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影响

藩镇割据对中央政府的控制造成了严重削弱，7世纪的吐蕃和回鹘，以及11世纪的西夏，纷纷建立地方政权，甚至与中原汉族政权发生冲突，导致陇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以淮西为例，吴元济长期占据，使得当地居民长期不知朝廷恩典，固守贼寇立场。“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这一现象在唐宪宗初期宰相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中有所反映。该报告揭示了十五道七十一州未上报户口，这使得税户数量相比天宝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的水利设施如郑白渠，曾有秦汉时期的45000顷灌溉面积，大历年间仍维持在6000余顷，然而到了宋朝初期，灌溉田地仅有2000顷。这反映出战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表达了对天宝、至德和大历年间乱世的感慨，言辞中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

在藩镇内部，由于征兵繁重和苛捐杂税，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成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指出，从秦汉到唐中叶，叛将常见，但叛兵并不多见。然而，唐中叶之后，藩镇兵变频繁，原因在于节度使不守臣节，下属效仿，导致兵变成为常态。为了防止兵变，节度使一方面担心成为内部威胁，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恩惠笼络人心，却不敢用威严来约束，这使得骄兵横行，加剧了社会动荡。

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