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养生理念的不同

中国建筑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三千多年的变迁与发展，沉淀了雄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以风格优雅、结构灵巧、外形庄重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木制结构为主，由若干单体结合成宏大的组群，突出表现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用中国特有的油彩、装饰和五彩缤纷的琉璃屋面，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建筑风格。
建筑风格有两个代表时期：汉唐风格和明清风格。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接受的是儒教思想的教育，无意识中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使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和展现 ，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和清真寺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建筑就比我们丰富了很多。
从古罗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洛可可式到巴洛克式建筑，是整个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人文发展的另一体现。尤其是哥特式建筑更体现了欧洲人对宗教追宠的狂热，并将这种狂热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巴洛克式建筑又给人们展示了欧洲人自由奔放、个性突出的民族特点，以强大的渲染力度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以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差异产生的，同时也能反映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意思形态、思维方法以及审美境界上的差别 。
中国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以群体的美感与凝重平和的宗法思想体现了这个民族深沉与厚重的文化底蕴。从建筑发展的角度上看，中国的建筑是保守的，可以说几千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没有大起大落、离奇怪异等不可理解的形象。从建筑的价值观来看，中国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伦理、经济价值取象和儒教思想的和谐同一，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俗定思想作用下的另一个侧面。
西方建筑的主要材料是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中世纪欧洲的教堂等。因此相对于我们中国以砖木为主的建筑；它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从建筑空间的设计上看，他们与中国的设计理念有着极大的区别，主要是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比如，北京的故宫和法国的卢浮宫它们建造的年代很相近。故宫是以数千计的单个建筑组成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一条主轴线平铺展开。而卢浮宫是以大体量向上扩展、垂直叠加、形成巨大而富于变化的空间形象，够成雄伟壮观的整体。还有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这一特点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由于东西方的建筑所采用的材料不同，以及建筑理论和价值取象的差异，在中国古老优秀的建筑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大自然逐渐侵蚀毁坏或消声匿迹的时候，而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他们自己的文化。
从简单的中西方建筑的对比中不难看出，由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资文化的不同，将会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构建世界美学的契机
　　———“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美学学会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主办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英、美、德、意、日、韩、加、印度、荷兰、芬兰、希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近百名美学家参加会议。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佐佐木健一及意大利美学学会主席马齐雅诺等亲莅此会，参与讨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许多重要话题所展开讨论。其中几点，备受中外学者的关注。
　　东西方美学的比较。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认为：实用主义美学的基本特点在于通过“生活艺术”和“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等概念，坚持艺术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强健人的体魄，提高整个群体的生活质量。因此，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美学与美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诗教与乐教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是一个需要根据跨文化视界进行深入探讨的领域。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发现，近200年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自然界的其他生灵与物种只是人类的陪衬而已。与此相反，亚洲的艺术则常常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势，隐含一种由所有生物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种东方式的独特意识，会启发人们产生新的智慧，打造一种能够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国外学者大卫·布鲁贝克在阐述梅洛－庞蒂与东亚美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梅氏美学思想与老子哲学的相通之处。来自加拿大的印度裔教授雷维德拉·辛格在谈到叔本华哲学的生成因素时，探讨了叔氏与印度美学的关系。中国学者朱立元认为，当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表现出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思想，这与传统中国的哲学具有共同之处。反映在艺术哲学或美学领域，也是如此。
　　在分析东西方美学相通的同时，有些学者也强调指出，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相通，并不等于一种观点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义研究员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性归纳为三种，即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和感悟诗学，其中对“感悟”的解释和翻译，引起了中外学者的争论。德国特利尔大学卜松山教授在论及中国诗歌的翻译问题时，重点指陈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不可译性的互动关系。汉城国立大学的金明焕教授，用韩国面具舞剧作为一个文化上自我确证的实例，彰显了韩国美学的民族特色，但其内在意味的可传达性或可沟通性，则会超越文化的边界。可以说，中外美学虽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创生，但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启发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这并不构成一种一般与特殊或其他形态的主次关系。因此，当代美学家一方面需要坚持开放式的治学态度，深入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美学，同时也应摒弃封闭式的态度，避免简单复归到古代或本土旧模式中去的惰性循环做法，要设法通过学通中外式的不懈努力，创设一种“和而不同”的、真正符合本民族和本文化特性的美学。
　　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意义。北京大学的叶朗教授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发展与主要成果，他在回答听众的问题时，阐述了中国美学在人生、教育、艺术创作、比较美学研究等方面的现代意义。来自香港的文洁华博士，着重探讨了儒家思想中有关人体表现的论述。来自山东大学的周来祥教授与国内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主要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谐、人伦关系、自由精神、思维特征与主体间性等学说，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文本分析。美国学者杰克·斯佩克特用详尽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和图片资料，形象地描述和展示了中国书法对20世纪早期的法国与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和绘画的影响。另外，部分中外学者在讨论自然和生态美学与东方美学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该课题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理论意义及其在经济建设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当代艺术的处境。在当代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界，艺术终结论是热点话题之一。过去，黑格尔认为，随着理念的发展，艺术会被哲学所取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某些部门相对立，因此会影响艺术本身。如今，艺术终结的命题，依然让人颇感困惑。阿瑟·丹托关于艺术终结的著作最近被译成了中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上届国际美学学会主席艾尔雅维奇与该会现任秘书长柯提斯·卡特的文章，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今天，艺术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变，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已往不同，古典式的艺术观念也就显得陈旧而过时。有关艺术终结的种种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表明了这方面的疑虑。但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将迎来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类似《艺术死了，艺术万岁》这样的论题，很能表达人们对艺术终结论的某些看法。要知道，“生生之谓易”，乃是世间万物变化衍生的永恒规律。一种艺术存在形式的消亡，并不等于艺术作为整体的消亡。实际上，这会引发新的艺术形式或新的艺术变异。可以说，只要人存在，其思想与情感的园地里，定会绽放出不同形式的艺术之花。
　　也许是基于上述理念，一些学者就当代艺术的困境表达了另外一种批判现实的古典式理想主义看法。譬如，中国台湾美学家史作柽认为，从古至今，艺术表现方式演化经历了3种形态：最早是声音的表现方式，其次是图像的表现方式，现今为文字的表现方式。这里所谓的“声音”、“图像”和“文字”，不仅表示不同的媒质，而且象征不同的审美方式。声音以聆听为主，图像以观看为主，文字以阅读为主。现代艺术的根本症结，一方面在于客观流行的“文网语阱”及其概念或文字游戏（如概念艺术），另一方面在于“话在说我”的主体审美敏感性的失落。所谓的艺术批评或艺术欣赏，大多缺乏更为直接的、专注的、深刻的或入乎其内的体验与个人的全身心感悟。因此，要设法超越文字的局限与束缚，设法静下心来，返回到人的本真状态，重启聆听的审美悟性，以此来促进艺术的新生。
　　举办本次国际美学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凭借学术交流的平台，向国际美学界介绍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会前，中华美学会秘书长滕守尧委托高建平和王柯平两人，专门组织和编选了一个英文小册子，介绍现代中国美学与中华美学学会的发展情况。会议期间，又专门组织了现代中国美学圆桌，请国内学者分别介绍了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和李泽厚等诸位名家的美学思想。来自欧美的一些学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和翻译文本的欠缺，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陌生。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此番学术对话的确是一个受益匪浅的良好开端，并且殷切希望能加强彼此间的交流，能看到优秀的中国美学论著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