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4
韩非子，其活动时间约为前275-前233年，出生于韩国王室的一个没落分支。相传韩非曾与李斯同师于荀卿，李斯家贫，非常资之，然卒见害于斯。其时长平之战已过多年，六国颓势势难以阻挡，秦国举郢、围梁、拔邯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令六国肝胆俱裂。位于秦国卧榻之侧的韩国更是岌岌可危，目睹迫在眉睫的亡国之患，韩非子针对韩国的国情提出了大量的救亡图存之主张，和在一起即为《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敏锐的洞察到国家危乱的根源，并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翼君之一悟，国之危而不亡也。然而事与愿违，韩非未能阻止韩国灭亡的命运，韩王显然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韩非之言，最终韩非死于出使秦国，六国不久也灰飞烟灭。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韩非子是一个冷血残酷的君权论者，其学说也被斥为君主奴役百姓和官吏的工具。虽不至于得到“蛇鼠之智”的评价，但一提到“法、术、势”、“驭臣之道”，总是使人忍不住地联想到《The Prince》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后者在西方饱受诟病，已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似乎《韩非子》就是一本帝王心术的书，哦，当然，严刑峻法也是根源于此，除此之外似乎《韩非子》没什么内容了。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的！
《韩非子》一书可大致分为三大部分（上秦王书不算）:1.揭露奸臣近侍吃里扒外，劫主比周的现实。2.帮君主分析堂堂千乘之主见欺于群臣，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而名卑地削的真实处境。3.韩非子对忠直、淳朴的百姓、官员下场凄惨的同情，对五蠹之民、尸位素餐权贵无耻行径的愤慨。三部分内容是《韩非子》一书的全部，在书中各章交叉进行，而相应的解决措施也同时穿插叙述。同时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章节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给韩王看，故书中穿插了大量浅明易懂的故事和寓言，真正系统的论述不多，甚至略显杂乱，韩非子真正的智慧闪烁在整体之上，而非在某个部分。
理解《韩非子》的主张，理解韩非子写作此书的心情，必须首先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这一切可以用《五蠹》中的两句话来概括——“言谈者为势于外，吏民纵恣于内”、“所用非所利，所利非所用”。纵横家如张仪、犀首之辈携外国之势威逼人主，在小国中横行无忌；官吏事利不事事，尸位素餐的他们只知贿赂上级、托庇私门，而遗国家之利；诈伪之民逃徭役、习末作，不事劳作。以上便是国家的大体情况。而再来看看君主信任所用之人:纵横家鼓吹“横可王，纵可霸”，许多君主卑身厚币以迎之，自以为得贤，然而国俞弱，民俞贫；儒者则推销“先王之道”、“仁者无敌”，燕王、中山君信以为真，国破身亡，而天下笑之。如此便是君王信任所用之人。而忠直之士遭斥，醇厚之民为人所笑，死国之士的下场却是如此凄惨:“死之孤饥饿乞于道”、“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如此混乱的国家岂能不亡?韩非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内心满是绝望，书中惩奸的措施也是咬牙切齿，“罪死不赦”是他最常用的话语。由此可见，《韩非子》书中的一些过激话语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国家爱之深，对奸邪则恨之切。
韩非子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转危为安，拨乱反正，为此他从三个方面（大臣、官吏、百姓）提出了管理措施，这也是“法，术，势”所适用的对象，尤其是在如何控制大臣、管理官吏这两方面韩非子倾注了大量笔墨，这也造成了此书给后人一种“帝王心术”的错觉。但是许多人或许没注意，“法、术、势”起作用的前提是君主信仰法术，根本还是君主不昏庸。韩非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说难》、《难言》、《孤愤》等篇中也表达了对智术浅短君主的无奈，但韩非子不敢也不愿直视这个问题。因为君主的智商和情商基本上是难以改变的，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无用武之地，也就是默认了韩国灭亡的必然性，可以想象“察见深渊”的韩非子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总的来说韩非子的建议是一部内外交困情况下的“紧急状态法”，他自己也说“急世用急法”，而这需要一位有勇有谋的中兴之主，韩国显然没有，六国也没有，韩非子的学说于是便无了用武之地。秦始皇很欣赏韩非，他用了韩非的主张，但他错了，时移世易，如今已到了缓世，而他却还用韩非子为韩国量身定做的“急法”，结果秦王朝十余载便亡于农民起义。（秦国的法制始于商鞅，但灭亡无疑是使用了韩非的“急法”）于是腐儒们便有话说了，法家都是薄凉少恩之人，家用家亡，国用国破。这对法家、对韩非无疑是一种污蔑，吃药尚要对症，何况治国呢?！