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10-29
> 翻检有关汉末魏晋的史料,一个奇特的现象,令人惊诧不已:诸葛亮自隐居隆中,到随刘备走出茅庐,统兵治国,以及死后,人们对之都是几乎众口一词,誉美有加,偶尔有谁稍微说点诸葛亮的不足,立即会遭到反驳。在汉末魏晋人的眼中,诸葛亮差不多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 诸葛亮隆中读书时,“每自此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却“谓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阳隐士庞德公,更称诸葛亮为“卧龙”,名士们也竞相称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一次向著名隐士司马徽打听人才,司马徽有“水鉴”之号,极善识人,却唯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日:“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指的是谁,司马徽答日:“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刘备,受到刘备器重,遂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至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即亲往拜请,遂演出“三顾茅庐”的名剧。管仲、乐毅,是何等样的先贤,诸葛亮以之自比,而时贤们竞“谓为信然”。自秦汉以后,龙便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喻物,而时贤们竞以之喻美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这赞誉,真可谓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还仅是个未出茅庐的27岁的青年。极力赞美他的几位,除徐庶和崔州平与之同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是其长辈,且正当盛年。听了司马徽和徐庶的赞誉便虔诚不移的刘备,那时也已47岁,也应该属诸葛亮的长辈,且也正当盛年。这样一帮人这样倾心于一个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见诸葛亮身上,有着怎样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 随着诸葛亮走出茅庐,人们对他的爱慕和赞美,也就与日俱增。刘备初与之接触,便“情好日密”。关 >羽、张飞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二人对诸葛亮也日渐仰慕。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国人更颂之为“一时之杰”。邻国人对诸葛亮也真诚敬仰。孙吴名士太子太傅张温使蜀,称美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总百揆于良佐”,是“遐迩望风,莫不欣赖”,比之于古贤伊尹之辅汤太宗,周公之佐周成王。引得吴主孙权嫉火中烧,却又不好公开发作,只有“阴衔”之,借别的的罪名,将张温废黜。这说明诸葛亮不仅声名卓著,而且有着不容不服的威慑力,当时,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国。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仕吴,官至大将军,举国“服其宠量”。堂兄弟诸葛诞仕魏,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名动京师。人们却品评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竟真把诸葛亮推崇为无与伦比的时代冠冕。> 诸葛亮死后,人们对之追思不已。刚一死,各地都请求给他立庙,以便致祭,蜀汉王朝因礼制所限,没有答应,老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汉王朝只好顺从民意而打破礼秩,在今陕西省勉县诸葛亮墓附近为之建祠。以后不久,几乎凡诸葛亮足迹所至,都有虔诚的人们为之立庙,“岁时伏腊走村翁”,香火不断。本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聪慧过人,却唯工书画,并无杰出的政才和将才,蜀汉臣民因怀念诸葛亮,对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人们皆竞相传告:“葛侯之所为也!” > 不仅蜀 *** 民如此,邻国吴、敌国魏之士人,也对诸葛亮无比怀念。自东汉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国史,便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献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边又设专官以记起居。三国之时,魏和吴皆有史官和本朝国史,唯蜀汉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遗”。为了不使诸葛亮的功德失传,吴之大鸿胪张俨毅然代蜀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默记》,多记诸葛亮行事,且极尽褒美。在《述佐篇》中,将司马懿同诸葛亮对比,极贬司马懿之“劣”,盛赞诸葛亮之“优”。甚至不惜为诸葛亮编造一篇《后出师表》,以彰诸葛亮之忠。至今盛传的“鞠躬尽瘁(瘁,原作“力”),死而后已”。便出自这篇伪作。可以想见,吴人张俨对蜀相诸葛亮崇敬、厚爱到了什么程度1 263年春,诸葛亮庙刚于沔阳建起,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即率十万大军攻克汉中。行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日:“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日:“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El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论证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地颂扬诸葛亮、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做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竞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李密答张华问。著名的《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于祖母去世后,被晋王朝征至洛阳,张华见面便问他:刘禅这人怎么样?李密答:可比齐桓公。张华问其故。对日:“齐桓公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李密是巴蜀名士,曾仕蜀为郎。张华乃北方名士,时任晋之司空,他发问即拈出亡蜀昏君刘禅,原是想杀杀李密的傲气。李密听出了话中之音,遂拉扯出诸葛来抗衡。张华无奈,只得在诸葛亮身上做点文章。于是又问:“孔明言教何碎?”李密答日:“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为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如果说,李密前一答,还算符合逻辑推理,这后一答,就颇多诡辩成份了。但因他是为诸葛亮辩解,且把诸葛亮与古圣周公相比,所以张华同样“善之”。> 到了西晋末年,李密之子李兴代镇南将军刘弘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是“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象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济,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康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已是古今第一了。 > 在这样一种背境下,陈寿奉诏撰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张华“深善之”,朝廷也嘉其“有益风化”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了三国之时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曾为诸葛亮书佐,“被挞百下”。所以陈寿评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北魏之司徒崔浩和抚军大将军毛修之,还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辩论。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语,遂也在士族文人中广为引用,或讥或颂,因人而宜。东晋时,郗情被任为徐州剌史,王子猷前往祝贺,进门便不住吟咏:“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郗情之子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给他家扫兴。有人解释说:“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郗倍的儿子立刻释然。 > 诸葛亮之所以被汉末魏晋人如此崇仰,以至于不容有谁道其半点不足,甚至编造一些想当然的传闻誉之颂之,这除了诸葛亮杰出的治蜀政绩外,主要是其几近完美的政治家的高尚人品,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极其美好、追思难已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