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抚顺市东北部的高尔山下，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场所——抚顺战犯管理所。这座占地6600平方米的灰色建筑群，原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4年用近两年的时间修建的杀人魔窟——抚顺典狱，专门用于关押我爱国同胞以及朝鲜、蒙古、苏联等国的反战和平人士。未曾料到，历史竟给这帮战争狂人开了个无情的玩笑，1950年7月19日，从全国各地及苏联引渡来的侵华日军982名战争罪犯，被押解到抚顺，监管在这座已更名为战犯管理所的深宅大院。
在这982 名战犯中，日本军队系统的有司令官2名，师团长5名，旅团长14名，联队长8名，还有参谋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以下所谓“武士”600余名；有行政系统的总务长官、次长、参议、宪兵、特务等。其中有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制造多次血惺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挥官大野泰治，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佐佐木到一…… 战犯们一个个惶恐不安的走进门上钉有号码的监舍，他们自认为这是走进地狱的开始，末日就将来临，谁也不曾想到这正是他们从鬼变成人的新起点。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对这批战争罪犯“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东北人民政府派出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负责这座监狱的管理和改造。国家在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拿出366万元，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战犯们在较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自我反思，彻底认罪，重新做人。 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周恩来总理还亲笔点定战犯吃细粮，每日三餐，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个部分，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战犯们每日三餐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还执行社会粮食供给标准，端起饭碗能见到的总是黑窝头。 1952年10月，因朝鲜战争，管理所临时北迁哈尔滨。有一天监狱隔壁的猪毛厂突然失火，火舌蹿过大墙，烤得战犯监舍的玻璃啪啪作响，战犯们六神无主。管教员们飞快的打开各个监舍的门锁，稳住惊魂未定的战犯，迅速将他们疏散到安全区，又一次次冒着烈焰，冲进监舍，抢出战犯们的衣物被褥。当余悸平稳之后，战犯们发现自己无一人受伤，衣物无一件丢失，而管理人员的生活物品全部化为灰烬。
“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这是战犯嘴边常说的一句话。管理所医务室，医疗器械设备、医生队伍、病床、药品等均超过那个年代的中等级医院。每年春季，管理所都要请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给战犯体检，按季节进行流脑、伤寒、痢疾、霍乱等疾病的预防注射。据资料记载：战犯患肺结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干部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对战犯侦讯的同时，组织大批外调人员，在凡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向被害幸存者取证，搜集到26700余件控诉书、鉴定书，8000余份日本人残留在各地的档案资料。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藤田茂、铃木启久等8名将校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担任伪满高级职务的战犯进行了公开审讯。一些外国记者参加了审判的旁听。法庭上出现的是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的却是痛哭流涕，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谴责和揭露。 按照二战后国际上惩治战犯规定的量刑标准，抚顺战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判极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宽大政策，最终只决定对45名战犯予以判刑。
1956年5月21日，法庭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书，对335名(含太原组40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立即释放”。1956年7月20日，军事法庭公开宣判：武部六藏和斋藤美夫判刑20年，古海忠之、三宅秀也、中井久二等5人判刑18年，其余判刑5年至12年不等。法庭还宣布：刑期从被判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关押的时间一日抵刑期一日。 藤田茂在《回忆军事审判》一书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意外，只判我十八年徒刑，而且关押的岁月也算到服刑。已经过去十一年，再过七年，就要放我回日本，这是多么奇幻的梦语啊……”
“管理所是我们的再生学校，管教员是我们的再生恩师，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回国后要向日本青年讲述侵华战争史，教育日本青年为维护和平而斗争……”这是所有获释人员离别前的共同声音。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释者335名，7月18日第二批被释者328名，8月21日第三批被释者354名，均由天津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接运回国。在第二批释放者告别会上，他们的代表声泪俱下地宣读一篇《感谢文》： “……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中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再生学校，再生恩师，再生父母”，是绝大多数被释者的心声。他们在写忏悔书时如是说，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释放回国后面对强暴与生命威胁时也如是说。当他们步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门槛的那一刻，人们从他们自责与悔恨的面容上，清晰地读出两个字——“不忘”。
日本战犯们从获释归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与那些历史“健忘者”们作斗争。当年就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遵循“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与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来，他们冲破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阻碍，以其亲身经历，举办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对日本侵华战争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75年4月，86岁的藤田茂率“中归联”代表团一行16人第三次访华，瞻仰抚顺平顶山“白骨馆”。1988年10月22日，“中归联”捐款建造了一座6.37米高的由大理石和花岗岩构成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落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已成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一句常用语。“不忘”，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是对历史进程的回望，是对世界和平前景的希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正确对待日本侵华战争千百万生命书写的历史，才能避免重演千百万人再去流血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