秦国的失败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了韩非的理论，怎么会不灭亡呢?那么韩非的法已随韩国的灭亡再无所用之地了吗？是，也不是。所谓是，是再也不会有一个情况与韩国完全相同的国家可以完全照搬韩非的理论了；所谓不是，是韩非的思想中法的核心内容却成了后世法之滥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接下来讨论一下韩非的“法、术、势”，其实按顺序来说应该是势、术、法。所谓势，就是君主之实，君主手握赏罚、刑戮、施惠于民而对位高权重的大臣形成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田氏代齐、子罕代宋等均是君主失势，臣下拥有君主之势，操刑罚、掌恩惠，民归之如潮、臣畏之如虎，韩非说“非臣敢弑君也，不得不弑也，势使之然也”。韩非对之十分警惕，他认为君主绝不能丢失、绝不能被任何人干预的便是赏与罚，任官赏禄“无听左右之请”，罚之所及猛如雷霆，亲近所不能劝。然后便是“术”，这个“术”，主要是针对小官吏，采用监视、密探、心理战术，使其不敢因官小、地偏而抱着帝威所不及的念头而懈怠。最后是“法”，这个覆盖的广度大，但主要是百姓，主要内容是鼓励生产，重赏死国之士，惩罚不务正业的儒、侠、言谈者等。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韩非在书中并未有如此严格的划分，概念之间多互相混淆，且“法术”二字常合用，以代表治国之道。在书中，对于“势”、“法”相关范畴论述较多，对于“术”则较少，而后世浅薄之人则只看到“术”，却看不到“法术”，说来也是一种悲哀。
说到“法术”，其核心可以用《有度》的一段话来表述“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此外，韩非子还多次强调“信”的重要性，反复举相关例子进行论述，如经典片段《晋文公攻原》等，其实这里的“信”就是坚守法律，不朝令夕改。多么先进的法学理论！君主信仰法律，有功者由法律考量功劳，有过者由法律审核罪责，一切唯法是依，其实诚能如此已经无限接近于君主立宪了。但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一切由法律定夺，那还要君主何用，君主又怎能享受那种为所欲为的感觉?所以君主是绝不会行法术的，但他们又迷醉于所谓的“驭臣之道”，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韩非子》不过是如此的雕虫小技，难怪后世会出现对《韩非子》的偏见。
那么《韩非子》是完美的吗？显然不是的，前面已经论述过，它只适用于特殊时期，并且有一些过激言论。可以十分负责任的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举措直接来源于此书，焚书与坑儒在书中皆能找到依据。对于焚书，《韩非子》中有“燔诗书而明法令”之语，其目的是使百姓“以吏为师”；关于坑儒，书没有明言，但从书中姜太公因为不听命于己而杀贤士狂裔、华士二人的故事足以窥出端倪。同时，韩非子没能认识到现实的曲折性，一味迷信严刑峻法，只看到了“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强调酷法使人畏惧而犯法者便会减少，缓刑让人不再乎便会有更多人坠入法网。须知法即使再重，用者不恰当只会适得其反，而轻法在同样的情况下却能延长一国的寿命。
总的来说，《韩非子》是针对韩非子当时所处韩国的法制宝典，具有特殊性。但若撇开开表面的东西，去认清深层次的内容，就会发现普遍性——法的本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韩非子是一个冷血残酷的君权论者，其学说也被斥为君主奴役百姓和官吏的工具。虽不至于得到“蛇鼠之智”的评价，但一提到“法、术、势”、“驭臣之道”，总是使人忍不住地联想到《The Prince》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后者在西方饱受诟病，已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似乎《韩非子》就是一本帝王心术的书，哦，当然，严刑峻法也是根源于此，除此之外似乎《韩非子》没什么内容了。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的！
《韩非子》一书可大致分为三大部分（上秦王书不算）:1.揭露奸臣近侍吃里扒外，劫主比周的现实。2.帮君主分析堂堂千乘之主见欺于群臣，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而名卑地削的真实处境。3.韩非子对忠直、淳朴的百姓、官员下场凄惨的同情，对五蠹之民、尸位素餐权贵无耻行径的愤慨。三部分内容是《韩非子》一书的全部，在书中各章交叉进行，而相应的解决措施也同时穿插叙述。同时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章节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给韩王看，故书中穿插了大量浅明易懂的故事和寓言，真正系统的论述不多，甚至略显杂乱，韩非子真正的智慧闪烁在整体之上，而非在某个部分。
