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21
梁启超在论及晚清“理学中兴”时说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 ’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山(泽南 )曾涤生 (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这段话基本上道出了“理学中兴”的学术背景,但“反汉学”之说用于曾国藩身上却不尽准确。
在理学阵营中,不少理学家拘于门户,尊宋抑汉,但曾国藩则并不一味排斥汉学,而是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一、曾国藩的理学观
其一,重视汉学修养。曾国藩较为重视汉学的研习与训练。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可以看出,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道光末年以后,他自称“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在戎马倥偬中,他不忘提醒子弟,“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告诉他们要以王氏为榜样,认真研习汉学,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祖孙 )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他还对曾纪泽说:有清一代,风会所扇,群彦云兴,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都是学有所成的名家,“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其二,采纳汉学之长。乾嘉以来,除去那些固守门户的迂腐道学先生,多数理学家都不能回避汉学的影响,甚至于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汉学的治学理念渗入到理学研究当中。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曾氏不拘于一家之言,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在曾国藩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他认为汉学的博稽名物、考论事实,有助于纠正理学的空疏之病:“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汉学之博,可以补苴宋学之罅漏;汉学之实。可以充盈宋学之虚疏,均有利于辅翼圣道,增强理学生命力。曾国藩认为,兼取汉学、宋学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圣王之道的目的。
其三,调和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统一基础。曾国藩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对于封建统治的危害性:“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因此主张化敌为友,化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汉学末流存有“变更古训”、“破碎害道”的毛病,另一方面对左宗棠、姚莹、孙鼎臣等人用私意分别门户,“追溯今日之乱源”,归诸汉学家头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强调汉学有失亦有得。他还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以汉、宋息争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比如他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认为,即物穷理乃古圣贤共由之轨,汉学家讲实事求是也并未逸出这一普遍真理。按:“实事求是”,较早见于《汉书 ·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初叶,顾炎武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加倡导,强调从现实事务中研索出有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就是从客观事物中探求真理。“即物穷理”系程朱理学的命题,虽然也主张认识客观之“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诉求,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为宗旨。由于存在着客观的“是”与主观的“理”之间的区别,所“求”、所“即”也就有了不同。不过,这种区别在清中叶以后则发生了变化。汉学家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等命题中,剥离出“惟经”、“惟古”的内容 ,从而使得对于古经书的考据代替了对“实事”的探索,所求之“是”,或者变成了琐碎的梳文栉字的“是”与“非”,或者变成了圣经中所蕴含的“大义”,就后者而言,经学“大义”与理学的“义理”并无本质性区别。汉学与宋学争论的只不过是途径的不同罢了。就此而言,曾国藩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附会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顺便指出,曾国藩虽笃守程朱理学,但不弃陆王心学。晚清理学家像倭仁、吴廷栋等人都力排陆王心学,曾国藩文集中虽也有批评陆王学说的言论,但并非对陆王学说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有所调和,强调用彼所长。清儒每每鄙薄王学空谈误国,曾国藩则称赞王阳明镇压义军,有事功建树:“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且谓‘明季流寇,褶始于王学之淫诚 ’,岂其然哉 !”他还追慕阳明的为文之道:“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王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一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长期聚讼不已,曾国藩则提出消解朱、陆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他调和陆王与兼容汉宋用意相同。
二、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礼”
仁礼学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但“礼”在理学系统中地位并不突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则是以“礼”合“理”,秉乎礼学,重视礼治。
曾国藩礼学思想的形成与清代学风密切相关。“礼”在清代受到相当高的关注。从清初顾炎武、张尔岐、万斯同,到晚清的孙诒让等人,均不同程度地重视研治礼经,并涌现出江永《礼书纲目》、秦惠田《五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等一批专著。清儒治“礼”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各方各面,并在理论上提出“以礼代理”的思想。“以礼代理”有助于以“礼”之充实纠理学蹈空之弊,但舍理言礼却对理学的合法性形成了挑战。一 定意义上说,研礼学风的兴起不仅没有化解汉学、宋学的矛盾,反而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双方争论的又一焦点。如凌廷堪指出:“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 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故鄙儒遂以理学为圣学矣。”。“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也就是说,圣人所讲的是有典制易实行的“礼”,而非空谈无实的理学。汉学家认为孔孟经典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的捕风捉影,此说对理学形成了严重威胁。