能将汉代以前青釉瓷器命名为原始青瓷。自此都还在驳论颇多。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西周中晚期我国形成了列鼎制度，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青铜鼎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商代早期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现了扁足鼎等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渐减少，圆腹柱足鼎开始居多，鬲鼎逐渐多了起来。鬲属于鼎的一类。《尔雅》记载“鼎之款足者，谓之鬲”。
出土青铜器四大代表
第一： 商代人面纹铜鼎、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腹内有“大禾”二字铭文。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夏王朝灭亡之后，九鼎归于商，商王朝灭亡后，九鼎归于周，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具体到个人来说，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第二：商代豕（shǐ）形铜尊、高40厘米，长72厘米、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第三:商代牛形铜觥（gōng）、高14厘米，长19厘米、1977年衡阳包家台子出土
觥（gōng）为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gōng）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第四：商代立象兽面纹铜铙（náo）、通高71厘米，铣（xiǎn）间宽46.5厘米。重67.25千克、1959出土
铙（náo）为乐器，经过实测，敲击正鼓和侧鼓，可以发出不同的乐声。铙的形制与稍后的钟相似，钟有钟架，属于悬挂敲击的乐器，从铙的结构看，有的可以悬挂，有的则甬部为直筒形，无法悬挂，因此，铙（náo）可能是一种甬部在下，口朝上的敲击乐器。此铙的侧鼓有立象，钲（zhēng）部粗线条的兽面纹，钲周边有虎、鱼和乳钉相间排列的纹饰。湖南地区目前发现的铜铙（náo）数量较多，重的达到221.5千克。
亦文亦物聊国宝：商周青铜器足可通神，古人的铜料又取自哪里？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以往，我经常逛博物馆，也拍过不少的国宝青铜器。国内珍藏青铜器精品比较多的地方，应该就是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这3处。
青铜器国宝为啥基本都现存北方？商周时期的铜矿遗址没找到过，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原料又到底来自哪里呢？
换句话说，在古代哪个省份是战略资源的富集省？需要从3个层面来解读。
1、为啥商周青铜器主要藏在北方的博物馆？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夏商周三代王朝建都都在山西、河南、陕西一带，青铜文化的核心就围绕他们而来，甚至到后来的春秋为止，这个格局也如此沿袭，存世量大、出土量大是核心基础。再者，上海博物馆是当年对外开放的商埠、码头，民国乃至近代的不少走私文物就是在上海海关被追缴回来，就地留了下来建馆保存也属于正常；而北京是国都，收藏展示国之重器责无旁贷，代表性的青铜器物不少就藏在国博。
2、在古代，铸铜原料的产地有几个？
其实，商周春秋时铸铜的原料铜产地，三言两句讲不清楚，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争论了十几年也没掰扯明白。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采铜冶炼应是黄帝时期。《史记》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首山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县东南。大禹时期，铸造九鼎；夏启曾在昆吾铸造九鼎，即现今河南濮阳一带。
《山海经》记载，中华大地产铜之山在上古时期有14处，其中陕西最多有7处，其次是山西5处（太原、阳泉、垣曲、昔阳、吕梁），河南2地。有专家论断：古代产铜之地最多的地区，应集中在陕西终南山、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三地。与此同时，在南方，是长江流域的湖北、扬州最多。
3、铸造很复杂，青铜器作为合金，锡矿不可少
咱们上次已经讲过：古代铸造青铜器，必须是合金，或掺锡或掺铅，几乎从无例外。说穿了，不仅要知道原来的铜矿在哪儿，连锡矿也要顺便搞清楚才行。
锡，在地壳中含量微乎其微，全球的锡矿分布都很少。我国的锡矿储量世界第一，且非常集中。在古代，锡矿的主产地集中在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份，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锡矿分布在15个省份，云南、广西、湖南、广东、内蒙古、江西6省最多，占到了全国总储存量的97.7%。
在商周时期要铸造传说中足可通神的青铜礼器，华北地区是首选之地。锡料最有可能是交易或远途运来，这就是今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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