理解《韩非子》的主张，理解韩非子写作此书的心情，必须首先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这一切可以用《五蠹》中的两句话来概括——“言谈者为势于外，吏民纵恣于内”、“所用非所利，所利非所用”。纵横家如张仪、犀首之辈携外国之势威逼人主，在小国中横行无忌；官吏事利不事事，尸位素餐的他们只知贿赂上级、托庇私门，而遗国家之利；诈伪之民逃徭役、习末作，不事劳作。以上便是国家的大体情况。而再来看看君主信任所用之人:纵横家鼓吹“横可王，纵可霸”，许多君主卑身厚币以迎之，自以为得贤，然而国俞弱，民俞贫；儒者则推销“先王之道”、“仁者无敌”，燕王、中山君信以为真，国破身亡，而天下笑之。如此便是君王信任所用之人。而忠直之士遭斥，醇厚之民为人所笑，死国之士的下场却是如此凄惨:“死之孤饥饿乞于道”、“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如此混乱的国家岂能不亡?韩非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内心满是绝望，书中惩奸的措施也是咬牙切齿，“罪死不赦”是他最常用的话语。由此可见，《韩非子》书中的一些过激话语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国家爱之深，对奸邪则恨之切。
韩非子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转危为安，拨乱反正，为此他从三个方面（大臣、官吏、百姓）提出了管理措施，这也是“法，术，势”所适用的对象，尤其是在如何控制大臣、管理官吏这两方面韩非子倾注了大量笔墨，这也造成了此书给后人一种“帝王心术”的错觉。但是许多人或许没注意，“法、术、势”起作用的前提是君主信仰法术，根本还是君主不昏庸。韩非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说难》、《难言》、《孤愤》等篇中也表达了对智术浅短君主的无奈，但韩非子不敢也不愿直视这个问题。因为君主的智商和情商基本上是难以改变的，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无用武之地，也就是默认了韩国灭亡的必然性，可以想象“察见深渊”的韩非子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总的来说韩非子的建议是一部内外交困情况下的“紧急状态法”，他自己也说“急世用急法”，而这需要一位有勇有谋的中兴之主，韩国显然没有，六国也没有，韩非子的学说于是便无了用武之地。秦始皇很欣赏韩非，他用了韩非的主张，但他错了，时移世易，如今已到了缓世，而他却还用韩非子为韩国量身定做的“急法”，结果秦王朝十余载便亡于农民起义。（秦国的法制始于商鞅，但灭亡无疑是使用了韩非的“急法”）于是腐儒们便有话说了，法家都是薄凉少恩之人，家用家亡，国用国破。这对法家、对韩非无疑是一种污蔑，吃药尚要对症，何况治国呢?！秦国的失败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了韩非的理论，怎么会不灭亡呢?那么韩非的法已随韩国的灭亡再无所用之地了吗？是，也不是。所谓是，是再也不会有一个情况与韩国完全相同的国家可以完全照搬韩非的理论了；所谓不是，是韩非的思想中法的核心内容却成了后世法之滥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接下来讨论一下韩非的“法、术、势”，其实按顺序来说应该是势、术、法。所谓势，就是君主之实，君主手握赏罚、刑戮、施惠于民而对位高权重的大臣形成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田氏代齐、子罕代宋等均是君主失势，臣下拥有君主之势，操刑罚、掌恩惠，民归之如潮、臣畏之如虎，韩非说“非臣敢弑君也，不得不弑也，势使之然也”。韩非对之十分警惕，他认为君主绝不能丢失、绝不能被任何人干预的便是赏与罚，任官赏禄“无听左右之请”，罚之所及猛如雷霆，亲近所不能劝。然后便是“术”，这个“术”，主要是针对小官吏，采用监视、密探、心理战术，使其不敢因官小、地偏而抱着帝威所不及的念头而懈怠。最后是“法”，这个覆盖的广度大，但主要是百姓，主要内容是鼓励生产，重赏死国之士，惩罚不务正业的儒、侠、言谈者等。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韩非在书中并未有如此严格的划分，概念之间多互相混淆，且“法术”二字常合用，以代表治国之道。在书中，对于“势”、“法”相关范畴论述较多，对于“术”则较少，而后世浅薄之人则只看到“术”，却看不到“法术”，说来也是一种悲哀。
说到“法术”，其核心可以用《有度》的一段话来表述“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此外，韩非子还多次强调“信”的重要性，反复举相关例子进行论述，如经典片段《晋文公攻原》等，其实这里的“信”就是坚守法律，不朝令夕改。多么先进的法学理论！君主信仰法律，有功者由法律考量功劳，有过者由法律审核罪责，一切唯法是依，其实诚能如此已经无限接近于君主立宪了。但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一切由法律定夺，那还要君主何用，君主又怎能享受那种为所欲为的感觉?所以君主是绝不会行法术的，但他们又迷醉于所谓的“驭臣之道”，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韩非子》不过是如此的雕虫小技，难怪后世会出现对《韩非子》的偏见。
那么《韩非子》是完美的吗？显然不是的，前面已经论述过，它只适用于特殊时期，并且有一些过激言论。可以十分负责任的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举措直接来源于此书，焚书与坑儒在书中皆能找到依据。对于焚书，《韩非子》中有“燔诗书而明法令”之语，其目的是使百姓“以吏为师”；关于坑儒，书没有明言，但从书中姜太公因为不听命于己而杀贤士狂裔、华士二人的故事足以窥出端倪。同时，韩非子没能认识到现实的曲折性，一味迷信严刑峻法，只看到了“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强调酷法使人畏惧而犯法者便会减少，缓刑让人不再乎便会有更多人坠入法网。须知法即使再重，用者不恰当只会适得其反，而轻法在同样的情况下却能延长一国的寿命。
总的来说，《韩非子》是针对韩非子当时所处韩国的法制宝典，具有特殊性。但若撇开开表面的东西，去认清深层次的内容，就会发现普遍性——法的本质。