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此作了回应,他说:礼不过是“四端五常之一 , 理则万事万物咸在”,“礼者理也”,理乃礼之本据,“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礼只是“理之节文”,是天理的外在呈现。宋学家虽据“理”力争,但在汉学崇礼之风影响下,也承认汉学以礼立教有一定合理性。“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因此,他一生以实践先王之礼为己任:“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以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实施礼治,推行礼教,事功建树乃他人所莫及。仅就理学思想而言,他以“礼”合“理”,协调汉、宋,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一起,“礼”成为他整个理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一,以“礼”合“理”,沟通汉学与宋学。针对汉学家薄宋学为空虚、宋学家薄汉学为支离的争讼现象,曾国藩提出要做到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 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实际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延伸。照此理论,“理”作为本体,统率万事万物,又发散于具体的万事万物身上。曾氏认为,汉学家从“三千三百” “ 一 名一物”中考核博稽“古礼”,所做 的正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的具体工作,汉学家的“明礼”与宋学家的“穷理”并无本质不同。同时,他又指出,“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理学的目的是推行礼治,与汉学的“明礼”也无实质区别。
以往学界鲜有人关注,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王船山遗书序》中各用一大段文字铺叙礼学谱系的意义所在。表面上看,这两段文字体现了他对儒家学说中“礼”的重视,但值得深究的是,这一 谱系中宋儒前承汉儒,后启清儒 (汉学家),有悖程朱直接孔孟的理学道统。用意何在呢?一是以“礼”合“理”,指出理学家也讲“礼”,以回应汉学家对理学空虚的指责;二是以礼为基础,使汉、宋矛盾在圣人之礼面前得以调解、统一。
其二,以“礼”为纽结,联通理学与经世之学。在理学家的世界里,“理”作为至高无尚、君临万物的本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一点曾国藩并无例外。但他又指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这里,他把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统归于“礼”,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礼”与“理”的关系,不仅意味着“理”即“礼 ”也,“理”“礼”相通,甚至有以“礼”代“理”的嫌疑。同时,曾国藩强调“礼 ”的内涵 多指“经济之学”、“治世之术 ”。他 明确表示:“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包,“《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天鸟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五礼通考》“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能,“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因此,学“礼”为基础,曾国藩进一步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
其实,“礼”不仅在调和汉宋之争、连接理学与经世之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曾国藩理学思想在(礼学 )一间。
有人说,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我虽不敢贸然苟同,但从其理学思想看,的确是博采众说而出新,能够体现出晚清理学在整个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些特点。
在理学阵营中,不少理学家拘于门户,尊宋抑汉,但曾国藩则并不一味排斥汉学,而是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一、曾国藩的理学观
其一,重视汉学修养。曾国藩较为重视汉学的研习与训练。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可以看出,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道光末年以后,他自称“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在戎马倥偬中,他不忘提醒子弟,“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告诉他们要以王氏为榜样,认真研习汉学,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祖孙 )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他还对曾纪泽说:有清一代,风会所扇,群彦云兴,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都是学有所成的名家,“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
其二,采纳汉学之长。乾嘉以来,除去那些固守门户的迂腐道学先生,多数理学家都不能回避汉学的影响,甚至于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汉学的治学理念渗入到理学研究当中。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曾氏不拘于一家之言,对汉学、宋学的长短得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在曾国藩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他认为汉学的博稽名物、考论事实,有助于纠正理学的空疏之病:“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汉学之博,可以补苴宋学之罅漏;汉学之实。可以充盈宋学之虚疏,均有利于辅翼圣道,增强理学生命力。曾国藩认为,兼取汉学、宋学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才能真正实现维护圣王之道的目的。
其三,调和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统一基础。曾国藩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对于封建统治的危害性:“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因此主张化敌为友,化解汉学与宋学的矛盾。他一方面指出汉学末流存有“变更古训”、“破碎害道”的毛病,另一方面对左宗棠、姚莹、孙鼎臣等人用私意分别门户,“追溯今日之乱源”,归诸汉学家头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强调汉学有失亦有得。他还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以汉、宋息争为基础,曾国藩力图实现二者的会通,当然,这种会通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比如他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认为,即物穷理乃古圣贤共由之轨,汉学家讲实事求是也并未逸出这一普遍真理。按:“实事求是”,较早见于《汉书 ·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初叶,顾炎武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加倡导,强调从现实事务中研索出有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就是从客观事物中探求真理。