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时任中共大连县委书记）家。”1946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神秘兮兮地对刘亚楼说道。
“有任务？”刘亚楼见韩光神色异常，以为出了什么事，郑重地问道。
不料，韩光却兴奋地说：“哪里呀，给你相亲。姑娘人不错，准保你满意……”
“相亲？！”韩光的话，一下触动了刘亚楼心中脆弱而纤细的情感之弦。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过童养媳。可是，在他18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她就被民团抓走了，不久便被迫嫁往他乡。
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刘亚楼转战南北，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直至长征后到了陕北，在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兼教育长的时候，才与来抗大学习的女青年员凌漪结了婚。婚后一年，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煜南。也就是在这时，刘亚楼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刘亚楼在苏学习期间，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不久，员凌漪得到刘亚楼战死的消息，悲痛万分之后与另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当刘亚楼从一位到莫斯科的战友口中得知消息后，备受打击，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毕竟这么年轻……”刘亚楼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很快，他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不久，丘比特之箭使他和苏丽娃走到了一起。苏丽娃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苏兆征于1929年病逝后，中共中央将苏丽娃及其母亲、弟弟送往苏联莫斯科近郊的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1936年，苏丽娃和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瞿秋白之女）等被派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由于苏丽娃的俄语成绩很好，刘亚楼来苏后，她便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他的俄语辅导老师。在面对面的学习中，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迸出了爱情的火花。
1940年，刘亚楼和苏丽娃结成了夫妻。然而，刘亚楼的这次婚姻只延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因为种种缘故而画上了终止符。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对日作战部队回到了阔别近8年的祖国。当他随军来到大连并担任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时，34岁还孑然一身的他，自然引起了韩光和王西萍的注意。 王西萍的家中，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身材高挑，脸庞俏丽，一双明眸闪闪发亮。刘亚楼一见，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王西萍没有理会刘亚楼的反应，而是径直走到姑娘面前，笑盈盈地介绍道：“小翟，这是刘亚楼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你是半个苏联人，你们有缘啊！”
王西萍刚说完，韩光又走到刘亚楼面前，笑呵呵地说道：“亚楼，这就是大连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同志，还记得上次那个群众大会吗？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噢，我想起来了！”经韩光一提醒，刘亚楼想起有一次应韩光邀请，参加了由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汉奸的滔天罪行。翟云英的发言博得了阵阵掌声，深受感染的刘亚楼还写了个“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的纸条递给了韩光。
没想到韩光和王西萍会把她介绍给自己，刘亚楼大大方方地向翟云英问好：“你好，翟云英同志！”处于高度紧张的翟云英一抬头，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心禁不住怦怦直跳。当她伸手和刘亚楼的手相握时，不禁羞怯地低下了头。
课堂上、会场上胸有成竹、滔滔不绝的翟云英不见了，姑娘一言不发；而在千军万马前也口若悬河的刘亚楼也如卡壳的机关枪，一声不响。见此尴尬情形，韩光和王西萍故意说了一些题外话，力图打破僵局，可惜收效不大。
初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但刘亚楼给翟云英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精力充沛、谈吐不凡、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向翟云英求爱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始终没有抛出自己的红绣球，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眼前的这位军官不正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翟云英陷入了甜蜜的遐想之中。 初次见面后没几天，在王西萍的精心安排下，刘亚楼和翟云英又一次会面了。翟云英已不像第一次那般紧张羞涩。她静静地坐着，一双生动可爱的大眼睛注视着刘亚楼。其实，刘亚楼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翟云英，他的直觉清楚地告诉他：眼前的这位姑娘可以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但刘亚楼没有直接表露，两度婚姻裂变的阴影并没有从他心头完全散开。婚姻是人生大事，他不希望也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
于是，刘亚楼小心翼翼地采取了“迂回战术”：“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随时要上前线打仗，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父亲就是牺牲在日寇手中的……”
“你父亲？”翟云英的话一下子就引起了刘亚楼的注意。
翟云英开始叙述自己的家史，那双水晶般清澈的明眸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雨雾。
翟云英的父亲叫翟凤歧，是由东北逃亡到俄国的华工。1917年，翟凤歧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为“中国团”的一名英勇战士。在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一次战斗中，翟凤歧腰部中弹，伤愈后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爱上了苏联女工安娜·卡米洛芙娜，两人结成了伉俪。1929年，他们带着爱情结晶——儿子翟云海、女儿翟云英回到了大连，投入到抗日洪流中。1942年，翟凤歧被日军逮捕，折磨致死。
翟云英说着说着，语音哽咽了起来，两行热泪大颗地顺着脸颊往下滑。刘亚楼听着她的泣诉，心中卷起了股股热浪。他进一步了解了翟云英：她不但有美丽的容貌，而且还深明大义，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苦苦寻觅的知音吗？
然而，刘亚楼还是有一丝疑虑…… 转眼到了1947年1月，刘亚楼与翟云英相识两个多月了，双方都觉得谈得来，相互的了解也不断加深。翟云英觉得刘亚楼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她决定和他相伴终生。
一个少女要嫁一个36岁且已结过两次婚的男子，这要引起多少人的非议呀！而且就算刘亚楼和翟云英可以不理会别人的偏见，她母亲在感情上能接受吗？这恰恰正是刘亚楼的顾虑。果不出刘亚楼所料，翟云英母亲安娜执意不同意女儿与刘亚楼结婚。翟云英见自己劝说不了母亲，便央求母亲听听刘亚楼的说法。经不住女儿的死磨硬缠，安娜终于同意见见刘亚楼。
一天晚上，刘亚楼来到翟云英家里。望着眼前这位淳朴善良、历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俄罗斯老妇人，刘亚楼亲切地用俄语叫了一声“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接着，刘亚楼便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家交谈了起来。安娜听着熟悉的乡音，顿时眼放光彩。当她听完刘亚楼诉说的身世和遭遇时，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百闻不如一见，安娜终于相信了女儿的选择，欣然同意了他们二人的结合。
1947年5月1日，由罗荣桓审查、林彪批准、韩光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新婚之夜，送走所有的宾客之后，刘亚楼笑着问翟云英：“塔玛拉（翟云英的俄文名），我今年36岁了，且已两度结婚，而你才19岁，现在嫁给我，将来不会后悔吧？”
“事到如今，我后悔还来得及呀！”翟云英俏皮地回答道，接着她又庄重地补了一句：“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