“即物穷理”系程朱理学的命题,虽然也主张认识客观之“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诉求,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为宗旨。由于存在着客观的“是”与主观的“理”之间的区别,所“求”、所“即”也就有了不同。不过,这种区别在清中叶以后则发生了变化。汉学家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等命题中,剥离出“惟经”、“惟古”的内容 ,从而使得对于古经书的考据代替了对“实事”的探索,所求之“是”,或者变成了琐碎的梳文栉字的“是”与“非”,或者变成了圣经中所蕴含的“大义”,就后者而言,经学“大义”与理学的“义理”并无本质性区别。汉学与宋学争论的只不过是途径的不同罢了。就此而言,曾国藩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附会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顺便指出,曾国藩虽笃守程朱理学,但不弃陆王心学。晚清理学家像倭仁、吴廷栋等人都力排陆王心学,曾国藩文集中虽也有批评陆王学说的言论,但并非对陆王学说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有所调和,强调用彼所长。清儒每每鄙薄王学空谈误国,曾国藩则称赞王阳明镇压义军,有事功建树:“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且谓‘明季流寇,褶始于王学之淫诚 ’,岂其然哉 !”他还追慕阳明的为文之道:“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王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一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长期聚讼不已,曾国藩则提出消解朱、陆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他调和陆王与兼容汉宋用意相同。
二、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礼”
仁礼学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但“礼”在理学系统中地位并不突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则是以“礼”合“理”,秉乎礼学,重视礼治。
曾国藩礼学思想的形成与清代学风密切相关。“礼”在清代受到相当高的关注。从清初顾炎武、张尔岐、万斯同,到晚清的孙诒让等人,均不同程度地重视研治礼经,并涌现出江永《礼书纲目》、秦惠田《五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等一批专著。清儒治“礼”涉及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各方各面,并在理论上提出“以礼代理”的思想。“以礼代理”有助于以“礼”之充实纠理学蹈空之弊,但舍理言礼却对理学的合法性形成了挑战。一 定意义上说,研礼学风的兴起不仅没有化解汉学、宋学的矛盾,反而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双方争论的又一焦点。如凌廷堪指出:“考《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 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故鄙儒遂以理学为圣学矣。”。“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也就是说,圣人所讲的是有典制易实行的“礼”,而非空谈无实的理学。汉学家认为孔孟经典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的捕风捉影,此说对理学形成了严重威胁。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此作了回应,他说:礼不过是“四端五常之一 , 理则万事万物咸在”,“礼者理也”,理乃礼之本据,“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礼只是“理之节文”,是天理的外在呈现。宋学家虽据“理”力争,但在汉学崇礼之风影响下,也承认汉学以礼立教有一定合理性。“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
因此,他一生以实践先王之礼为己任:“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以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实施礼治,推行礼教,事功建树乃他人所莫及。仅就理学思想而言,他以“礼”合“理”,协调汉、宋,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一起,“礼”成为他整个理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一,以“礼”合“理”,沟通汉学与宋学。针对汉学家薄宋学为空虚、宋学家薄汉学为支离的争讼现象,曾国藩提出要做到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 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实际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延伸。照此理论,“理”作为本体,统率万事万物,又发散于具体的万事万物身上。曾氏认为,汉学家从“三千三百” “ 一 名一物”中考核博稽“古礼”,所做 的正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的具体工作,汉学家的“明礼”与宋学家的“穷理”并无本质不同。同时,他又指出,“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理学的目的是推行礼治,与汉学的“明礼”也无实质区别。
以往学界鲜有人关注,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王船山遗书序》中各用一大段文字铺叙礼学谱系的意义所在。表面上看,这两段文字体现了他对儒家学说中“礼”的重视,但值得深究的是,这一 谱系中宋儒前承汉儒,后启清儒 (汉学家),有悖程朱直接孔孟的理学道统。用意何在呢?一是以“礼”合“理”,指出理学家也讲“礼”,以回应汉学家对理学空虚的指责;二是以礼为基础,使汉、宋矛盾在圣人之礼面前得以调解、统一。
其二,以“礼”为纽结,联通理学与经世之学。在理学家的世界里,“理”作为至高无尚、君临万物的本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一点曾国藩并无例外。但他又指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这里,他把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统归于“礼”,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礼”与“理”的关系,不仅意味着“理”即“礼 ”也,“理”“礼”相通,甚至有以“礼”代“理”的嫌疑。同时,曾国藩强调“礼 ”的内涵 多指“经济之学”、“治世之术 ”。他 明确表示:“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包,“《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天鸟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五礼通考》“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他认为礼几乎无所不能,“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因此,学“礼”为基础,曾国藩进一步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
其实,“礼”不仅在调和汉宋之争、连接理学与经世之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曾国藩理学思想在(礼学 )一间。
有人说,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我虽不敢贸然苟同,但从其理学思想看,的确是博采众说而出新,能够体现出晚清理学在整个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